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万日军占领一小县城，却仿佛进入无人世界，只有400条野狗狂吠
沁源据点的日本鬼子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来到一个小村庄找吃的，见村口摆着一尊神像，下面压着一面日军的膏药旗，旗上写着一行大字:“小鬼子们，你们的实验怎么样了?”敌人恼怒不已，但仍然表现得非常“专业”，小心翼翼地用一根长竿子把神像推倒后，见什么也没发生，便大胆地去收那面旗子，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旗子下的石雷爆炸了，一片人仰马翻，鬼子又一次失算了......
盘踞在据点的日伪军被沁源人民“调教”得精疲力竭，没人请这群恶狼来 ，这也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从哪里就该回哪去。
1940年到1942年之间，日寇用残酷的“三光”政策来镇压沁源人民的反抗。1942年10月20日，敌人的一次“扫荡”，单是在太岳中心区，老百姓被杀死三千，烧房子的烟飘满了山沟，到处听到哀痛的哭声。在晚上，人们不敢在山沟里走，不是怕敌人，而是太阴冷，太悲凄，使人觉得不是在人间。
1942年，日军在这里插了一块牌子一“山岳剿共实验区”，但当日军第36师团和第69师团6个大队，以及从附近县区纠集来的伪军共一万多人开到沁源时，他们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
日寇在城门口插了一块“实验区”的牌子，沁源人民却在满山遍野竖起了“正气沟”、“坚定庄”、“顽强圪梁”、“伟大山庄”这样的牌子，使侵略者每走一步，都胆战心惊。
沁源人民都到哪里去了呢?是怕了，逃跑了吗?不，当然不是，沁源人民在中共沁源县委为核心的领导下，与决死1纵队第38团共同组成沁源围困指挥部，8万军民对日寇进行了一场长达两年半的围困斗争。
经过充分动员群众，开展思想教育，由主力部队和民兵掩护，在短短的五六天之内，1万多人的秘密大转移全部转移到沁河两岸的深山密林，使日军的占领地区及其周围形成了“无人区”。
在大转移时，群众和民兵用粪土、头发、死猫、烂狗等脏物污染破坏了水井，把能带的粮食、蔬菜、锅灶、衣物、被褥等物资都带走，带不走的全部埋藏隐蔽，使日军没有水吃，没有粮食，睡觉连木板、席片都找不到，只得铺杂草就地而卧。
在安沁和二沁大道两旁的23个村镇，除了据点里的日军、伪军和被抓来的苦力外，看不到一个沁源群众的影子。日伪军使用种种法子，引诱老百姓回去。出来“扫荡”时，看见飘着炊烟的村庄，他们故意不进去，但在山沟里见人就杀。他们这样做，是想告诉群众说:回家安全，躲开却死。广大群众没有畏惧，宁愿住在山沟里，也决不顺从鬼子。
日军驻剿沁源后，网罗汉奸、特务，用尽软的、硬的、苦的、辣的等各种手段也没有组织起维持会。一次，日本鬼子把一个叫阴明之的士绅抓到了城里，给他吃好的、喝好的，希望由他出面组织维持会、动员老百姓回来，但他死活不答应，最后还找机会跑回了山沟里，和大家一起对日寇进行围困。
于是在这个敌人统治的世界里，只留下山脉、河流、土地、石头、树木和残破的房屋……方圆数百里以内像荒冢野坟似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只有空中不时传来几声觅食的乌鸦呱呱的叫声，更增加了几分荒凉和恐怖的气氛。
昔日美丽繁华的县城，如今变成了魔鬼一般的“地狱”。全城除了民房变成的兵营以外，只有日军的“随军合作社”、“随军妓院”等两三户“人家”。此外，还有已经饿得到处乱窜的400多条野狗，在日夜向这些闯入它们家园的侵略者狂吠，吓得日军竟不敢轻易走出兵营一步。
驻在城关镇里的日军伊藤大队长向驻临汾的师团长写信诉苦说:
“来到这里没有人，没有粮，没有水，天天有病倒的……”
困住日军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主动出击抢回藏起来的粮食，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3年1月下旬，一位城关老汉趁夜回村抢出了自己埋藏的3斗小麦，这使县围困指挥部受到启发，开始组织38团和城关民兵组成12人的抢粮小分队摸进城关据点抢粮，后来抢粮队伍成全员性的了 。
每到夜里，百姓就悄悄摸回家，有时一夜之间竟出动军民上万人。后来，抢粮运动升级成了“劫敌运动”，不仅抢回自家的粮食，日军的东西也让百姓“打包”回来了。沁源城内北街有一个妇女叫郭效兰，连续几次摸回家，背出了八担粮。有一次，她竟摸到日军的粮站，把日军装好的五斗小麦也扛出来，一下子成了群众心中的的劫敌英雄;“劫敌英雄”史载辕，有一次摸进敌人据点，居然把一箱子弹给扛了出来。
当时，战士们和民兵一道，每隔3天就在二沁大道上伏击一次敌人的运输队，每隔3天摸进城里袭扰一次敌人的据点。他们掩护群众夺回被敌人抢走的牛羊财物。敌人运输的牲口、大车、绳索以及枪支弹药、电线、药品等军用物资也常常被他们劫走，甚至连睡觉时脱下的皮靴也会不翼而飞。
不仅要困死饿死日寇，还要他们如坐针毡、度日如年。
城关的三街九巷，碉堡四周的铁丝网下，及至敌人的澡堂、伙房、马棚都成了他们埋雷的地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爆炸。夏天，百姓们把死猫烂狗拴上地雷扔在碉堡底下，再把地雷用野草石头伪装起来，太阳一晒，臭气冲天，敌人一拖死猫烂狗，马上就“轰”的一声一命呜呼。
夏秋之交，沁河和无数的山涧小溪里青蛙很多，每当雷雨过后，此起彼伏叫声连天。民兵们灵机一动，又发明了“蛙鼓战术”。他们白天捕捉了大量的青蛙，往嘴里、肚子里塞上花椒、辣椒或大蒜，到夜晚悄悄放到敌人的据点和炮楼附近。受到刺激的青蛙便呱呱地彻夜鸣叫，吵得敌人心烦意乱，虽有机枪、小炮，却无法对付。
有时，他们趁黑夜在据点周围泼上大粪，或者点燃大量的辣椒，风一吹，熏得敌人连炮楼上的小窗孔也关得严严实实，热得就像蒸笼一样，彻夜难眠。民兵们开心地说:“敌人有毒瓦斯，咱有土瓦斯，用这种'土瓦斯’效力还挺大哩!”
