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语言乌托邦的诞生与毁灭
（马贵：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
影片最直接也最深刻的寓意就在于语言/词语如何记录亡魂，铭刻灾难。若把历史学看作一种打捞工作，那结尾处，雷扎一个一个地念出那些亡者的姓名时，电影的历史学目的也得以达成。
一部电影的引人之处就像某个话题的噱头，或显或隐，情节都围绕着它打转。对于《波斯语课》来说，让观众全程揪心的主题是“幸存”。“二战”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中，“幸存”主题下有不少杰作，例如《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这些拥有反思性的电影，致力于在极端境况下去探讨人性。极端境况也是特殊事件的催生器，我们看到的更多并非直陈其事，而是另辟蹊径。就像《美丽人生》本质上是一个残酷童话，《波斯语课》是一则寓言，关于语言乌托邦的寓言。因此，幸存取决于如何编织起这个乌托邦。
《波斯语课》海报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纳粹集中营里的比利时犹太人。作为一部“幸存”主题影片，它的戏剧性巧妙地集中为：主人公如何创造出一种现实世界不存在的语言去保住性命。死里逃生的他，伪装为一个波斯人，教一位渴望在战争结束后去往德黑兰开餐厅的纳粹军官波斯语。但实际上，他对波斯语一窍不通，随时随地都有败露的危险。这种张力，犹如两人之间紧拉的弦；这根弦的名字叫“信任”。我们可以回头审视一下这部电影的海报，让人印象深刻：在那张录入犹太死囚名单的书桌前，囚犯小心翼翼，斜瞥身边的纳粹军官。他们一坐一站，一高一低，表现出权力的悬殊。囚犯斜瞥军官手中那张发黄的稿纸。稿纸上写着他刚刚编造的的四十个“波斯语”单词。而这些单词，全部取自死囚姓名的词根。
创造一种语言，始自命名。看完电影，观众不会关心主角的原名，而以“雷扎”——主角杜撰的波斯名称呼并记住他。这个异域的名字是护身符，电影中他一直是被这么呼叫的。“雷扎”开启了一条虚构的链条，后面是一连串犹太囚犯的名字。“雷扎”主导语言工程，运用众多名字衍生出一套“波斯语”。如果我们追溯这个语言故事的源头，那应该是主角在装满犹太死囚的车上用最后一枚面包换来一本波斯神话书的时刻：他从书的扉页看到这个名字。这是“面包与鲜花”奇遇的“二战”版本，所有的灵感与拯救源于其上一枚花瓣闪烁的光辉。影片用这样的开头，似乎暗示我们，“鲜花”比面包拥有更成熟的救赎力量。换句话说，不是别的，是我们的知识、道德和勇气给予我们从历史拯救的机会。
“波斯语”乌托邦悄然呼应着巴别塔传说。上帝为防止建造巴别塔，把人类打散为不同语言的存在。这样，不同语言族群相遇时，隔阂横亘在前面。人与人之间如何实现认知和沟通，则仰赖着翻译。翻译使交流可能。雷扎所做的翻译工作——将纳粹军官给出的德文词翻译成“波斯语”——最直接的一个结果是，取得了纳粹军官科赫（Kech）的信任，保住性命。同时他的翻译携带着更为触目惊心的效果，体现了影片的寓言性质。集中营的残酷现实逼迫那些名字失去所代表的生命维度，甚至消失。把它们“翻译”为“波斯语”，给每一个名字赋予意义，变成有意义的名词或动词。比如，雷扎对一个丢失的洋娃娃的名字（也一个小孩子的名字）Aviva，赋予的意义是“生命”。于是，有嘴巴在说“波斯语”时，这些人就在被不断地提及。
不过，就像许多人质疑的那样，影片中的“波斯语”经不起语言学意义上的检验。一门语言不仅有单词，还有语法的支撑。对于真正的波斯语来说，用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拼写；基本上采用“主语-宾语-谓语”的词序；修饰语实际上在中心语之后；动词通过词尾的变化，体现人称、时态和与语气等语法范畴等等。影片中的“波斯语”教学的核心几乎仅限于名词和动词，语法则是德语的语法。也就是说，雷扎在虚构语言时不是以语言系统的角度，没有什么周全的考虑。他仅仅是不断补充名词和动词，搭建起一个基本世界的框架。这个世界以饮食、自然和朴素的事物为主，是科赫的乌托邦。
《波斯语课》剧照
