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译局｜文学作品中女主人公的「自厌」情结
作者：Lucinda Rosenfeld
编译：Anna
校对：LIT.CAVE
编辑部配图：Online
在几代人以来，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和艾玛·包法利（Emma Bovary）都可称为文学作品里自我厌恶的女主人公中的佼佼者。
对于安娜来说，抛弃丈夫和孩子的愧疚感，加上她嫉妒的天性，迫使她毁掉与渥伦斯基伯爵的爱情，并卧轨自尽。
而对艾玛来说，她在一场婚外情中，被一个负心的单身汉甩了，她无法偿还因购物成瘾而欠下的债务，最终用一勺砒霜了结了自己。
最近托尔斯泰和福楼拜对于女性自我伤害方面的解读引起了激烈的争讨，这要归功于女性小说家们对女性角色「将愤懑加于自己的身体上的表现」（自残）的致力探索。
在莎莉·鲁尼的两部小说中，两位20多岁的主人公要求她们的情人在床上打她们。
在《聊天记录》(Conversations With Friends, 2017)中的弗兰西斯(Frances)是一名大学生，也是一名有抱负的诗人，她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受了伤害的人，什么都不配，」并把自己的身体描述为「垃圾」。
在《正常人》(2019)中，玛丽安瓦解了她与敏感的同班同学之间的爱情，起初，她让一个有钱人虐待她，后来，一个变态的艺术家给她拍了极具侮辱意味的裸照，并且在他们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而这一切显然都是因为玛丽安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且错误的坏人，」，「她所有的努力是正确的，有正确的观点，说正确的事情……而这只是掩饰了她内心深处的东西，她邪恶的一面。」
同样，瑞雯·莱兰妮（Raven Leilani）的处女作《光彩》(Luster, 2020年上映)中自称「办公室荡妇」的伊迪（Edie）鼓励她的已婚情人推她、打她，并将一把武士刀插入她手中。
与此同时，在奥蒂萨·莫什费格（Ottessa Moshfegh）的《我的休息与放松之年》(My Year of Rest and Relaxation, 2018）中，无名的年轻叙述者滥用安眠药和镇静剂于自己体内，试图使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沉入睡眠之中。
「除了睡觉，你还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她最好的朋友在她难得有知觉的时刻问她。叙述者写道，「我选择忽略她的讽刺，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但我没有天赋，我告诉她。」很快，她又昏过去了。
在梅丽莎·布罗德的小说《牛乳喂养》(2021年)中，洛杉矶一家人才管理公司的员工瑞秋从让自己挨饿到狂吃垃圾食品。这个转变在瑞秋爱上了一个大号冷冻酸奶机时就开始了，她开始释放自己的恐惧，「像是旋转到无限大，亦可能是虚无，或者缩成一个小团，或者大到只能看到碎片，如此笨拙的我永远不能掌控那么一个巨大的虚空，只有毁灭，只有死亡。」
最后，在丽娜·安德森（Lena Andersson） 2016年出版的瑞典小说《故意无视》(Willful Disregard )中，30岁左右的聪明作家埃斯特离开同居男友，去追求一个高傲年长的艺术家，她与其说是自我厌恶，不如说自我击溃。尽管这位艺术家清楚地表明他的兴趣并不在此。埃斯特写给他的那些未被回复的文字，很可能会让那些为了追求爱情或渴望而牺牲自尊的读者感到一种痛苦的寒意。
但是，安娜和艾玛可以看作是被压迫在性别角色和各自时代和环境的人,为什么会出现最新一批自我厌恶者们我们无从知晓，她们有幸享有社会身份和性自由，这在她们的祖先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但她们饱受自我厌恶的折磨，拼命自残。
当然，不管一个人的社会学数据是怎样，人类的状况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我们很难不注意到，这些主角都年轻、聪明、迷人，除了伊迪之外，都是富裕的白人。读者们好奇这是怎么回事，也情有可原。
