吴棣 | 悉尼艺术家广场的兴亡
著名画家沈嘉蔚先生和吴棣当年在街头写生
1992年10月23日，我终于登上了向往已久的法国巴黎的蒙玛特高地。巴黎的秋天是个多雨的季节，这天虽然没有下雨，天却是沉沉的。鸟瞰整个巴黎市区，灰蒙蒙的一片，连雄伟的巴黎铁塔也显得影影绰绰。
这里就是世界著名的巴黎艺术家广场。
常言说的好：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真实往往和想象有距离。我想象中的巴黎艺术家广场应该是开阔的有着古雕塑的巨型广场，无数的艺术家在同时作画。蓝天、白云，到处飞着鸽子…… 可是这里（如果这山顶上的一小块平地也可以叫广场的话），只有一、二十名艺术家，各有一个小摊位，环绕而坐。有的画油画，有的画水彩，大多数还是为游客画速写肖像。十月底的巴黎，天气已经相当冷，山顶上的风又大，游客极少，画家们都穿着大衣蜷缩在椅子里，有人经过就象征性地招招手，希望人们能坐下来。据说要取得这一席之地并不容易。这里是“终身制”，只有一位画家离开，另一位申请者才可以得到执照，常常要等十年以上。
我望着这冷冷清清的广场，大失所望。
我刚刚在广场边上的一家小咖啡馆坐下，就看见一阵大风把一个画家的阳伞连根拔起，那伞像一个五彩的大蘑菇，在灰色的天空里飘上飘下，给这冷清的气氛增加一点生气，所有的视线都被吸引过去。伞最后挂在一棵大树上，不少人跑去帮助那个可怜的画家把伞摘下来，我的思路却随着伞，悠悠忽忽地飘了起来，飘回了澳大利亚，飘到了悉尼的环形码头。
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是悉尼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旅游中心。轮渡要从这里启航，巴士要从这里发车。火车也要路经这里。面向海湾，她的右手侧是世界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左手侧则是旅游圣地——石头城。
1984 年，我刚刚到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周末，哥哥一家陪我去参观歌剧院，那时的环形码头，过路的虽多，但除了有一两个弹吉它唱歌的人外，并没有什么艺术广场的气氛。在去火车站路口的石柱边上，我忽然看见一个老太太，大约六十多岁，戴眼镜，她支起一个画架，前面有一张椅子，等着顾客的到来。这时，一位带着孩子的妇女走到她身边，悄悄说了几句话，老太太示意那小孩坐在椅子上，她就开始画起来。
她几乎每画一笔就要用手指顶一下鼻梁上的眼镜，小孩开始不耐烦地扭来扭去，妈妈在旁边大声地喝斥着，老太太吃力地画着，我不忍心再看下去。
在回家的路上，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个码头将是我谋生的地方，我刚刚在悉尼城市美术学院注了册，周一到周五要去那里上课，周末到环形码头画像将是我最佳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第二个周末，我就带着画具，小凳上阵了。老太太没有来，我选了另一个角落，把画好的肖像样子一字排开，样子一般多画一些名人，像麦克唐娜、杰姆斯丁、猫王等等。两张小凳摆好，我坐下开始低头看一本书，为的是不用直视过路的行人，只用眼睛的余光瞟着来来往往的人腿，各种各样的皮鞋。终于有一双腿驻足在我的面前，我佯装不知，还在看我的书。
“How much？” 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个满脸大胡子的中年男人用手指着我的画。
“Three Dollars” 我不知为何没有按原来想的五元钱的价格说出口。
他一屁股坐在我的对面，我急忙拿起画板，动手画起来，画人像速写这本是学美术的年轻人的必修课之一，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可是用它来挣钱却还是头一次。况且有不少来围观，我的手有点不听使唤，也不知怎么糊弄完这张画的，总之不像样子。可那人好像还挺满意，留下五元钱说不用找了。接下来就一张接一张的画。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找了个角落，把揉的皱巴巴的钞票从兜里掏出来，一数六十多元，我当时居然有种幸福感，心里觉得踏实多了。
