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1978(上)

我的1978(上)

袁福成||江苏

1978年，共和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在结束十年文革动乱后破冰启航。1978年，我个人的命运也以告别农村、跳出农门，昂首跨进大学校门为标志，发生了根本改变。

1972年底，我们从一所乡镇中学的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回乡之初，被文革思维洗脑后的我们，还天真地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长达五年半的农民生涯却“碎落了一地芳华”。

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极端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最卑微的底层生活状态，理论上翻身做主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当家作主的普通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劳忙碌一整年，连基本的温饱都不能完全解决。国家制定的具有世袭特点的户口政策，决定了农民的孩子出生后只能是农民，贫穷代代相传，愚昧世世相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跳出农门、逃离农村，哪怕是外出学一门手艺（农村有“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之说），哪怕是月工资仅有几元、十几元的代课教师，哪怕是月薪不足二十元砖瓦厂临时工，都成农村知识青年的向往和追求。参军和被推荐上大学就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梦想。在当年，年轻农民想外出学手艺、做代课教师或打临工，也无权自主选择。离开农村外出谋生，首先要持有生产队、大队、公社同意的“三级证明”。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就可以将你逃离农村的梦想扼杀在摇篮之中。原本农家子弟还可依靠读书出人头地，而跳出农门的这一通道，也被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改革”给堵死了，建国后建立的高考制度被取消，大学生是由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推荐上学，不管你成绩多么优秀，没有任何后台的普通农民子弟，想进大学比登天还难。上大学的人群中虽也有农民出身的，大都是有权有势的干部为他们开了方便之门。我也曾尝试过去学校代课，被生产队长断然拒绝了。也尝试过报名参军，已通过了军检，又被大队以照顾更困难的家庭为由把我留下了。虽然跳出农门的希望十分渺茫，但心中的希望之火从未熄灭，苦熬五年多，终于盼来一线生机。

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被文革废弃十一年的高考制度。由于当时农村信息闭塞，既无电话，更无手机、电视、网络，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农村时断时续的有线广播。当我得知恢复高考消息时距高考预考仅剩十几天时间，好在考场就设在公社所在地，报名也在公社文教办公室，报名之后随即发放准考证。但因毫无准备仓促上阵，预考也未过关，第一次跳出农门的机会就这样失之交臂！仅隔半年，78年的高考又将在7月初进行。77年高考预考的失利给我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此时的我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原以为自己在学校成绩优秀，参加并通过高考预考应不成问题，后来发现77年高考的预考、统考命题是以文革前的初、高中教材为参考蓝本，数、理、化试卷尤其如此。而我们在文革中就读的是两年制高中，使用的数、理、化教材以学工、学农、学军的实用内容为主，数学教材中有工业制图、军事三角测算，物理教材中有农业机械的运用、电工常识，化学教材中有农药化肥使用常识，这些不成体系的教材内容，几乎与高考风马牛不相及。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有不少文革前初中生学过的数、理、化知识，我们在初、高中阶段从未涉及过，要参加高考还得从头学起。77、78年的高考，大批文革前毕业的初中生也能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而文革中的高中毕业生能考上的反而成了凤毛麟角。准确地说，我们的的确确成了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上小学高年级时文革开始，小学生整天跟着到处破四旧、贴大字报。初中、高中阶段名义上是两年制，学工、学农、学军、唱红歌、跳忠字舞就用去了大半年时间。当年的学校生活的确要比当今轻松愉快得多，学生的身体素质比现在的学生还好，但文化课功底很差。要不要参加78年高考复习，成了两难选择。不参加复习，要想跳出农门，除了高考这架“独木桥”之外没有任何门路。参加复习，文化课功底太差，必定会困难重重。好在我的家人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五十多岁的老父亲，大概是深知自己没文化吃的苦太多，希望最小的儿子能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极力鼓励我停工参加七八年高考复习。在县文教局工作的堂哥，更是在我犹豫之际，早早在建湖县城高考复习班帮我报了名，并几次托人带口信，催我尽快参加复习。因此，我这双拿了五年多铁锹和锄头的双手，又重新拿起了钢笔、直尺和圆规。