另一个主角科赫是这个语言乌托邦的中心支柱。科赫是一位纳粹上尉，他身上汇聚着充满吊诡的心理和感情。在人物功能上，他担任着戏剧动力推进者的角色。是他几次给予雷扎存活的机会，将其送入采石场又救回来，这让“波斯语”课继续进行。也是他从前往波兰集中营的队伍中把雷扎揪回来，更多死囚的名字有机会进入“波斯语”中。在这些关键时刻，这个德国军官是拯救者，“波斯语”创造工作的成全者。有时，观众甚至会觉得，整部电影的主角应该是这个既性情温和、又易暴怒的德国军官。他身上显露出某些纳粹的精神症候：对犹太人轻蔑背后深藏的恐惧。在欧洲近现代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中，犹太人发挥优势，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他们流动于世界各地，在许多方面展示出引人侧目的适应性和竞争性。犹太人的后来居上引发了当地人的反感，纳粹就是在这种犹太焦虑的氛围中登上历史舞台。在对犹太人的恨意与蔑视背后，隐现着对他们社会、经济文化能力的忌惮。电影中，科赫身着挺拔的制服，头颅高昂地发布命令，但其骄傲的姿态终究被一个细节击溃。当他听到雷扎用同一个“波斯语”单词翻译面包和树时，他感到不对劲，瞬间恼羞成怒。他感到受辱，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犹太罪犯如此轻易地欺骗。一种智力、经验和语言知识上的上的匮乏，让这位纳粹长官受挫，临近奔溃。温和的他，挥舞着拳头把对方摔在地上：“我相信你，但你骗了我，这是为什么？就为了你和其他犹太人可以拿我当笑柄吗？”揍完雷扎后，他砸烂的拳头滴着血。
但科赫既不执行枪决，也非营中的指挥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没有什么权限，仅仅是一名厨师。显然，电影并不想把他当作穷凶极恶的代表。他身上有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平庸之恶”，在恶与暴力的链条上发挥作用。科赫掌管死囚的档案，也负责军队的饮食。在整个作恶的运作链条上，他提供了计划、能量和助力。偶尔，当他用德语咆哮时，我们目睹他那些恐怖的面目。另一方面，当雷扎问及他为什么会加入纳粹时，他坦白自己被某种不知名的激情裹挟而至，糊里糊涂地参兵。但在内心深处，他怀着对因他加入纳粹而与其决裂的“兄弟”的思念，后者在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又移居伊朗。他渴望重操旧业，回归餐饮工作的普通生活。而他的这种渴望，持续转化为学习“波斯语”的热情。
在科赫身上，恶与温情奇怪地共存。两者通过德语和“波斯语”，被分化地表达。德语是集中营的常规语言，纳粹军人用它对囚犯轻蔑、辱骂，发布命令，在聚会的餐桌上，用它谈笑风生。而官僚之间的流言蜚语，也通过德语秘密地流布。在女下士与指挥官的私情、女下士之间的嫉妒较劲、以及纳粹官员上级与下级暗中的博弈等权力关系里，德语是主导语言。在所有的德语台词中，很难听到让人感到温暖的话语；反而充斥着野蛮、高傲、攻讦与算计。而科赫用学会的“波斯语”所讲述和表达的是集中营的禁忌。他用“波斯语”回忆身世，讲述与“兄弟”的羁绊和他对厨师工作朴素的热枕。这些都在告诉观众，在科赫这个人物身上有不少与集中营格格不入的地方。“波斯语”是仅有两人明白的意义网络，为他提供一方内心深处的庇护所。
无论如何，在雷扎与科赫之间，最终凭借“波斯语”搭建起了一个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科赫尽情畅想，在精神上脱离于纳粹军人。而雷扎，变成数以万计的死囚中的特例。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俩之间的关系，在“波斯语”的加持下变得温顺。开始时，他们是军官与囚犯、命令与执行的关系，其中是轻蔑与恐惧。但在语言的教授-学习中，军官反而是学生，囚犯一变为老师。这种关于要求他们必须去掉偏见，交换想法。通过“波斯语”的交流，科赫与雷扎的关系渐渐变得丰满，他们之间渐渐产生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交流”的东西。