秋天，果子熟了，民兵们就在据点附近果树上的浓枝密叶上拴上手榴弹，敌人如果想摘点果子吃，一摇树枝就当头爆炸。当严冬季节到来时，他们又摸入据点，放火点燃柴草，敌无可奈何，只好士兵挨冻，骡马挨饿。就这样昼夜交替，季节反复，敌人无时无刻不在部队民兵的袭扰之中苦苦支撑着。
二沁大道是1700多日伪军的一切生活和军需物资的运输通道，沁源军民在此要道上利用地雷、水雷、跟拉雷(前踏后响)、草雷(在草丛中设伏)，空炸雷(在空中树上设置），多次炸毁敌人的运输车辆。
在数九寒天，利用陡坡的有利地形，往路面上洒水冻结成冰，上面覆盖浮土，称为“冰坡”，日军车辆通过，大多车撞人伤。有一次，一下就困住了鬼子10几辆汽车，缴获了大量面粉、罐头、子弹和枪支。军民搬完战利品以后，甩了十几个手榴弹，把所有汽车的马达全部炸毁了。
由于在补给线上不断地伏击，使日军给养经常中断，伤亡也日益增多，日军吃不到粮，吃不到咸盐，甚至把战马杀死充饥，战斗力逐渐衰落。
补给线指望不上，日伪军就打老百姓麦子的主意，眼看成熟了的麦子，又被沁源军民一抢而光。仅仅一个晚上，沁源据点的附近，有七千老百姓参加割麦。月光之下，只听见七千把镰刀嚓嚓的声音。第二天敌人起来时，看到原是广阔无边的一片金黄的麦穗完全消失了，麦子搬到山沟里去了，农妇和民兵都唱起歌来，日伪军再次崩溃！
在对日伪军围困战中，沁源军民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战略战术:广泛地进行麻雀战、冷枪战、摸敌哨兵、袭击骚扰，大摆地雷阵，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绝日伪军的粮源和水源等等，将敌人搞得焦头烂额、寸步难行，不得不放弃外围的据点，不断收缩。
1943年1月，日军首先撤退阎寨、中峪等外围据点，四五月间又放弃了城关东门外的大片阵地；8月，二次撤出霍登据点。1944年春，被迫退守到城内草坡下的一片地堡和窑洞中。1945年初，日军只得龟缩在城西草坡上下的2个碉堡和一排窑洞中。
日军所谓的“驻剿”部队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从伊藤大队、斋藤大队、到上崎大队，冈村宁次的“试验田”，没有取得任何“实验”成效，最终破产。
日伪《新民日报》的随军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
“沁源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
1945年3月11日，英雄的沁源军民总动员，对日伪军守敌发动总围攻，300多民兵组成12个爆炸队，另有30多名爆破能手组成机动爆炸队，正式参战民兵达4000余人。
首先爆炸队将4000多颗石雷虚虚实实，布满了城关、交口日军据点周围和二沁大道，形成了多层的地雷网和地雷阵，完全断绝了外援进入。民兵们白天在山头点烧狼烟、吹号、打锣鼓;黑夜打冷枪袭击日军。日军日夜惶恐不安，被迫组织突围，突围中触响了60余颗地雷，死伤30余人。
由沁县前来接应的日军1000余人，在二沁大道上也触炸地雷90余颗，也遭受重大伤亡。在我军主力部队和沁源民兵奋力阻击下，日军死伤300余人。当年气势汹汹而来，如今有的拄着大枪做拐杖，有的东放一枪、西放一枪，狼狈不堪如乞丐，最后侥幸逃出沁源县境。
1944年4月的一天，毛主席问孙炳文是哪里人，当得知他是沁源人后说:
“好啊!英雄的沁源人民，英雄的城。”
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英雄的沁源人民实行空室清野，不给鬼子一颗粮、一滴水。围困指挥部组织民兵配合部队，对日本鬼子进行偷袭、骚扰，把水井填了，把碾子磨子破坏了，最后终于把敌人赶出了沁源城，这是史无前例的奇迹，是真正人民战争的楷模。沁源围困战的胜利，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延安《解放日报》为此还专门发表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
于此同时，沁源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根据沁源县史统计，日寇侵华战争中，日军在仅有8万人口的沁源县，总共杀死沁源人口9153人，被抓走至今杳无音信、生死不明者1573人，被日本鬼子侮辱而患性病的妇女1641人，被日本鬼子酷刑致残者14250人，烧毁房屋246935间，掠走骡马11143匹、猪羊173200头，抢走粮食107400石。其他损失难以数计。
但英勇的沁源军民，抗战到底的意志从来没有动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沁源人民，真正没有一个贱骨头，没有一个做汉奸的孬种，全体获得了无上的光荣，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围困战的光辉范例。也充分证明了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