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的“知”“行”问题，该如何对待？

知，含有认识、理论等意思；行，含有行动、实践等意思。知与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认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二者紧密相连，但究竟是“知行合一”，还是“知行分离”？究竟是“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古今哲学家们对此展开过许多辩论。

中国现代有位大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他原来的名字是陶文濬，只因在求学期间信奉明朝哲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道理，所以改名为“知行”，后来，他在实践过程中得出结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即“行先知后”，正好与王阳明的“知先行后”的主张相反。从那时起，就有顽皮的学生为他改名，常称他“行知吾师”。他本人非常乐意接受这个新名字，所以后来干脆就叫陶行知了。这当然称得上一段有意思的“知与行”的实例。

那么，陶行知为什么有“行先知后”的结论呢？他这样论述：

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我们先从小孩子说起，他起初必定是烫了手才知道火是热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过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过石头才知道石头是硬的。太阳地里晒过几回，厨房里烧饭时去过几回，夏天的生活尝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热。雪菩萨做过几次，霜风吹过几次，冰激凌吃过几杯，才知道抽象的冷。白糖、红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甜。碰着铁，碰着铜，碰着木头，经过好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硬。才烫了手又冰了脸，那么，冷与热更能知道明白了。尝过甘草接着吃了黄连，那么，甜与苦更能知道明白了。碰着石头之后就去拍棉花球，那么，硬与软更能知道明白了。凡此种种，我们都看得清楚“行之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富兰克林放了风筝，才知道电气可以由一根线从天空引到地下。瓦特烧水，看见蒸汽推动壶盖，便知道蒸汽也能推动机器。加利里翁在毕撒斜塔上将轻重不同的球落下，便知道不同轻重之球是同时落地的。在这些科学发明上，我们又可以看得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学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有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挥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

陶行知的语言通俗易懂，很容易说服人。他本人又是“行先知后”的成功实践者，为中国现代的教育做出伟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否定了“知先行后”的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王阳明就是错的，因为王阳明也是一个集大理论家、大实践家为一体的圣贤人物，他的体悟是深刻而清晰的。

王阳明（1472—1528年），今浙江余姚人。他早年一度沉迷于行侠仗义，接着又热心骑射，继之演习兵法，后又沉迷于“辞章之习”“神仙之习”“佛氏之习”，35岁时开始研习儒学，热诚地信奉朱熹的学说。他为了实行朱熹的“格物致知”，曾用七天七夜，下决心穷“竹子”这一“物”的理，但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倒了，在极大的失望中他不得不放弃这种尝试。王阳明也是一个政治家，经历了不少宦海沉浮，有一次他被贬谪到贵州落后的山区，在困境中他继续研习儒学，有一夜他突然大彻大悟，开创了著名的“心学”，认为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心是宇宙万物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王阳明

诚如《传习录》中那段有名的对话：“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王阳明“心学”的特点是他的“良知说”。他认为，良知是人心的灵明，而人心的灵明就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也是“理”的主宰，所以，求“理”应从吾“心”中求，“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王阳明也强调知行合一，但他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强调人要在内在精神上多下功夫。

除王阳明外，“知先行后”的代表人物还有著名的哲学家程颢、朱熹、陆九渊等人，他们普遍认为“须是知了方行得”，就像去一个地方，你如果不知道路，又怎么行得。

关于知与行，还有“知行合一”与“知行分离”的分歧，也有“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的不同意见。

关于前者，王阳明是“知行”合一的代表，而朱熹则将“知”“行”分成两截来说。

朱熹画像

关于后者，古代典籍《尚书》中认为“知易行难”，后世虽然没有人直接反对，但也提出“行难知亦难”的说法。到了近现代，孙中山明确地提出“知难行易”的说法，认为：“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是把“知”“行”当作认识论问题探讨的。他所说的“知”，是指科学知识与革命理论；他所说的“行”，是指科学实验与革命实践。

其实，中国哲学界关于“知”与“行”的认识，不同人在表述的时候，所针对的现实问题或哲学范畴有所不同。所侧重的角度不同，所阐述的层次不同，就一定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对于读者来说，如果是抱定“知行合一”思想的，不必马上否定“知行分离”之类的阐述，而应先搞清楚对方所阐述的真实含义，以及对方想解决的问题，然后结合自身的情况，看看对自己有无启发、有无益处，最后再做取舍。如果不是持此态度，就必然钻入牛角尖，容易把自己教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