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忠诚叫东北抗联
自从1935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双方都派出不少人员试图联系，但都没有成功。王鹏原是抗联第七军人员，随共产国际代表抵达苏联后去往延安。1939年被派回东北寻找抗联。他也是唯一到达抗联的中央联络员。只是，距他从延安出发时算起，路上整整走了一年。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上，东北抗联是一支特殊的重要武装力量。他们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军奋战14年。
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曾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我们终日所希望的，就是不要再度长期中断了联络。”
然而，即使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枪、没有炮，这支队伍也从未失去信念，从未放弃战斗，从未放弃找党。他们用鲜血和头颅，诠释着什么叫信仰，什么叫忠诚。
听党指挥 天南海北奔赴东北战场
1931年冬天，在哈尔滨贫民窟一个俄式小木屋里，时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的冯仲云见到了一个高个子的陌生人。“他约摸有三十岁，长方形的脸，穿了个大棉袍，眼睛是大的，两道深邃的眼眉下的大眼睛发出炯炯的光影”。这是冯仲云与杨靖宇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当时，杨靖宇刚刚从奉天第一监狱中被营救出来，来不及疗伤养病，就迅速北上哈尔滨，投入到全满反日总会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进入关键时刻。为加强对东北抗日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抽调大批骨干力量紧急赶到东北各地。
正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的共产党员周保中由莫斯科乘火车经俄罗斯远东重镇伯力，在伯力扮成华工，越境到达冰天雪地的东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艰苦卓绝的战斗。
身处关内的魏拯民，也主动向党组织要求到东北抗日一线去。此后，从北满到东满再到南满，都留下了他抗日的足迹。
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听从组织安排，赶赴斗争更尖锐、环境更艰苦的东满地区，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
他们有的出生在四季如春的云南大理，有的是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材生，有的是职业革命家，也有教授、教师……
与杨靖宇接头的冯仲云是江苏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师从“中国现代数学先驱”熊庆来，与华罗庚出自同门，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因参加党的集会被军阀逮捕入狱。1930年10月出狱后，来到东北商船学校任教，从此开始了地下党生活。中国少了一位数学家，却多了一位著名的抗联将领。
冯仲云和妻子薛雯将工资的大部分都用作党费，他们的家也成为中共满洲省委的秘密联络点、工作站。在他的家里，时年仅26岁的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与战友们相约：“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共患难、共生死，不驱除日寇，决不罢休。党内不许有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不是中国共产党员。”
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面临艰难险阻，用决心和斗志生动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这一庄重承诺。
1934年3月，童长荣战死。这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安徽人，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东北打击日本鬼子。牺牲时才刚满27岁。
1940年2月，杨靖宇将军殉国。这位从河南来到东北的共产党员，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在冰天雪地战至最后一人，敌人剖开他的胃部，里面除了草根、棉絮，没有一粒粮食。
1941年1月20日，魏拯民牺牲。他从山西来到东北，长期与杨靖宇并肩战斗。杨靖宇殉国后，他抱病接替杨靖宇全面统率第一路军，牺牲时年仅32岁。
赵尚志、曹亚范、李红光、陈翰章……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3年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起，到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东北抗联共牺牲师级以上指挥员100余人，其中军级30余人。
今天清华大学的清华英烈碑和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他就是抗日民族英雄——张甲洲。
张甲洲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在求学生涯中因参与学生运动多次丢掉学籍，却依然考上了北大，后来因组织需要，又考到了清华。“九一八”事变后，张甲洲放下手中的书本，和同学于天放等人一起返回黑龙江省巴彦县，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投身抗日斗争，后发展至1000余人。1933年，由于当时中共满洲省委执行左的路线，加上部队自身成分复杂，巴彦游击队被日寇瓦解。省委以右倾错误之名，开除了张甲洲的党籍。这一挫折并未使张甲洲意志消沉。同年7月，他只身来到富锦，重新操起了老本行——从事地下工作。为抗联提供情报、枪支和电台，并策动富锦伪警察署长李景荫率部起义。1937年8月，在组织召唤下重返抗联队伍，途中不幸遇敌牺牲，年仅31岁。
与张甲洲一起被开除党籍的还有他的搭档赵尚志。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基本上是以“南杨北赵东周西李”为军事指挥展开的，而在黄埔军校学习过的赵尚志军事素养尤为出色，经历也最为坎坷。他两次被开除党籍，但坚持抗战，直至殉国。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的杨光华回忆：“党开除了他，他还在一如既往地坚持革命，这是多么可贵的革命精神！”抗联老战士韩光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记得他被开除党籍后，一次我俩谈心，赵尚志说自己苦思了几天几夜，睡不好觉。最后也想开了，开不开除，是组织的事；干不干革命，是个人的事。”