除了五天在美术学院读书，我每个周末都风雨不误地赶到环形码头画像，价格也逐渐提高了。那位女画家只有星期六来，她说星期天是留给上帝的，她要去教堂，我尽量找一个远一点的地方摆画摊，以免干扰她。半年之后，老太太不知为什么再也不来了。
相隔不久，一位朝鲜老头来这里摆摊画像，朝鲜人架子很大，摆出一付大画家的派头，从不搭理人。他收费不是按每幅肖像而是按他花费的时间，15 分钟起价，半小时就要多一倍的钱，他画得极慢，被画的人常常看表，心情有点像不认路的人坐上了出租车。朝鲜人在画样前还立了一块招牌，自称是著名的 International 画家。可他的画实在不敢恭维，全部是遗像效果。每张画无论男女老少都是一样的面孔，和他本人一样没有丝毫笑容，一色的永垂不朽。
有一次我正在给一位女士画像，一阵小风把那女士的头巾吹落，我忙放下画板去拾，一回头，发现朝鲜老头站在我的背后，他不希望我发现他在我背后看我画画，四目相对，他蔑视地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在画像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不少的朋友（英文也长进了），其中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她看上去约有七十多岁，嘴唇涂得血红，脸上施着厚厚的粉。这在西方世界并不稀奇，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连续几周，每当我开始为游客画像时，发现这位老太太总是站在我的身后，对我的作品赞不绝口。
“啊！太像了！完美的作品！漂亮极了……”
我知道她的赞扬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被画的人听了却十分高兴，钱给得也痛快。围观的人也因此越来越多，我很想谢谢她，可每当我收摊要回家时，她却无影无踪了。
有一天傍晚，当围观的人渐渐散去，我发现老太太没有走，
她凑到我身边悄悄地说：
“你能给我画一张像吗？”
“那还用说，请坐吧！” 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感谢方法，示意她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
“噢，谢谢！不过我只是想请你帮我画一张照片。” 说完，她从手提包里小心地取出了一个精致的首饰盒，打开盖子，里面只有一张旧得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有两个人：一个高个子的青年军官和一位漂亮的金发姑娘。老太太指着那位姑娘说：
“这就是我。”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照片是在二次大战期间拍的，那位青年军官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而姑娘则是一所战地医院的护士，在一次空战中，飞行员受了重伤，在年轻护士的精心照料下，他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他们闪电式地恋爱了，爱得那么深。就在举行婚礼之前，英国人突然变卦了，他又爱上了另一位姑娘，并很快地与那个姑娘结了婚，一起回了英国，可以想象这对年轻护士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但是她并没有完全失望，她仍深爱着他，一直痴情地等着他，盼望有一日他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身旁，一等就是四十年！
看着老人浓妆的面孔，想到她每星期都要到码头上翘望，我的心不由得颤抖了。直到今天她还期待着与那位负心人重逢！好一个痴心的女人，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把照片拿回家，精心地把它画成一幅油画。我知道这张普通的合影对这位老人是多么的珍贵，因为属于她的只剩下这一点破碎而陈旧的回忆了。
一晃就到了 85 年底，整个环形码头开始大修，准备迎接澳洲国庆 200 周年。除了几个通道，火车站和对面的码头全部用木板围了起来。广场上到处堆放着施工用的材料。这种杂乱的场面反而使环形码头热闹起来。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纷纷来到这里，印象最深的有：“一人乐队” 阿莱克斯，歌手露西娅，粉笔画家克劳思，木偶表演家约翰，吹奏 “地就都” 的土人乔，家庭合唱团戴维一家，另外还有法国来的漫画家，跳霹雳舞的美国小黑人詹姆…… 总之，整个广场每走一处就围着一圈人观看各种各样的演出。
