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后的四大名旦剧团（下）
荀剧团正式改制为民营剧团
在获得市委、市人委和中央文化部的认可下，荀剧团改制工作在1963年1月着手进行。首先在全团范围内讲明政策，在讨论过程中有些演员对剧团改制后是否能搞好没有把握，怕剧团收入会减少，怕回到“班主制”的老路。讨论时间一长，话题一深入，不少人认为这是政治倒退，有的人担心是否还算干部，工龄是否继续？有些人觉得没有国家依赖，只靠剧团演出、靠荀本人能维持多久？部分人还反感荀慧生过去的作风。会场上疑虑渐重，结果大部分人一时都反对改制。
荀慧生听到这些传言，思想波折很大，一度动摇不止，内心最恐慌的是说自己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拆散了剧团。荀剧团政治协理员李达1963年2月18日向文化局写信汇报说：“荀惟恐剧团人看不起他，不好领导，特别是对青年人信心不足，经过解释已不成问题。” 有趣的是，党组一向担心的是青年演员政治上成长的问题。而在此次改制讨论中，荀剧团内的戏校毕业生大部分愿意留下，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能否得到艺术上的发展。毕业生这种只重艺术的言论，很出乎文化局党组的意料。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在批文中醒目地附加两条要求：改制以后我们的青年学生“不会被荀带坏”和荀“不可能搞成班主制”。
1963年2月荀剧团正式改制为民营，原则上确定改固定薪金制为基薪分红制。为了使剧团经济上有周转余地，文化局出面暂借给剧团一万元，作为剧团的周转金。
涉及基薪分红政策，赵鼎新在改制报告原文上面批道：“荀个人不能成为剥削者。”荀慧生曾要求按40%来分账，荀剧团政治协理员李达左右为难，提出按三分之一的办法分账，但还是感觉有很多不便之处。经过协商同意定为工资制，大家从国营前的惯例折算，初步认定荀的工资为1500元，另外汽车费、招待费200元包干，荀自己提出要300元，团委会讨论同意工资加包干为1800元。李达为此于1963年4月5日致文化局领导赵鼎新、张梦庚的信中忐忑不安地表示：“此数字看来比其他老艺人可能偏高一点，我当时考虑一方面他工资是1500元并不高，而其他开支包干数多一点与其他单位影响不大，所以就同意了，不知是否妥当？” 改制后荀剧团先后到西安、重庆等地巡演，陪同的李达向文化局领导写信汇报说：“荀剧团这次到西安演出了19场，情况很好，荀自己演了11场，青年演了8场。群众情绪都很好，比外出前信心增强了，主要是业务情况好，青年们得到演戏，伙食也很好。”荀私下对李达表示，四大名旦中只有他自己亲自带团，搞不好，各方面影响都大，搞二年后把剧团搞好了，再还给国家以卸重担，同时表态两年内争取入党。
对这种叫好的信，赵鼎新依然持怀疑态度，他在信纸上用红笔批道：“不要太乐观了，我有些事情还是不放心，我要抽时间找李达同志谈谈。”改制后市文化局撤出大部派驻干部，只留下一个十七级的党员干部担任剧团支部书记，给他的任务是监督剧团执行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掌握重要剧目的安排，掌握人事、党团工作，监督工资制度的执行等等。市文化局指令荀剧团支部书记、若干适当党员进入团委会，赵鼎新再三强调“正副团长不应只是荀夫妇”、“党的意见要能通过团委会实现”。荀慧生在实际工作中颇有骑虎难下之感，他感伤地说，团委会什么都说了算，我这个团长还管什么？还有什么权利？他觉得支部书记不仅不帮他，反而有意支持群众，替群众说话，几次无奈、天真地要求把他调走。
李达在信中称，荀剧团按现在这样情况搞不下去，是否将来四个团大整改时彻底进行调整。经济状况现在已将周转金用作工资上，全部现金大约还有七千元，现在又遇上淡季，即使荀演出恐怕也很难维持。但是目前剧团主要还是要荀本人多演点戏，这样不仅可以多得些钱，更重要的是要荀不能减轻责任，经济收入问题要他负起责任来，不然的话那是不行的（见1963年8月10日李达致张梦庚的信）。荀剧团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在极左形势的压迫下，荀慧生留存一点的艺术梦想渐近于幻灭，随着“文革”的临近，他已经身不由己，人生下坡路上的加速度只能越来越快。
