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举师范旗帜，铸教育精魂——读周挥辉、董中锋编著《中华大学在重庆》

左起裴高才与周挥辉社长在华中师大出版社

　　近日，2021年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评审结果公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华大学在重庆》《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第三—五辑）》等四部专著入选。

　　周挥辉、董中锋两位教授编著的《中华大学在重庆》一书，主要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的中华大学西迁重庆期间，克服困难、坚持办学的故事，进而总结中华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人文精神。

《中华大学在重庆》书影，华中师大出版社2020.2

　　笔者与周社长挥辉教授神交已久，最早敬读其合编的巨著《中国教育的脊梁：著名教育家成功之路》，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他执掌的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的《韦卓民全集》与《章开沅文集》，爱不释手。我们首次见面，则是庚子盛夏，经著名近代经济史与辛亥革命史学家、华中师大副校长彭南生教授介绍，与之洽谈拙作《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即将由华中师大出版社推出）的出版事宜。

裴高才：中国私立大学开山_台北传记文学第一一六卷总第696期第73页.

　　文人见面一本书，我们互赠了《田长霖新传》、《中华大学在重庆》等书，倍感温馨。此次幸会，尤其是拜读了大作《中华大学在重庆》之后，其“打捞”死档案、“抢救”活档案发掘的一批稀见史料，正好弥补了拙作《陈时》的不足；对周兄秉持高校出版社的文化特色，挖掘百年学府深厚的文化底蕴，十分敬佩。所以，遂将所感所思，跃然纸上，聊表谢忱。

裴高才：田长霖新传，湖北教育出版社2015.6

　　手捧周兄相赠的《中华大学在重庆》，不禁勾起了我对陈时这位从故乡湖北黄陂走出的杏坛巨匠的回忆。陈公曾言：

　　“我办了三个中华大学咧！一个是1912年在武昌创办的中华大学；一个是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流寓式的中华大学；一个是复员重建的中华大学。”[ 谈瀛：《略述陈叔澄先生的办学经历》]

陈时（右五）与严士佳等中华大学名师合影

　　作为中国私立大学的开山、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号叔澄，1891－1953）倾注毕生的心血与倾家办学，非议不予理睬，困难不改其志，官禄不动其心，办学时间之长，在海内外影响之大，为中国教育史所罕见。曾被周恩来当年称赞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清苦教育家”。

　　作者住在重庆市档案馆翻阅原始档案，在众多的史料中，该馆馆藏的《有限责任中华大学员生消费合作社请购煤炭社员名册》，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当时中华大学的教职员工与家属共183人，其中校长陈时一家15人，教务长严士佳（黄冈人、留美教育家）家4人，系主任余家菊（黄陂人、留英教育家）家7人。

文学院长、留美博士邹昌炽教授

　　因战时煤炭供应紧张，中华大学的教职员工与家属每人当月按计划供应风煤40千克。

　　文学院长、留美博士邹昌炽（宜昌人）教授住在禹王庙里数平米的陋室，室内只有木床与旧书桌各一张，桌上的打字机、油印机是他自刻腊纸、自编自印讲义之用。他烟酒茶不沾，唯一的爱好是喜欢吃洋面包，而重庆没有面包，他偶尔弄一点猪油，用刀片涂到黑面馒头上解馋。足见当时生活的艰困。

人到中年的陈时

　　作为首部全面介绍陈时率中华师生流寓巴渝办学的非虚构史实作品，文史兼容，全书七章27万字，160幅图、表，从辗转西迁、筹资办学，到学校管理与校园文化诸方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华大学抗战期间，播撒教育火种、弦歌不辍的壮举。搁笔之际，陈时的话语仿佛仍在耳边回响：

　　“我办中华大学，好比佛教建寺，开头我是大护法，大施主，同时当上了方丈。不久就远出化缘，抗战时等于挂单，沿门托钵……”[ 陈时：《忠诚老实的陈述》]

（原文《华中师大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