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趣阁｜《自由、权力和所有权》别洛策尔科夫撕基著(1984年版) / 开普饭

《自由、权力和所有权》别洛策尔科夫斯基著，林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自由、权力和所有权》关于作者

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 (1928年生) 于1952年毕业于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化学系。这正是斯大林反犹太主义的嚣张年代，结果犹太人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失业了。直至斯大林去世，犹太医生——这些“穿白大褂的杀人犯”——被恢复名誉后，他才找到工作——在一个青年工人业

余中学担任化学和物理教员。

从1957－1958年起他成了中央一些报刊 (《消息报》、《接班人》杂志、《莫斯科》杂志和其它报刊) 的编外记者，主要负责工业和科学领域。与此同时，他发表了几篇小说。1962－1963年《莫斯科》杂志和苏联作家出版社发表了他的小说《在邮车上》。评论家们认为这是一本诽谤性质的书，苏共中央和克格勃予以追查，并拒绝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加入苏联记者协会。1966－1968年期间，他在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数学经济研究所社会学实验室工作，同时又是《文学报》科学部的工作人员。1968年苏联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审查，别洛策尔科夫斯基被《文学报》解雇，苏联作家出版社停止排版他的书和一本故事集，认为它们在思想上是有害的。从此时起直到1972年11月离开苏联为止，他一直找不到正式的工作。

1970年起，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参加了保卫人权运动和争取自由移居国外运动，他是《萨米兹达特》几篇文件和文章的作者。1972年他参加了在苏共中央大楼里进行的绝食斗争，以表示抗议非法逮捕从事犹太运动的积极分子B.马尔克曼。他曾几次受迫害和预捕。

移居西方后，别洛策尔科夫斯基仍继续当记者，在西方报刊发表文章和报道。1976年他在西德《阿赫别尔格》出版社任主编并出版《民主抉择》文集，其作者大部分是具有自由主义的左派倾向的苏联新侨民。

现在，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西德定居，并同欧洲的“第三条道路运动”合作。《阿赫别尔格》出版社就是该组织的出版社。现在给读者们提供这本著作。

本书前三章是在苏联写成的，其它部分在流亡期间写成的。

《阿赫别尔格》出版社

《自由、权力和所有权》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别洛策尔科夫斯基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曾任中央一些报刊的编外记者，在对苏联社会的分析和研究中，形成了一种“综合世界观”。本书认为，由于苏联实行全面国有化，导致在消灭产生资本主义一切坏现象的掠夺性的竞争同时，也消灭了企业间竞赛性的竞争，导致自由市场的消失，导致两大部类的生产比例失调，国家为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把一切人变为不负责任的、没有任何权利、只能严格地照办上面命令的奴隶。然而在电子控制手段不断发展的时代，领导人的职业制和终身制驱赶了最有水平、最有创作力、最有知识的人。作者分析了苏联社会的“六个阶层”的精神面貌，认为人民是消极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是倒退的，在苏联几乎没有未受到由于制度而造成的精神和肉体方面创伤的人，人民不能接受现存制度。作者认为，应建立一种“理想的制度”－自治制度，即建立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权基础上的自治。只有这个制度才能使人们向着最高道德和谐地发展，并借助于这个形式，在一切与自已有关的事情上取得发言权，即权力——自由。自由、权力和所有权——这就是自治社会的简略公式，三者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所具备。它区别于政治民主和集权国家经济相结合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又区别于象南斯拉夫，把极权主义的国家权力同工业自治结合起来，自治集体无权影响国家政权决议的空洞的自治。这种理想的自治社会的国家机器最大可能是无党派性质的，国家和集体、集团的所有权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

该书中的观点、材料对于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各种社会主义的模式，“自治”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出版此书，供有关的研究工作者和党的干部阅读参考。但书中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以及专政与民主、权力与自由等观点是不恰当的或错误的，希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斟酌、批判。

《自由、权力和所有权》前言（别洛策尔科夫斯基）

1973年10月16日，我同妻子及两个孩子乘 “波音－747” 飞机越过海洋在美国的肯尼迪机场着陆。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环顾着周围的一切，对这个国家我是既熟悉又陌生。

原来，我父亲曾在这里居住多年，自然他常常给我讲起美国和所谓的西方情况。他曾作为英国海军的水手周游世界达四年之久，以后于1910年终于在美国“抛锚”了。在当英国水手之前，他也曾在俄国海军的帆船上服务了四年。他对高度、自然界和冒险都很熟悉，因为他在纽约成了摩天大楼的洗窗工。

在美国的最后几年他接近了美国第一个工人党“世界产业工人党”，在一次危机期间他参加了失业者向华盛顿进军的队伍。当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立即同许多积极的政治流亡者一起经远东回到了祖国。

在我父亲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在那上面写道:“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

我的父亲回俄国后尽了一切努力去实现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嘱托，即阻止俄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成为作家后，他又为建立苏联文学而战斗，用他的《狂风》剧本奠定了苏联戏剧的基础。他在自己的许多剧本和小说中，继续不遗余力地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等级森严。

而我在1972年，在父亲去世两年后不得不离开苏维埃俄罗斯的国土，也许永远不能再回去了。我的行程同父亲当年的行程一样，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和他不同，我没有带来任何书面的嘱托。但是，如果我的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末毫无疑问他们会写下这样的话:“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促进在那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 我的朋友没有写这样的嘱托，因为很明显，所有离开苏联的人都怀着对苏联现存制度的仇恨。许多人的仇恨扩散到俄国革命所追求的所有理想方面。这些人离开时感觉都比较轻松。然而，我并不属于这类人，而且也许永远不会加入他们的行列。我父亲的异常多样而艰难的生活经验不能不深深地打动我的灵魂。我决不能把他的经验一笔勾销，而且我懂得，其中有不少是真理。这使我似乎成了两种命运，两种不共戴天世界的代言人。

我到国外不久，有一次在罗马见到季娜伊达.沙赫夫斯卡娅，她是个公主，是巴黎《俄罗斯思想报》的编辑。

我问她: “您不感到我们的会见很值得纪念吗?”

“哦，是的”，——她沉默了一会儿回答。从她的语气中我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这使我不得不突然告诉她，无论如何，我不认为自己是父业的敌人。

她微笑着问。“您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吗?”

——“不!”

——“马克思主义者?”

——“不知道，也许一部分 ....

——“那么，您是什么人?” 她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看着我。

我那时没有找出很恰当、很确切的话来回答她。我只是告诉她，我就是还忠实于我父亲的某些最初的理想的人。后来，我找到这个很合适的简单明了的词汇: 综合! 我懂得了自己属于一种所谓综合的人们之列。这种人在苏联是越来越多了。

在本书中，我试图给这一新的综合世界观描绘个轮廓，把它从苏联现行制度和苏联社会中分析总结出来。

本书大部分内容已在莫斯科写成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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