四大名旦合并成一个团
1963年夏秋“五反”运动深入，阶级斗争的形势日显严重，毛泽东及高层对意识形态领域下了极严厉的断语。波澜四散，高层对戏曲团体的混乱和领导不力都有所反应。周恩来指示北京市在“五反”运动以后对四大名旦剧团进行切实整顿，彭真也认为北京市的京剧团过多，应进一步调整精简，不赞成一个流派成立一个剧团。1963年7月25日市文化局正式向市委市人委上报整顿四大名旦剧团的请示报告，措辞相应变得有力和坚决：“梅、尚、荀、青年四个京剧团在政治上使我们很被动，业务上也不能做到继承和发展，经济上又贴亏，既不能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也失去了工作的意义。现状不可再维持下去，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再拖下去更会脱离群众，政治影响更坏。” 报告中提出了两种方案，第一是彻底摘掉四大名旦的牌子，四个团分成两个演出队，即流派演员组成一队，非流派演员组成一队。这个方案很受各方赞同，因为解决问题彻底，同时又硬中藏软，适当地照顾流派艺人；第二是四个团合成一个团，对外演出时用原来的牌子，哪个流派演戏用哪个流派剧团的名义，非流派演员演出时用青年京剧团的名义。这个方案颇具灵活性，从对外影响及与名艺人的关系上考虑更多，但不具上级领导所强调的政治硬度。因为上面已有发话：“要彻底解决问题，保留牌子是不必要的。”
1963年8月26日，根据市委的指示，并报请中央文化部批准，同意按第一方案进行整顿，摘下四大名旦的牌子，把四个团合并成一个团，分成两个演出队。北京市委批准的报告中强调：“整顿后的新团要把党的要求作为长远规划，作好继承带新工作，积极提高艺术质量，经济上力争自给自足。把骨干力量集中，把行当配备齐全，成为一个在观众中站得住的剧团。”
新剧团演员定编在140人左右，尚小云、荀慧生及与四大名旦合作多年的部分老艺人被排除在外，只有梅葆玖、梅葆玥、赵荣琛（三人被称为“继承流派有一定成就的主要演员”）及李宗义、李慧芳、李元春等六人留在新团，另从北京京剧团、实验京剧团、市戏校及河北、天津等地补充约102人。四大名旦的痕迹逐渐褪去，只有梅派、程派还留有残余点缀。
1963年初秋，北京市文化局派尚剧团政治协理员肖英到西安，向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罗明表示：尚小云先生留在你省工作。肖英还携带尚小云的档案材料当面移交。陕西方面拟在10月安排尚担任省京剧院院长。10月22日北京市文化局正式向陕西省文化局发文，明确尚先生的工作北京市不另作其他安排。自此断了尚小云返京的念头，这在他的心底会掀动什么样的涟漪现在不得而知，只是在9月底时他曾有搬运家具、戏箱回京的突然举动，搅得两地文化官员不得安宁，但终究还是拗不过强势的组织。
1963年10月24日北京市文化局领导赵鼎新、张梦庚致信在西安的尚小云，内容极为简略，手稿却修改再三。四剧团撤消一事用了这样的文字来通告：“关于四个剧团的调整工作，现在已经基本结束，预计最近新剧团即可成立。”草稿中原有这样的两句话，局长们考虑后还是剔除干净：“亟盼先生专心矢志，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戏曲取得新的成就。”
尚小云在9月16日致张梦庚的信中却是满纸政治调子，首先表示完全同意撤销并团工作。他写道：“合并之后更希望发挥集体智慧，不断提高艺术质量，在政治上真正能够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支文艺队伍。”他用毛笔写信，娟秀得体，照样一丝不苟。
被视为“政治困难户”的荀慧生拟安排为市戏曲研究所所长，与四大名旦合作多年的一些老艺人做该所的研究员。这个研究所只是一个务虚的闲职单位，意味着荀被迫脱离演出一线，被挂靠在无实体的虚无地方。1964年1月20日市人事局正式下文任命荀为戏曲研究所所长，荀知道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应景程序，他所不情愿的生活提前扑面而来。
事隔四十多年，对于四大名旦剧团解体及以后的凄楚命运，程砚秋的儿子程永江先生用了“冻结”两个字来概括，表现出凌厉的历史现场质感，相当精炼而又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