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用水加氟：一个温故知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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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级论文发表5k8征稿网，作者：江晓原

编者按

我在这里将饮水加氟和转基因稻米争论联系起来，并不是想祝愿转基因稻米有朝一日在中国能如饮水加氟在美国那样大行其道。恰恰相反，我认为应该从饮水加氟的故事中，获得如何对待转基因稻米的有益参考。

——江晓原

江晓原，男，1955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副理事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1994年中国科学院特批晋升研究员，次年成为博士导师。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出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之首任系主任至今。

　　最近关于转基因稻米的争论日益加剧，这让我想起半个世纪前美国曾经发生的一场关于饮水加氟的争论，回顾这场争论中的一些情节，对于眼下国内的转基因稻米争论，也许不无某种参考价值。　　

　　早在20世纪初，牙医们已经发现，有些人牙齿上的色斑与他们饮食中摄入的氟（fluorine）元素有关，但是有这种色斑的人，他们的牙齿往往反而更健康，龋齿更少发。这种现象有地域性，医生们发现这是因为各地饮用水中氟的含量不同所致。于是推测，摄入少量氟，可能能够有助于防止儿童龋齿。不久美国公共卫生署（USPHS）对5个州的13岁儿童进行调查，证实了上述猜测。这个结论也被其他一些国家的类似调查所证实。

　　由于氟是一种相当毒的物质，如果长期摄入剂量过高的氟，可能导致癌症、神经疾病以及内分泌系统功能失常之类的后果，所以为防止龋齿而摄入氟的方式很有讲究。服用药片或含氟的食品添加剂，当然可以摄入氟，但容易出危险，而在饮用水中添加适量的氟，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方式。

　　到1945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开始在纽约等地进行对照实验，来检验摄入氟化物防止龋齿的假说。原定要持续10年，但到1950年，他们发现摄氟儿童龋齿发病率下降了50%以上，遂宣布实验已经得出结论，建议在饮用水中缺少天然含氟量的地区可向公共饮用水中添加适量的氟。为这个结论担保的组织有美国医学会和一些牙医协会。　　

　　事情到这一步，要让今天的唯科学主义者看来，那就很简单了——既然已经得到“专业”医学机构的认可，饮水加氟在科学上已经“正确”无疑，那还等什么？只消国家有关部门一声令下，向全国水中缺少天然氟的各地饮水中加氟即可。可是在美国当年，为了饮水加氟这件事，爆发了全国性的剧烈争论，持续十几年之久——事实上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平息。从1950年至1966年，美国为了饮水加氟问题举行的公民投票，竟达952次之多！而这些公民投票中的将近60%（566次）是反对加氟的一方获胜。

　　在这场争论中，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和科学家是一方，许多公众是另一方。据说赞成加氟的一方中，通常以社会地位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士为多（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本来大体上就是正相关的）；而反对加氟的一方中，当然也有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但总体上以社会地位较低的蓝领居多。这当然可以解释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更容易相信有官方机构和医学会担保的“科学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争论中倒似乎看不见利益集团的影子——这种利益集团目前在中国的类似争论中却是经常可见的。首先饮水加氟不是什么大生意，成本很低，没什么好争夺的。其次，牙医协会支持加氟，看来还是出以公心的，如果他们医德败坏，那就应该站在反对加氟的一方——让龋齿病人更多，牙医不是更能赚钱吗？

　　在美国，饮水加氟的主张最终占了上风，现在有1.7亿美国人生活的社区公共饮水中加了氟。饮水加氟还被美国人视为20世纪公共卫生十大成就之一。不过许多欧洲国家并未在这个问题上追随美国，中国也是如此。　　

　　对于这场饮水加氟争论，后来的研究者归纳为三个主要问题：有效性；2、安全性；3、个人权利。

　　对于有效性，似乎双方都无异议。安全性就比较有争议了，因为氟本身是有毒物质，现在要将它加到日常饮用的水中，难免令人有所忧虑。虽然科学家一再说明微量的氟加入饮用水中有益无害，但这是一个相当抽象的结论，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来说，自己的知识不足以判断此事，却要将自己和孩子的健康安全寄托在陌生人的担保上，难免感到不踏实。毕竟，我们饮用没有加过氟的水已经千万年了，不也好好的吗？

　　在今天看来，最有意义的争议焦点是个人权利。即使我承认饮水加氟防龋齿有效，对人体也安全，但我就是不愿意喝这种水，难道不可以吗？为什么我喝原先的水的权利要被剥夺？这个抗争理由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可以成立，因为尊重个人自由是美国的基本信条。40年后（1990年），美国一位专栏作家（J. J. Kilpatrick）回顾此事时这样说：“倘若必须在失去一颗臼齿和失去一种自由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宁愿失去臼齿。”

　　况且，这类涉及人体健康的问题，其有效性和安全性都不像物理学问题那样可以得出精确的结论，任何专家的结论都只是一个概率。这种局限当然会加剧公众对饮水加氟的疑虑。

　  最近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在谈到转基因稻米时说：“哪怕从科学上100%地证明了某物是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百姓觉得它不安全，不购买它，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有人觉得这话荒谬绝伦大逆不道，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至今还陷溺在唯科学主义的泥潭中无力自拔。事实上，刘华杰教授的话虽然有一点修辞色彩，却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不存在“纯客观”的安全性，任何安全性都有社会建构的成分；当公众还认为饮水加氟或转基因稻米不安全时，就意味着它们的安全性尚未建构完成。　　

　　我在这里将饮水加氟和转基因稻米争论联系起来，并不是想祝愿转基因稻米有朝一日在中国能如饮水加氟在美国那样大行其道。恰恰相反，我认为应该从饮水加氟的故事中，获得如何对待转基因稻米的有益参考。为此，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做一些比较。

　   饮水加氟与眼下的转基因稻米相比，有如下异同：

　　有效性：饮水加氟能够减少龋齿。转基因稻米能够入口，能够下咽，能够充饥。两者都属有效。

　　安全性：已经半个多世纪了，饮水加氟在美国和一些国家基本上被认为是安全的。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则目前尚在剧烈争论中——有人建议国内那些研发者和力挺者自己先食用转基因稻米，以便祛除公众对此的疑惑，却被研发者斥之为“不可行的”。

　　必要性：饮水加氟能够减少龋齿，确实有一定的必要性，尽管不加氟也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毕竟人类千万年来一直在饮用没有加氟的水。而就转基因稻米来说，目前中国并无粮食匮乏之虞，推行转基因稻米没有什么必要性。

　　个人权利：在公众的饮用水中加氟，被认为是对不愿意饮用加氟水的那部分公众个人权利的侵害，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是可以成立的。如果有一天，绝大部分中国人民不得不食用转基因稻米——这样的场景正是转基因稻米的研发者和力挺者梦寐以求的，那当然就是对不愿意食用转基因稻米的那部分公众个人权利的侵害。

　　利益集团：饮水加氟背后基本上没有利益集团，因为这一种低成本的公共措施，没有人能够从中发大财。转基因稻米背后则有明显的利益集团，国际资本或明或暗地利用转基因植物打败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种植产业，已经上演过许多次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眼下的转基因稻米呢？饮水加氟的故事和上面的比较，或许对我们作出自己的判断不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