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 | 贵阳五之堂书店二十年的坚守之路
本文授权转载自出版商务周报
从桥洞、木板楼、地下室，到一栋大厦的21楼，这家开在贵阳的特价书店，在过去的20年里，经历过6次搬迁；尝试了各式各样奇怪的地段，承受着来自各方面尤其是成本的压力，最终还是在“放弃”与“坚守”的抉择中，选择了后者。与这个抉择相伴随的，是超过千名的铁杆书友，和2万种新旧书籍。
延安东路时期的五之堂（2012—2018）
2018年底，由于贵阳延安东路124号的老邮政管理大楼租金持续上涨，“2004年搬来时租金是27万，到搬离时租金变成了72万”，和线上渠道冲击之下国内书店业的普遍低迷，在这里经营了14年之久的五之堂书店，无奈地向外界宣布将停止营业，“也许这次是永久性闭店了。”五之堂创始人舒奇峰回忆道。但一众书友、朋友却舍不得放弃，他们通过公众号、信件、播客等方式，苦苦呼吁，其中一位老书友更来电说，希望将店搬迁至位于南明区花样年华大厦16层的自家房子里，“房租随便”。舒奇峰自己也不忍放弃这个经营了20年的书店品牌，于是2019年3月，五之堂·楼上书店开业。
这是个“失败”的选址，楼层过高导致出入不便，没有大型商场导流，也没有密集的人流经过。但2020年11月20日，书店的微信公众号五之堂阅读空间，发布了一篇名为《云上五之堂，更上“五层楼”》的推文，表示五之堂非但不会“向下”，反而准备“再上五层楼”，搬到更高的21层，因而由“楼上书店”变为了“云上书店”。“我们不妨来做贵阳市最高的书店吧！”那篇推文中写道。
21楼现在的书店
利润也是微薄的。据舒奇峰透露，2020年五之堂的新、旧图书零售，只创造了100多万的营收，“利润大概有十几万。”2万种图书，一半是新书，走的是微利，“进价加5个点或10个点就卖出去了，几乎无利润”；另一半包含了特价书、二手书和古旧书，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售价从3元、5元到3000元、5000元不等。“旧书的利润要比新书高一些。”他说。
自2000年创立以来，五之堂书店一直作为贵州省唯一专业经营和运作出版社库存正版新书的特价书店示人。除此而外，店内还珍藏许多珍本、善本古籍，以及贵州地方乡邦文献资料。秉承“好书、好价”的经营理念，五之堂持续20年，为特价图书的二次流通贡献着源源不断的力量。
如何接续旧书市场？
说起特价书市场，舒奇峰的思绪就回到了1997年。是年，中国出版市场出现了两个变化：一，图书定价陡增，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二，“零库存”概念问世，意味着此后书店不再承担库存的压力，没有卖掉的书，可以退回出版社。
于是从1997年开始，库存上涨变成了出版社需要面临的问题。这就为特价书市场的发酵，奠定了货源基础。事实上，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国内旧书业很发达，只是后来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了旧书市场的整体断裂。如何在社会层面把它重新接续，是当时一众书店人考虑的问题。“我在创办五之堂以前，已经和出版社打了七八年交道，因此我和特价书的缘分，就从1998年开始了。”舒奇峰说。
出版社的库存书，主要体现为价格优势。由于五之堂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人文社科方向，舒奇峰一开始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这样的大社收书。拿货价格无一定之规，有35折、40折，也有低至2折。
这种相对低廉的收购价，却也对选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是“二次流通”，所以便不再存在“退货”的概念。那么，经销人就要保证所选的书，不能再次在手上积压。舒奇峰把库存书看做医院里的病人，他自己首先要像医生那样对“病书”进行诊断：有的书本身选题可以，只是印量过大；有的书因为定价过高，导致滞销；有的书装帧设计不过关，使得优质的内容与之俱损。“你要去判断出版社的发行渠道是否有盲点。”不管怎样，只要找到了症结所在，舒奇峰都愿意给这些“病书”一个重获新生的机会。
在二手书方面，舒奇峰的货源更加广泛。除了常规的淘书，广大的书友群体，也为五之堂提供了不少助力。2019年一位在大学里做教授的书友，因要前往东北，几千册书无法随行，便打算找五之堂处理。几经辗转，终于在年前两三个月交付完成。结果，这几千册书成为了五之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最重要的货源。
对于“散户”，五之堂收书有三种方法：第一种叫“一枪打”，书店依据书的品相内容做一个大致判断，把书全部收走，统一给个最终价格；第二种则是精挑细选，拿出选品那一套标准，有选择性地挑走书店想要的书，按册结算；第三种为“寄销”，即把书友的二手书放在五之堂的平台上销售，定价收入公开透明，最终双方针对这部分的营收按比例分账。第三种方式尚处在推广阶段。
当然，书友的实力从来不可小觑。有人送来普通的二手书，也有人能送来珍贵的善本古籍。比如有些文化老人的出让，或这些老人去世以后，子女对其父母书籍遗产的处理，都可能涌现珍品。随着五之堂在当地声誉日隆，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文化从业者、出版从业者，一有善本的消息都会通知舒奇峰，拍卖会、拍卖公司有相关的业务，也会主动询问他的意愿。“这些年，经过我手的名人手札、书信、地方志、手卷、手稿、乡邦文献等等，加在一起不下万种。”