《波斯语课》剧照
然而，“波斯语”的有效性仅仅局限在两人之间。它是唯有他们才能理解的符号和知晓的秘密。这意味着一旦有第三者参与，秘密就面临着败坏。“波斯语”的乌托邦会因渗进任何怀疑的念头，而变得岌岌可危。电影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平静压抑的叙事进程中制造戏剧性。比如，影片的后半段，集中营来了一名真正的波斯裔囚犯。一直对雷扎怀有恨意的士兵拜尔（Byer）非常兴奋，立刻将这个波斯人调出，野蛮地揪着雷扎与之对话。这一段，让观众为雷扎提心吊胆。让雷扎度过此劫的，是他曾用从科赫那里拿来的食物帮助过的一位意大利籍犹太兄弟；后者帮他割破了波斯人的喉咙，但也因此陨命。雷扎渡过劫，是苦难中善意的闪光和回响。电影暗示我们，即便在最极端的情境下，人性还是会因相互馈赠而流动起来。
影片有一个情节让我们印象深刻。当科赫已掌握大量“波斯语”单词，能用这门语言讲述身世，还能用来写诗。他把写的诗读给雷扎听：
风把云送往东边
在那里
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
我知道
我会幸福
随着云
飘向的地方
不论在任何语言中，这首诗运用了最简单朴素的词汇。诗的语调真挚而舒缓，是用一种怡情的语调表达反战情绪。但我们无法忽略它出自一位纳粹上尉。不论如何，这让人细思极恐。《波斯语课》回应了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的问题。斯坦纳是著名的人文主义批评家，但也是一位对“大屠杀”有痛彻记忆的人。他曾在《语言与沉默》中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为什么会这样？”
斯坦纳的提问，最终落脚于艺术对人性和道德承载之上。为什么文明的进展越久，野蛮的暴力就越强烈？而艺术常常不是抵抗政治的暴力，而是逆来顺受，甚至使其看来更加雅致。这个问题更常见的另一种的说法是：艺术纯粹自为，与历史之间拉开距离。实际上，电影也对这个议题给出了它的答案。科赫并未因为内心的温情而被原谅，正如有观众精辟地总结到，当他说出一个“波斯语”单词时，倒下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当他念出一首诗时，燃烧的是一大片无辜的尸体。雷扎的犹太姓名被隐匿，但他存活了下来。而更多犹太人被投进焚尸炉。历史的暴力是双重的，它想要人与其名统统消失。在纳粹败北之际，指挥官匆忙地把死囚名单和档案投入燃烧的壁炉中。不遗留任何痕迹意味着“查无此人”，仿佛恶行如消失的烟一样，轻飘，无形，从未发生。《波斯语课》具有浓重的回望性质，集中营的外景弥漫着冰冷的雾气，象征着那段瘆人的年月。而这部电影的决心，便是穿透并照亮它。影片最直接也最深刻的寓意就在于语言/词语如何记录亡魂，铭刻灾难。若把历史学看作一种打捞工作，那结尾处，雷扎一个一个地念出那些亡者的姓名时，电影的历史学目的也得以达成。
影片以蒙太奇的方式，呈现了两位主角的下场。雷扎一个一个念出被屠杀者的名字。科赫在登机时，终于被识破，“波斯语”的乌托邦毁灭了。有些观众或许会设想另一种结尾：为什么不让科赫被识破时，雷扎也在场呢？那样的情境是怎样强烈，科赫会心痛还是彻悟？这种设想实际上认为，科赫对雷扎的信赖、袒护，以及两人基于“波斯语”的共度时光，最后会成为情感张力的加强剂。由此，一切很有可能在人性纠葛中结束，二人世界的情感矛盾冲向历史的前台。
但是，影片并未如此避重就轻，虚化掉历史审判。面对数以万计的亡魂，一段胁迫下发生的“师生”情谊根本不值一提。更何况，雷扎不是科赫拯救的——他的生命原本就属于自己。《波斯语课》是沉重的回望，任何屠杀题材的艺术都必须是沉重的回望。“生命”这个词并不轻渺，不像一枚惨遭蹂躏的布娃娃，洗一洗就能恢复原状。影片结尾把两位主角放在两个时空，撑开决然的态度。它再次提醒我们：科赫的“波斯语”乌托邦看似美好，但它始终是以数以千计尸体上面建立起来。无论如何，历史的道义不会允许它持续更久。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德国军官永远也无法逃至德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