鲁尼把自己的动机归因于另一个自我，从「晚期资本主义」（弗朗西斯）的毁灭，到家暴，以及在高中（玛丽安）成为一个笨蛋。因为这些想法没有一个是完全成熟的，或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布罗德认为瑞秋的父母是她饮食失调和自尊心受挫的根本原因。当她把自己饿到绝经的地步时，她的母亲坚持说：「厌食症患者比你瘦得多，他们看起来就像集中营的受害他们必须住院治疗。你不是厌食症。」
在《我休息与放松的一年》一书中，莫什费格拒绝为叙述者想在沉睡中度过一生的愿望提供任何解释。读者可以了解到她的生活虽然不满足，但却很舒适的细节。但它们以一种冷冰冰的方式传达出来，让这部小说读起来更像是荒诞主义寓言，讲述了现代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失联」。
我想知道，从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些书是否反映了对当前自由左翼对「父权制」俗套的不满。大获成功的《正常人》(Normal People)和《我休息和放松的一年》(My Year of Rest and relax)都是在#MeToo运动的高潮时期出版的。然而，大量的新闻报道描述了有权势的男人滥用职权，在雇佣中争夺那些天真且毫无戒备的年轻女性，这与这些小说中的性世界观相距甚远。
更重要的是，男性角色并不总是遵从。无论是《聊天记录》中的已婚情人，还是《正常人》中玛丽安敏感的男友，尽管女主提出了要求，也都不愿意伤害女主人公。当玛丽安令人害怕的艺术家情人承认他对她有感觉时，她显而易见地带着厌恶离开了。
同样，莫什费格笔下的情感超然的叙述者似乎对被「利用」于性的经历无动于衷。关于她的前男友，她说：「有一次他说他很害怕弄得我ʻ太激动’了，因为他不想伤我的心。所以他弄我很有效率，也很自私，当他结束时，他会穿好衣服，检查他的传呼机，梳理他的头发，亲吻我的额头然后离开。」
就好像这些小说里的主角，在面临是「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还是成为「男性受害者」的选择时，都选择了前者。不难想象，这些书的大部分女性读者可能更喜欢这种方式。首先，这种姿态让这些人几乎离题了。「事实证明，一个人可能会想念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除非在她的想象中，」安德森写道，她笔下那个超级敏感的女主人公先发制人地对一个既不了解她，也不想要她的男人怀有强求。
这种态度也与朱迪斯·罗斯纳（Judith rosner）1975年的畅销小说《寻找古德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形成了有趣的对比，那是另一本讲述女性自我毁灭的书。
小说大致根据一个真实的谋杀案改编，讲述了一位在布朗克斯长大的名叫特蕾莎的教师的故事。她患有小儿麻痹症，只能一瘸一拐地行走。和她同时代的虚构人物一样，特蕾莎认为自己已经不健全，因此不仅不值得爱，也不值得生活：「他们怎么能不相信，如果她在第一次生病时就死去，而不是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会更好呢？」
当特蕾莎的自尊问题与性革命纠缠在一起时，这为她害怕被束缚提供了理由。然而，她在自我保护上的毫无态度的意图逐渐偏离，和她已婚的大学教授开始了一场婚外情。此后，特蕾莎还拒绝了想跟她结婚的好心的律师，转而与她在酒吧里结识的不受约束的陌生人进行匿名性行为约会。我们在小说的前几页了解到，这些陌生人中有一个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并用棍棒把她打死。
但即使没有她被暴力死亡的预兆，特蕾莎在男性的陪伴下仍显得脆弱和无助，这是今天虚构的「自厌者」所不具备的——也许是因为后者似乎都是自身功能障碍方面的专家，因此即使失控也能控制自己。罗斯纳描述特蕾莎时用了“头晕”、“害怕”、“不安”和“濒临危险”，但无法搞明白自己的眼泪。这45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牛乳喂养》和《我休息和放松的一年》中，「治疗」都以古怪和不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形式出现，而叙述者却巧妙地战胜了他们，这是一个引人发笑的主题。「治疗」的主流化可能是决定性因素。
在《寻找古德巴先生》的最后几页，特蕾莎考虑寻求专业帮助。在一个出乎意料的情节点中，她还没来得及躺到沙发上，生命就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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