五之堂现在的珍本图书区
据了解，这类古旧书籍能占到五之堂动销品种的10%，因为很多清代、民国出版的书具有收藏价值，所以均定价较高，往往在500元到5000元之间。这部分营收能占到书店零售的20%。
我在贵阳修古籍
对于古籍，比销售更重要的是保护。随着手中搜罗的文献越来越多，舒奇峰决定依植于书店成立一个“五之堂藏贵州古籍文献修复室”。那时是2006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要在一年后才能问世。
五之堂藏贵州古籍文献修复室
舒奇峰在接受贵阳日报采访时谈及做古籍收藏和修复的初衷，表示想尽自己所能，尽可能地将那些流失在外的有关贵州贵阳的古籍文献聚集起来并修复完整，“这些富有贵州区域特色的古籍文献，具有民俗学、版本学等多重方面的价值，可能为今后贵州区域文化的研究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对于熟悉的学者朋友，我愿意免费提供资料。”
2007年5月25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式挂牌成立；6月，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在其省图书馆宣布成立，舒奇峰是专家委员之一。
最早古籍修复者就是店里的员工，由舒奇峰去北京请来专业的师父授课。一开始只有3个人，后来队伍逐渐扩大，到现在有10个人。每一个人都经过了严格选拔，舒奇峰说，第一这个人要能静得下来，第二他要喜欢、肯钻研。2015年7月10日，五之堂在店内举办了一场名为“古籍修复现场演示”的活动，四位专家中的两位，是五之堂自己的古籍修复员。
“古籍修复现场演示”的活动
现在这支队伍已经非常成熟，不光负责修缮本店的古籍，还能承接省市的档案馆、图书馆的相关修复业务。拆书、洗书、晾书、补书、装订、锤平、打眼、订线、装皮，一道道工序，需怀虔诚之心，行文化之事。“有些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意思了。”
像这类to b的业务，会有相对稳定的资金保障。档案馆、图书馆每年都有专门的财务预算，且随着文物管理要求的提高，相关预算也在逐渐增加。古籍修复室现在每承接一项，收入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在管理上实行独立的财务结算。五之堂还打算以修复工作为原点，对这块业务进行链条化延伸，从古籍文献的整理、修复，到数字化生成，实现一站式服务。
渠道也能反哺上游
诚然，书店作为渠道是用来卖书的，但作为一条特殊的“古书”渠道，近年来五之堂以其丰富的乡邦文献资源，已经开始发挥它反哺上游的作用了。
贵州省于2016年启动了《贵州文库》出版工程，截至2020年11月，已编辑出版贵州历史文化典籍三批共52种239册。其中，五之堂堂主舒奇峰作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聘馆员，以多年求索、研究古籍的经验和收藏资源，也参与到了这一重大的出版工程中。
《阳明先生像册》
无名氏/绘 袁枚等/题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年1月
比如2019年1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阳明先生像册》，选题就是舒奇峰提出，五之堂收藏着该书的光绪时期石印本。有趣的是，在投入具体的编辑工作之后，项目组竟在贵州省博物馆找到了该书的原本。有了原本，当然比用石印本影印更佳。舒奇峰感叹：若非五之堂有这个石印本，恐怕省博物馆的原本就要一直沉睡在角落里了。此书出版后标价3600元，首印350套，被一抢而空。
此外，像《李湛轩自叙年谱》《蟫香馆使黔日记》这些《贵州文库》出版的重要图书，所采用的底本均由五之堂提供。“《贵州文库》最近一批项目中，11种里面有9种的底本是五之堂的。”因此， 五之堂也成为了《贵州文库》独家授权的发行单位。
舒奇峰表示，除了《贵州文库》的出版事业，五之堂今后也会针对自身优势，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样优秀的出版社合作，推出以'五之堂’命名的图书品牌，方向以贵州文献档案、传统优秀国学图书为主。这就为书店自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韵致。由于20年的长期经营，五之堂结识了一批高质量书友——高校群体的学者教授，舒奇峰也在考虑，能否将他们基于书的买卖关系，转化为出版合作关系，即把他们变成“五之堂”系列图书的作者。
舒奇峰和伏案签名的贵州省社科院佛教专家的王路平
现在从上游到渠道，又从渠道回溯上游，舒奇峰带领五之堂，可以说把整个出版链条都走了一遭。面对线上渠道对实体书店的冲击，他也在促动五之堂做出适应性地改变，譬如在孔夫子旧书网开设了“贵阳五之堂书店”，现在店里70%的销售额都是由线上创造的。但他并未把五之堂变成单纯的网店，因为他知道实实在在的空间感，书香环伺的文化体验，无论如何都不可替代。面对电子阅读对传统出版的冲击，他在盘算着以后能不能把实体书往奢侈品的方向打造。“我最近在研究民国书，发现他们和现在有一个不同，就是他们把书的封面叫做'书衣’，而我们叫'装帧设计’。”称呼的变化，反映出行业心态的变化。“做出版，还是需要有情怀的。”舒奇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