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从重复到上演

作者：Dany Nobus

在1954-55年间，拉康专注于他的第二研讨班上的一个很充实的部分，来对弗洛伊德的强迫重复(德语Wiederholungszwang)的概念进行理论性的分析。例如他在这个研讨班期间，至少有两个场合(1988c[1954–55]:118, 123)，他解释道：当他已经解析了转移的现象学之后，这是一个有必要加以处理的逻辑步骤，即对弗洛伊德著作中转移与重复两个概念合并在一起加以讨论。也正是那个场合下，拉康能够处理弗洛伊德的困境。拉加什曾经对转移的主题有过许多的贡献，曾经复述过这一困境：转移是符合需要的重复，还是符合重复的需要呢？(Lagache 1952:94–95; 1953[1951]:4–5; 1993[1954]:137).

当呈现这个困境时，拉加什将弗洛伊德对于转移的描述，同没有被满足的爱的需要的重复(Freud 1912b:100)，加以对立。遵循快乐原则的基础上，他随后描述转移乃作为强迫重复的衍生物，因此，是超越快乐原则的功能的衍生物(Freud 1920g:20–21)。因此，拉加什提出的这个表面上看似徒劳的问题，却进入到一个主要的议题：转移的运作，到底符合快乐原则吗，还是与快乐原则相抵触的呢？

拉康在第二研讨班的探讨引发了对“超越快乐原则”的新的诠释，在《超越快乐原则》的文章中，弗洛伊德曾把强迫重复的概念，构造为一种内在循环，它迫使人们一再地重新体验令人不愉快的事件。拉康则是将它跟阻抗的概念相类比，称强迫重复是一种阻抗。拉康将强迫重复的特性，跟符号秩序内部能指的持续返回联接在了一起。
再一次的，当拉康淡化蔡格尼克记忆效应的解释性价值的时候，他将强迫重复归为符号机器不断的侵入。该符号机器统辖所有的人类生命形式，好比是正在进行讯息交换的处于孤立封闭的循环之中那样(Lacan 1988c[1954–55]:87–90)。因此，假如转移遵循强迫重复，而且后者等价于符号秩序中能指的坚持，那么，转移必然是由相同的符号的坚持所特征化的，由此，转移并非源自阻抗的力量。
这个结论促使拉康决定赞同这样的说法，即分析者的转移，作为因重复的无意识符号性需求，是超越快乐原则的。这个结论支撑他对临床家的批判，因为这些临床家主张把转移作为阻抗来加以分析。这并不是说，拉康完全排斥转移有阻抗的一面。相反，他认为转移是一个毫无成效的，从它那真诚的重复面开启的欺骗性的出发点——这是一种退步，对于这个退步的出现，分析家同样要对其负责，就好比他对符号的坚持的出现应该负起的责任那样。

透过这个新的对转移的坚持（符号的重复）与转移的阻抗（想像的投射）之间的区别作为武装，拉康回转到杜拉与年轻女同性恋的两个个案研究上，他将弗洛伊德的技术性错误，给予了另一种曙光。拉康在第四研讨班，将这两个个案相提并论。他主张说，在杜拉的个案中，弗洛伊德过度忽略了在杜拉转移内部出现的欺骗性的想像元素，而在年轻的女同性恋的个案那里，弗洛伊德犯了确是于此相反的错误，他专注地集中在梦的欺骗性（成为婚后的快乐女人）这点，而没有承认欺骗性本身是对真实的符号的表达。(Lacan 1994[1956–57]: 135–136).
在他治疗杜拉的时候，弗洛伊德逐渐迷失，乃是由于他那没有动摇过的信念：他的病人无意识地，在她跟她的分析家的关系中，真诚地重新经历她对K先生的爱。弗洛伊德在对这位年轻的女同性恋从事精神分析时，他则错误地排除了这个可能性：她对于快乐婚姻生活的梦想散发出一股深深地感触，虽然只是以无意识的愿望的形式。
在1950年代的晚期，在第七研讨班(1992[1959–60])，拉康的观点发生了强烈的改变。虽然整个研讨班被计划作为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与目的进行重新评估。拉康进入到在弗洛伊德的著作里，关于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关系的貌似离题的讨论，以便重新定义能指的地位。
跟在前几个研讨班中他所提供的东西恰恰相反，拉康现在定位的这个能指，或弗洛伊德所谓的“Vorstellung ”（表象），牢固地定位在快乐原则领域的内部。拉康依靠弗洛伊德在《科学心理学的计划》(1950a[1895])主张说：快乐原则是无意识的原初过程，它规范了不同表象之间的力比多能量的分配，假如没有这些表象的话，快乐原则是无法运作的。能指并非是超越快乐原则发挥功能的代理，而是变成原初过程的部分与包裹。
能指的这个新的观念明显地挑战着转移与重复之间的关联。最初，拉康曾经将转移跟强迫重复联系在一块，将强迫重复跟能指的坚持这样的超越快乐原则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然而，现在，随着这个处于能指与快乐原则之间的新联盟，转移不再跟强迫重复联系在一起，除非转移的符号机制被完全地予以修订了。此外，在转移、能指与快乐原则三者所提议的合适范畴，似乎让拉康的原先所接纳的拉加什的两极划分（重复的需要对需要的重复）颠转为相反的方向上了，即转移相当显著地出现，是作为是需要的重复，而不再是重复的需要。