这些人不少是国际流浪艺术家，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到处以表演为生，人生的经历特别丰富。我非常羡慕他们，幻想将来也去世界流浪。
和这些街头艺术家一起，心里特别舒畅，没有丝毫嫉妒之心。除了朝鲜老头，大家都像兄弟姐妹般融洽，经常几十人相约一起去附近的酒吧喝酒，这些天性快活的人到了酒吧也是又说又唱，吸引不少人围观。
有一次我提议去文华社吃自助餐，大家热烈回应，我们一路说说笑笑走到文华社门口，可是守门人把手一横，拒绝放行，理由是服装不整，这伙身着破烂装，牛仔服的艺术家吃了闭门羹，只好垂头丧气的离开。可是没有五分钟，大家相互看看，又都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人人都取笑对方的“怪样子”人们常说“穷欢乐”，也许真是穷才有欢乐吧。
阿莱克斯是从捷克偷渡出来的难民，从奥地利转道移民澳洲。他对澳洲的自由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他惊奇这里为什么还有愁眉苦脸的人。
阿莱克斯是个职业的街头艺术家，半年在澳洲演出，另半年去欧洲闯荡。他一个人同时吹奏几种乐器：手抱吉它，背着鼓，头顶着钹，用脚来控制牵着线的鼓和钹，嘴里吹着口琴，嘴闲着的时候还用沙哑的嗓子唱歌。他的“一人乐队”演奏时，时常吸引大量行人围观，他告诉我他最爱演奏的是一支美国歌曲：Chinatown。
阿莱克斯肌肉十分发达，体力和精力都相当旺盛，那时我和他及他的女友琳卡分租一套公寓，这种给穷人住的政府屋十分便宜，唯一的缺点是隔音差，阿莱克斯和琳卡几乎晚晚做爱，那惊天动地的响动对当时还是单身的我来说无疑像是受刑，我忍无可忍只好去敲他们的门，安静了五分钟，琳卡的尖叫和阿莱克斯的喘气声就又此起彼伏了。
阿莱克斯常对我说，他的演出是重体力劳动，一场下来往往大汗淋漓。所以他每天的早餐绝不马虎，总是一大块牛排，两杯热奶和几个煎鸡蛋，（不像我每天是一色的方便面），这样他可以一直坚持到下午三、四点钟，休息一下再赶去英王十字街。
他往往深夜才回到家，先洗个热水澡，然后把沉甸甸的一大袋硬币倒在桌上，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慢慢数来，几乎每天都有三、四百元的收入。真不可小看这些街头艺人。
这天我刚刚来到环形码头，看到我平时画像的对面有一位抱着吉他的姑娘。她个子不高但十分苗条，蓝眼，金发，有一种使人过目不忘的魅力，我开始在石柱上挂我的招贴，画还没有贴好，那个姑娘已经唱起来了。
一点也不夸张，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美的歌喉。她面对着观众，脸上挂着微笑，蓝色的大眼睛隐约看到一丝淡淡的伤感。她一边弹着吉他，一边轻轻的唱着，在这样开阔的地方，她的声音就像有扩音器一样传得很远。
一首歌唱完，围观的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时往她打开的琴盒里扔钱，她只唱一首，不再唱，又像刚来时看见的那样，抱着吉它静静地站着，半小时后，她又唱了一首歌就走了。晚上，我向阿莱克斯打听这位姑娘：她叫露西娅，十六岁去意大利学习美声唱法，二十岁回到悉尼，曾在悉尼歌剧院歌剧团作专业演员，后来与导演不合辞职出来，幻想能唱流行歌曲出名，自己出唱片。
又一个周末，我正坐着无聊，这位姑娘不知从哪里跑出来，坐在我对面的小凳上，她用甜美的声音说：
“我看见你画的人像，画得很好。我没有钱，我给你唱一首歌，你给我画一张弹吉它的速写好吗？” 这有什么好说的，我马上拿起了画板。
她用手指拔动着琴弦，轻轻地唱起一支伤感的歌，我迅速地用炭条在纸上画起来，她还没有唱完，我已经画完。
她拿起画端详了一会，走到我面前，Kiss 了一下，就跑开了。
我头一次意识到我们的同胞开始在澳洲大批登陆，是 87 年底的一个早晨，我还没有起床，两个过路人从我窗外走过，我清楚的听见谈话中夹着一句国骂：他妈的。
紧接着，环形码头开始有不少大陆人的形象出现。