高考前的复习是短暂的，前后仅有不足四个月的时间。高考复习是艰苦的，高考结束后，我的体重和高考前相比，瘦了整整十八斤！我自认为一旦投入读书是舍得拼命的人，每天早晨坚持六点准时起床，凌晨一点睡觉，中午也从不休息。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连当时住在我们宿舍隔壁的文教局领导都十分心疼，常让堂哥劝劝我们要劳逸结合，以防伤了身体。我也深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对别人来说是复习的课程，对我们来说都是新授课。复习课节奏快，频率高，为了弄懂弄通所讲的内容，我每天早早起床，第一个到达复习班第一排座位上，因为只有坐在第一排，才能听清老师的讲课内容，看清老师的板书，才能快速记录下老师授课的细节，课堂上一时未听懂的，回到宿舍再慢慢梳理，直到弄懂弄通才算罢休。白天时间远远不够，就只能牺牲晚上的部分睡眠时间来补充。

在我看来，参加高考复习不属于脱离农村外出务工，因而既未向生产队请假，也未向大队报告，更未上报公社批准。因此便招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在生产队、大队干部看来，我未经请假擅自外出参加高考复习，既扰乱了生产队、大队的劳动力管理秩序，也动了社队干部们“权力”的蛋糕。于是，大队干部责成生产队长派专人找到我的复习地点，要我立即回生产队参加务农。明确通知我，带一次不回，除了承担被派人员的来回路费和误工报酬外，每天还额外再扣除我家十分工。我若不回去务农，我父母就得为生产队白白干活一天，还得额外贴上被派人员的误工报酬和来回路费。带两次不回家，每天要加扣至二十分工。先后三次派人到建湖要求我回家，都被我坚决拒绝了。我父亲原本就坚定支持我去复习，他也做好当年所挣工分被全部扣光的准备，要我安心复习。大队干部见此招不灵，又想出新的招数来利诱我，先是让人带来了入党志愿书，说只要我回家就优先发展我入党，并承诺培养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担任生产队长。甚至已找人将入党志愿书填写好，带到复习班让我签名。因我志不在此，拒绝在入党志愿书上签字。这下子可惹恼了大队书记，他们便采取新的报复措施逼我就范。

当年，我的四叔父在大队担任炊事员兼通讯员，由于四叔小时候就患有哮喘顽疾一直未能治愈。尤其在冬春季节，哮喘经常发作，因而干不了农村的重活、累活。但四叔天性聪颖，为人活络，当锅摸灶倒是一把好手，当时公社干部下乡，都是由四叔弄些农村土菜招待。后来，炊事员兼通讯员成了四叔的职业，所得工分能和生产队壮劳力旗鼓相当。这也是四叔一家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大队书记为了迫使我就范，结果把和我复习毫不相干的四叔撵回了家，并且明确告知我四叔，何时将我从复习班上带回，就何时再来上班。四叔一下子失去赖以生存的饭碗，首先在四叔家里就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四婶认为是因为我去复习才导致四叔被“下岗”的，四叔的“下岗"，一家人的生计就发生了困难，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我放弃复习。四婶碍于面子不便和我父母直言，通过祖父母来做我父母的工作，让我早早回家，

以便能使四叔早日恢复通讯员工作。父母通过顺人将口信带给我，要我回家一趟，和家人好好商量看如何处置。当时我想，若坚持不回去务农，四叔就丢掉了全家赖以生存的饭碗，我若回去，就失去了跳出农门的唯一机会，坚持复习至少还有一线希望，如放弃复习就任何希望都没有。我的心在回与不回之间痛苦地挣扎，后来我下决心回去一趟，想听听四叔的看法。回家后四叔的一番话让我喜出望外。四叔拍着我的肩头坚定地说，“你回去好好复习，将来你能考上大学是你的福分，如果考不上你也不能怨人。我的确被大队书记撵了回来，这事虽因你而起，但绝对与你无关，我将来即便讨饭，也决不在你门前经过。我没有本事为侄儿谋一份跳出农门的工作，还要将你从高考复习班上拉回来，叔叔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四叔的一番话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又毅然回到了高考复习班。

自从有了这场风波后，我思想上的压力更大了。心里常想，能否考上大学，不仅事关自己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甚至和四叔一家的前途和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考不上大学，四叔因此丢了饭碗，我无法向四叔交代。考上大学，即便四叔丢了饭碗，我也有了帮助四叔一家的能力。我一定要竭尽全力非考上大学不可。对我而言，既然这异乎寻常的复习机会来之不易，又怎么舍得浪费日常的分分秒秒？特别是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四叔的一番热情鼓励和郑重承诺，更让我丝毫不敢懈怠。此时的大队书记看这一招也未能奏效，四叔并未因失去工作而低头，我也并未因此而放弃复习。他们除了继续放话要加倍扣我们家工分外，也没有其它办法可想，我依然奋斗在艰难的复习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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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福成，江苏建湖人，公务员，文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退休后撰写的多篇文学作品在报刋、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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