为避免在第七研讨班中的这个不一贯，拉康在他的下一个研讨班中，专门探讨转移这一主题，这促使他再次沉思拉加什划分的这对立的两面，并且提供以下的暂时的解决方案:
“对于我来说，似乎不可能从转移的现象中，去除这个事实：转移展示它自己，联系着某个对话之人。这是一个构成性的事实。它形成一个边界，而且它同时还跟我们指示，我们不应该将转移的这个现象，淹没在无意识的存在所形成重复的普遍可能性中。在分析中，当然会有跟主体里的成为能指链的不变性联系在一起导致的重复。这些重复需要严格地跟我们所谓的转移相区分，即使当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有类似的影响。 (Lacan 1991b[1960–61]:208)
假如我们从这个段落推论出拉康与他自己先前将转移与重复的需要的对等性相等的立场有所分歧，这是错误的，因为现在是将转移的发生，跟需要的重复进行重新校准。事实上，拉康正在建构一个基本的例子，基于对转移的现象的本质上创造的维度加以评估，来将转移跟重复强烈地划分开来。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对转移的定义，是把它作为分析者对他那被压抑的历史事件，透过行动在分析情势的情况中的复制(Freud 1914g:150)。这一论点让拉康得以将处于转移与强迫重复二者所打的结松开。
在转移内部，行动的元素与对当前不停的影响，激发他把转移探讨为某件不仅是强迫重复的出现。在另一方面，从分析者从来就没有仅是屈从这个需求的观看点，他质问转移是作为对旧时没有被满足的需要的重复这样的观点，而是在精神分析经验的新的背景下，总是再度创造这一需要。
当拉康花费一整年的时间在1962-63年研究焦虑的议题的时候，转移与重复之间的关系这一恼人的问题由此重新被展开。拉康再度将转移与强迫重复分开来，他强调，转移无法被化简成为前者，即没有被解决的冲突的复现。假如分析者的转移被标记为爱，这个情感总是已经与当前的对象相关了。拉康(1991b[1960–61]: 179– 195)用柏拉图的《会饮篇》里苏格拉底对阿西比底斯解释爱进行了阐述。
同时，他坚持，将转移化简成为重复，在整个的分析情势里就抹除了分析家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因此，假如转移总是涉及到目前的对象，分析家无法逃避他们自身被添加到他们的分析者的转移的对象里。通过分析者的转移，他们不但唤起，而且关键性地塑造了他们病人的反应。贬抑转移中重复的成分，并且提升分析家在转移的重复里所扮演的创造性的角色，拉康也变更了他先前对反转移的定义，即分析家一方的各种偏见，不充分的信息，激情与困难的总和，这一定义现在被替换是由分析家在分析者的转移中根本性地暗含着的，但对于它们的谨慎管理必须是从分析家的被纯净化的欲望出发才能开展出来。 (Lacan 1991b[1960– 61]: 221; 1962–63: session of 27 February 1963).
拉康探讨转移的特性的最著名的观点出现在第11研讨班(1977b[1964]，在那里，他指出转移与重复，乃精神分析的两个不同的基本概念。拉康忽视他自己先前的主张，并且批评弗洛伊德说他呈现了一个让人感到困惑的描述。拉康宣称，重复跟转移根本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 (ibid.: 33, 69).
重复发生于当一个被错过的，创伤性的遭遇（超越快乐原则），这被合并到能指的网络内部（遵循快乐原则），转移就是“无意识的现实上演” (ibid.: 146, 149).。透过逐渐揭露这个新的，高度警语性的对转移的描述，拉康指出，无意识的现实总是性化的，这个无意识的性的现实，是所有分析者在转移内部的要求。
例如，假如分析者要求分析家说某些东西，这是因为她拥有这样的印象，即分析家似乎对她的联想内容，没有什么兴致。这个要求代表分析者的无意识的性的现实的化身，特别是，分析者从唤醒人们的兴趣而再度兴奋，她无法容忍某个人没有被她吸引这样的观念。
假如分析家始终沉默不语，分析者一定要来尝试解释他的沉默，要么是说分析家的欠缺兴趣，或是，更加普遍地，说是分析家欠缺专业精神的表现，而且分析者很可能运用这个解释来说明她自己精神分析为何毫无进展。更加明确地，她将这个分析家并没有给予她充分的（解释，仁慈的话语，爱）的事实，归咎为分析家是个差劲的执业者。她将尝试改变分析家的态度，凭借她的就快要放弃会谈来间接地威胁他。