有一个周末，我拿着画具去环形码头，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子，一看就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她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墙上贴了三、四张皱巴巴的人像样子，其中还有国内美术学院的石膏像习作。她自己坐在小凳上，头都不敢抬。
“从哪儿来的呀？” 我站在她面前大大咧咧的问。
“广州，你呢？”
“北京。”
她好像并不想继续对话，又低下了头。我讨个没趣走开了，找到我的老地方，熟练地把画样子贴到火车站出口的圆柱上，刚坐下就人来问，一画就到了天黑，当我站起来活动活动累酸的腰时，那姑娘早没影了。
当年的吴棣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Kathy
第二天，我在相同的时间来到环形码头，一眼就看见我的位置已被昨天那位戴眼镜的女孩子“占领”了。她又多画了几张样子，也贴在那根圆柱上，也许她认为我画得多是因为这个地方“风水”好。她仍然低着头，羞怯地看着自己的脚。我耸了耸肩，连招呼也没打，就换到离她不远的另一个圆柱上去贴我的画样子。和昨天一样，刚刚将画具摆好，就有人来问，于是又一张接一张地画到了天黑。中间我偷眼看过几次那个女孩子，她一张也没画上，只坐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一连几个星期，再也没有在码头看见她。
一次极偶然的机会，我们相遇了，从那天开始，我们再也没有分开过，她成了我的老婆。
从中国各个城市来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会画两笔的都想在环形码头试试运气。我来得最早，新来的都很客气的向我搭话，一般都问颜色、纸、笔在哪儿买？样子怎样才能贴在墙上？画凳方便还是普通的海滩折椅好用等等，非常具体。如果我有客人，他们就在后面看，有时一呆好几个小时，没有多久，环形码头就有四、五个大陆来的画家摆摊了。
刚开始，大家互不干扰，距离拉得很开。为了引人注目，每人都画很多样子，一贴一大片。那时澳洲人对画像仍很新鲜，而且环形码头的外国游客非常多，也不在乎多几个画家。再加上唱歌、跳舞、弹琴的也多，反而显得更热闹了。
由于码头修理，市政厅和警察也放松了对这个地方的管理，不少小贩也开始在这里摆摊。这里都是游客，又不用交租金，百分之百赢利，吸引了几十个小贩。有的还越摆越大，架起几个大桌子，卖衣服、玩具、邮票、古币、墨镜、热狗等等。有几个兜售清凉油的恐怕是留学生群里最早做生意的（那时还没有进口集装箱的气派，只是卖随身带来的小商品），他们一边往洋人的大鼻子上抹清凉油，一边大声吆喝：Tiger Bar！Tiger Bar！
这时的环形码头，不仅是艺术家的广场，还是个大 Market，一到周末，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1988 年，澳洲 200 年大庆，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已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大多数人是借了一屁股债来的，一下飞机就面临着打工挣钱还债的压力。特别是 Chinatown 的中国餐馆来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工资压到两、三元一小时，工厂工也很难找到，留学生们常常三、四个人睡一间屋，一桶奶，两袋面包的渡日。相比之下，在环形码头画人头像的就成了天之骄子，运气好的，一天就可以挣个二百多元，所以不少人给国内准备来澳留学的人写信：你要是会画人头像就来，不会画像千万不要来！
也许是这个原因，更多的“画家”来到环形码头，大家见面都认识，都点头，但谁也不问对方姓名，特别是广东人一色的英文名。据说是万一黑了就马上转入地下，不至于给查出来。所以在环形码头的人都用外号相称：像我自己由于来得早就被称为 “老北京” 。之后来的北京人就叫做 “新北京” 。“新北京” 的弟弟来了就叫 “新北京弟弟” ，比日本名还多一个字。还有 “小上海” ，“老天津”，“小天津”，“老广东”（后来简称 “老广” ）等等。有的外号是根据印象起的，象专宰日本人高价钱的，被叫作“大屠杀”。在 Kings Cross 一带活动的画家被称为“老 King 狂”，“老虎机”当然是挣了钱就去喂老虎机的，还有叫 Rubbish 的，是画得最糟的……等等，等等，五花八门的名字。