他曾在给中共北满省委一封请求书中写道：“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能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1941年，赵尚志独自带领5人小队从苏联重返祖国，潜入东北小兴安岭茫茫林海，希望再次组织东北抗日部队。1942年2月，不幸被混入队伍的日本特务开枪杀害。
党史研究专家、吉林大学东北抗联研究中心主任刘信君说，在东北抗联高级将领中，赵尚志可谓命运多舛。屡次遭受挫折和打击，但丝毫没有熄灭抗日的热情。身处逆境不灰心，历经磨难忠于党，传奇的经历展现的正是忠诚的内涵。
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是艰苦卓绝斗争的十四年。
抗联老战士单立志回忆：“在1939年那一年，我一个冬天都没有棉衣穿。晚上睡觉时，在大雪堆里挖个坑，架上松木烧，每天就靠烤火活着。在长期严寒摧残下，一大部分年纪稍大的战友都被冻死、饿死了。人是先从脚往上冻，最后脑袋都冻坏了，走着走着抱着树就痴呆了。还有知觉的人让我们给他一枪，可是谁能忍心给他一枪呢？有的活活被冻死。那时牺牲容易，坚持下来难，难过的时候真是很羡慕战死的战友们。”
对东北抗联来说，敌人的疯狂围剿和经济封锁艰苦，弹尽粮绝、挨饿受冻艰苦，长时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孤悬敌后更是苦中之苦。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东北党组织先后与党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失去了联系。
由于原有的交通线早已被破坏，满洲省委曾三次派人入山海关赴陕北，但派出的交通员均下落不明。1936年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杨靖宇组织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力部队冒着重重危险，以辽西、热河为目的地发动两次西征，试图打通与中央红军的联系。
1936年6月，第一军部队从本溪县蒲石河出发，向西行进，且战且走，虽然部队注意隐蔽行军，但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堵截，天热雨多，未达预期。
11月上旬，杨靖宇组织部队从兴京县境和桓仁外三堡出发，昼伏夜行，跨过南满铁路北段，仅用15天即挺进至法库县三面船石佛寺辽河东岸。谁知当年冬季气温偏高，辽河并未封冻。西征部队既无法徒涉过河，也未能夺取已被敌控制的渡船，未达到预期。
尽管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杨靖宇仍把自身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遵循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始终把部队党组织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他特别注重教育干部战士充分认识党的领导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和取得斗争胜利的保证。他曾对连以上干部讲：“打日本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路线已经有了，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抗日斗争。”有一次一位干部问：“中央在关内，我们在关外，怎么能够领导上我们呢？”杨靖宇回答说：“只要我们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那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了。”
1945年9月8日，一架苏联飞机在长春机场降落，一位身着苏式制服、中等身材、面容坚毅的军人走下舷梯后，激动不已。“祖国，你的游子回来了。”
这位军人就是周保中。1940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处于极其困难的局面，大部分将领战死，部队被打散。为保存火种，除小部分部队留在东北坚持抗战外，周保中和李兆麟等带领抗联大部陆续撤入苏联境内，成立抗联教导旅，集中整训，并建立健全了营地党组织。
他们在此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射击、驾驶、滑雪、跳伞……女战士金伯文当时已怀孕三个月，仍坚持练习空降跳伞，差点因大出血丧生。他们无时无刻不想着打回东北。
1945年7月底开始，苏联对日宣战前夕，抗联先遣部队空降东北各地，对日侦察，搜集情报，期间还成功混入虎头要塞，炸毁了“亚洲第一炮”。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抗联教导旅终于打回阔别4年多的祖国。
10月20日，周保中在沈阳见到了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并向他们汇报。十四年浴血奋战，讲述了两天两夜。
记者穆青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无数苦难。在晋西北吃过黑豆糠米，在冀中钻过地道。但是，比起东北抗联遇到的困难，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也读过中外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是，论其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没有一支是超过东北抗联的。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批伟大的民族脊梁，依靠他们拼死的抗争精神，才免遭灭亡。”
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东北抗联英模部队方队踏着雄壮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东北抗联光辉的抗战业绩，受到党和国家高度认可。
回顾历史，在白山黑水间，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东北抗联万千将士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为中华民族书写了悲壮雄浑、气吞山河的伟大战争史诗，同时也为炎黄子孙铸就了豪气干云、壮怀激烈的不朽民族精神。 （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抗联研究处专家孙太志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