相反地，当分析者要求说分析家应该始终保持沉默，这样，他才能够充分地专注他自己，去探索他的思想。这个要求也怀抱着一种无意识的性的现实。因为分析者可能喜欢扑灭掉任何让人们对他显示出的兴趣。这样，他才会安静地专注于他自己的那种他自我孤立条件下的自恋性的享受。
在证明更早先的对分析家责任的陈述的时候，拉康补充说，无意识里的性的现实上演，不应该被理解为仅是分析者精神的结构的效果。
“转移是主体与精神分析家两边都包括在内的现象。用转移与反转移来区分，从来就是逃避问题的本质的一种方式。无论针对这个主题所说出的话语是多么勇敢，多么自信。”(ibid.: 231)
关于前面所述的例子，这意味着，在第一个情况里的分析者，将不会视分析家为一个欠缺所有的兴趣与奉献性的被动人物。他生动地阐述这个要求，他应该开始工作与行动，这样才可以作为一位恰如其分的分析家，虽然后者实际还没有培养一种长久沉默的态度。比照起来，在第二个情况的分析者将不会因为干预而抨击分析家，他接受这样的观念，即好的分析家被认为是倾听的人，而不是谈话者，虽然分析家自己并没有规律地询问问题，并发动解释。
在这两个情况里，分析家的行为对于分析者的转移的出现作为无意识的性现实的上演是重要的，而且分析家的行为同时也赋予了它形式。
自不待言的是，在精神分析会谈开始之前与期间，分析家的行为在这些事情里反照出特殊的欲望，并依赖对分析者的精神结构的理解评估。在第一个情况下，分析家持续的沉默会正常地如上进展而可以诊断出分析者为癔症。在第二个情况下，分析家的唠叨的干预，将会以强迫神经症作为诊断。因为癔症环绕热切的欲望以便唤起大他者的欲望。分析家的沉默涵盖一种拒绝进入癔症的动力结构，并且非常合适地在转移内部触发出癔症的幻想。
在<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中，拉康写道：”比起任何数量的解释，分析家保持“中立”的计划性摇摆，可能更加有价值一些，尽管这个摇摆可能造成狂热。换句话说，这样的狂热还没有导致中断会谈的程度，而且需要这个过程让主体相信分析家的欲望根本就没有被牵涉在内。 (Lacan 1977k[1960]:321–322, translation modified)

反过来，因为强迫神经症有赖于去中和掉大他者的欲望的欲望，分析家的干预会让分析者面临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凭借这个活生的存在，分析家赋予他自己以对抗强迫症装置的触须，而且召唤出强迫症者的幻想。在这两类情况中，分析家的态度是互补的，可是，在每个情况里头它都是基于上述拉康所谓的分析家的欲望。例如，一种让分析者抵达他们可以公开声明他们自己的欲望那一关头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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