这时候，各自为战的局面不再存在，只要一个人抓住客人，其他人就蜂拥而上。我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一见人多就头痛，索性躲到角落去画，可我刚一画上，一看四周，早已坐满了画家。
市政厅和警察终于光顾环形码头了。
首先被驱赶的是小贩们，在被市政厅管理人员和警察多次罚款和没收货物之后，他们的摊位逐渐消失了。
画像的一开始仍被列入街头艺术家而不加管束，这也就使得更多的人来到码头，连一些根本不会画画的人也滥竽充数地坐在那里瞎画。
“中国青年艺术家协会” 酝酿成立了，这恐怕是留学生的第一个组织，它既不搞民运，也不搞居留，目的简单明确：保护先来者的利益，和后来抢饭吃的人斗争。组织的召集人是外号 “党支部书记” 的老陈，上海人。他是画像大军里的中坚力量，他想的，说的，做的离不开画像。这时画家们再不是周末来广场，而是一周七天的坚守岗位。象老陈每天还要给自己定一个挣钱的指标，不到指标决不回家，他有时坐到夜深人静才收摊，有一次实在太累，想叫辆出租车，可出租车刚一出现，本想叫“TAXI”，可是他竟本能的挥着手高呼：
“Portiait！”
协会的成立并不能有效的阻止新来者的“入侵”，因为一画起来，谁也顾不上谁了。这时的环形码头成了只有夹着画夹子兜揽顾客的清一色黑头发，黄皮肤的画家广场。不要说洋人画家，连跳舞，唱歌的几乎也绝迹了，朝鲜老头也转移到英王十字街去了。环形码头的画家群最多时可达到五、六十人，场面之壮观令法国巴黎的艺术家广场也自渐形秽。不少澳洲人惊奇地问：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会画像？
环形码头的画家群开始由“化整为零”而逐渐演变为大兵团作战，常常十几人聚在一起。这反而造成一种气势，过往的行人不得不停下来观看。这一看就产生想画的欲望，象变魔术一样，人们一排排的坐下，几十个画家全不闲着。当然，其中不乏滥竽充数之辈，但奇怪的是画得不好的往往挣得多。因为画得好的一画上，观看的人认为所有画家都画得不错，很容易就坐下来了。但画得不好的一画上，观众摇摇头就走了，怎么拉也没用。
为了多挣钱，画像的速度也是惊人的，特别是身后有人等的时候，顾客刚点头同意，正在往椅子上坐的时间，他的一只眼睛已经画完了。一个乡下老太太给小孙女画像，刚掏出梳子给小孙女梳头，画家已把画好的像往她眼前一亮：“画完了，您呢！”
刚来的人英文不好，常常也闹出笑话：一位澳洲顾客嫌画得不好，拒绝付钱，画家愤怒地揪住他：“I look you no three no four, I give you a little colour see see！” （我瞧你不三不四，我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老陈是“党支部书记”，也常常帮助别人，新来的往往视老陈为“样板”，他的“洋泾浜” 拉客英文居然被录成磁带广为流传。刚来的画家首先要聆听他的“哼哼教导”，老陈也的确厉害，他画像时能做到自己手里画着，还能发现背后有客人来。
有一个杭州来的画家连老陈的“样板英文”也不会，自创一套，他见有客人来，大手一挥，示意客人坐下，客人一愣，摇摇头。他再挥一下，客人还摇头，他使劲再一挥手，客人就点点头，乖乖的坐下了。他因此得一美称：“砍三刀。” 真是灵得很，三刀一砍，不坐下的客人也坐下了。
日本人是画家捕捉的重点对象，特别是渡蜜月的年轻伴侣，一来他们出手大方，二来不会挑毛病，更重要的是不会英文，没法讨价还价，常常是被“宰”的对象，画家专门“宰人”的价格往往画完才亮出来，被画的人也常常看了脸色发白。画家们的口头语是：
“不宰日本人宰谁？想想八年抗战……”
后来一见有日本人来，往往几个画家一起蹦过去，吓得日本人躲进附近的小店不敢出来，从货架的缝隙向外偷看，生怕画家追进来。当年抗战时期，如果是这些画家上阵，日本人早投降了。
随着画家日益增多，环形码头的交通也受到一定影响，于是铁路局，船务局纷纷向市政厅抱怨。市容管理人员和警察同时出动了。巡逻车开上了人行道，和当年对付小贩一样，见到画家就没收画具、座椅，要交了罚金才可以取回。这等于断了画家们的生路，大家开始发愁，想办法。
被没收的座椅没人去取，因为罚金比买新的还贵，画家们开始使用装牛奶的塑料筐，为了照顾客人的屁股，上面垫一张硬纸板，广场中心上百件牛奶筐全部利用上了。画一画完，纸板一撤，用脚把牛奶筐一踢，走人了，真是又方便又经济。每天中午，画家们陆续来到环形码头左侧的草坪上，观察动静，如果一小时过去，市容管理人员和警察没有出现，大家就悄悄地一人提两个牛奶筐开始摆摊。画样子再也不贴在墙上，而是一人只拿一张夹在画板上，直接向顾客拉生意，一谈妥价钱，马上就画，两眼的余光还要留意有没有警察。虽然这时胆小的人已不来画了，为了生存，还是有相当多的画家上阵，一画起来又是一大排人。这时，不知谁小声说了一句：后面有警车。只见画家们以惊人之速度把画具一夹，拔脚就走，留下一排目瞪口呆的客人：怎么一眨眼的功夫，画家突然踪影全无。连赶到的警察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分钟前还看见一大片人，现在只剩下客人不见画家。当然也有个别贪心的画家，拉着客人的手一起跑，跑到一个角落，气喘嘘嘘地接着画。
画家们称其为“敌进我退，敌疲我扰”。
周年国庆结束，整个环形广场反而更加正规，市容管理人员和警察交替出现，他们也摸透街头画家的规律，往往两头夹击，被抓住的画家甚至送到警局拍照留底，警察拿着拍好的照片问画家：你看我给你们画的肖像怎么样？
画家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不少人索性去打工，也有人跑到黄金海岸或者去赶小镇的集市。整个环形码头开始显得空荡荡的，只有一两个弹琴唱歌的人，警察是不赶唱歌的人的，他们说弹琴唱歌是听的人任意给钱的，而画像是明码标价属于买卖，所以要取缔。由于广场冷漠，歌手的歌声听起来也有点凄凄凉凉的。
这时传来噩耗，老陈得了肝癌。
老陈在澳几年，几乎天天泡在环形码头，早出晚归，近在咫尺的悉尼歌剧院没有去参观过。他拼命挣钱但生活节俭，连 Chinatown 的快餐也不舍得吃，别人去吃饭，他宁可在门口等，别人笑他吝啬，他说：我们这辈人留学是骗人的，赚点钱将来供我的儿子真正来留学吧。
当他昏迷被送到了医院，医院马上动手术进行抢救，可腹部一切开，医生马上又给缝合了，癌细胞已全部扩散了。医生说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几个朋友去医院探望他，老陈还蒙在鼓里，他看上去精神很好，自以为动了手术就会痊愈，身体一好就又可以重返码头画像，直到有一天他感觉到自己不行了，终于下决心回国，不能死在异乡。
飞机场的检票口，我们和老陈告别，他坐在轮椅上，面呈柠檬黄色，不断向我们挥手。
国内有信来，说他死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
一度火热的悉尼艺术家广场也从此衰落了。
吴棣（Di Wu），出生于中国，他曾于1965-69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习艺术。1984-85年在中央美院就读连环画硕士研究生。1985-88年完成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同年移居澳大利亚。吴棣曾潜心研究西藏佛教艺术，在学习期间多次去西藏，尼泊尔，印度等佛教圣地采风。与此同时，他还远赴欧洲学习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构成了他自己独特风格的西藏系列绘画和壮观的大型艺术装置作品-曼陀罗。他在澳大利亚，英国做过多次个人画展，作品被澳大利亚新州美术馆，澳大利亚移民部，英国艺术基金会，及大量私人收藏。
近十年时间，吴棣关注到电子产品日益影响儿童们的健康发展，于是投身儿童绘本的创作和教育。
他把当年的传统连环画艺术与现代绘本创作结合起来，做了大量的实践与研究。为保护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做过多次公益讲座。他是中国现代连环画及绘本原创提倡和推动的资深专家。
早年曾任职于人民美术出版总社连环画编辑，并荣获全国“最佳编辑奖”。他担任责任编辑的连环画作品《人到中年》荣获“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连环画金奖”。他创作的彩色连环画《鉴真》荣获“全国第二届连环画创作评奖” 绘画二等奖。他在澳洲的国际顶级出版社及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出版了十几本儿童绘本，曾荣获“澳大利亚儿童图书协会年度图书奖”（The CBCA Book of the Year Awards）。
吴棣现任北京娃多福绘本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