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吐槽“碎片化阅读”、“读的东西太俗”时，该怎么办？
手机时代，全世界都在碎片化阅读：
车站餐厅，田间地头，光天化日，深夜街道。
打开手机，划拉开一段文字，迅速读完，抬头：下车了，朋友到了，开饭了。
会被人吐槽“碎片化阅读”、“读的东西太俗”吗？会因此觉得有压力吗？
其实也……没啥问题。
许多人心里，将阅读的地位放得很高，于是存着一个理想化的阅读场景：高耸入云的图书馆，皓首穷经的读书人。
光影迷离的书斋，满桌案牍器具，大师在其中奋笔写作，长卷浩繁……
很理想，然而未必实在。
柏拉图与孔夫子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师，许多都述而不作。他们自己讲，有人负责记，负责整理。后人读了，仿佛读课堂讲义。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波澜壮阔，然而最初是口头文学，古希腊人当评书听的。
实际上，碎片化阅读和碎片化写作，历史之悠久，比成篇大部头要久得多。
中国文人，向爱写笔记。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里，说类似文字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
后世名家，则琐闻、小序、清谈、掌故，聚拢一堆，就是笔记小说了。
在明朝之前，您看文本，其实碎短篇还真不少。《论语》、《庄子》、《世说新语》、《搜神记》、《太平广记》，从圣贤书到妖怪书，都是碎段子。
宋朝时更是热闹。欧阳修是文坛领袖了，但也不是随时都在忙着主编史书，也有《归田录》。洪迈除了给上头写诏书，自己也私下里《容斋随笔》、《二笔》、《三笔》，写个不了。
苏轼自己写了《东坡志林》，序言道：
其间或名臣勳业，或治朝政教，或地里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僊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然而襟期寥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
所谓“襟期寥廓，风流辉映，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大概就是后世笔记小品文的精神了：
碎碎念呗，也挺好。
真正长篇作品成风，大概是明朝的事了。妙在长篇小说，最初也只是休闲娱乐，不是能拿来升官发财的途径，而且也分阶段：
比如明朝开国到正德年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大出风头，当时一度被合为《英雄谱》，是歌颂英雄传奇。
正德到嘉靖年间，民间刊刻发达，神魔小说发展，于是《西游记》出来。其他演义类继续，比如《宋书志传》、《大宋中兴演义》。
再到隆庆万历阶段。《金瓶梅》出现了。再后来，冯梦龙的三言也就出现了。
您一定看出来了：
一句话吧：明朝小说流行的历史，是先史传英雄，再仙侠神怪，最后，大家都看上大伙身边的故事了——大概类似于：先历史剧，再神怪剧，最后变成家庭伦理婆媳剧……
——好像今时今日的电视剧发展，也差不多是这逻辑？
这或者是晚明小品兴盛的原因。市民们有市民小说可读，文人士大夫如公安三袁等，经史章句之余，文章发之于小品。说白了，许多小品，如张岱《陶庵梦忆》，如李渔《闲情偶寄》，并不是严肃的论文，而是个人情趣，发之笔端，与同一阶层的文人聊做调笑。
大概知识分子也觉得；正经话都端正写在公文词章之中了，写写小品，好比工作之余发个微博，写个日记，也不错。
非只中国如此。
法国文学在欧洲也算地位崇高，然而沃尔特·本雅明先生有过一个统计：1820年代，巴黎有阅读（书籍或报纸）习惯的，只有7万人。剩下的巴黎人不读书：一半是因为文盲，一半是因为没这习惯。
当时最畅销的书，是欧仁·苏《巴黎的秘密》，是本带有八卦色彩的小说；大仲马就是被这书启示，才打算写《基督山伯爵》的。他的编辑劝他写一个以巴黎上流社会为背景的复仇故事，“因为市民都想窥探上流生活的隐私”。
顺便《基督山伯爵》这些不朽著作，最初是连载出来的。可以想见，当日巴黎市民也一边读大仲马，一边咬牙切齿：
“还不快更新？等死我了！”
虽然有识之士会感叹“现在读书的人少了”，然而，其实，20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城市居民识文断字的水平，那是相当的低。普通市民的重要娱乐也不是读书，而是听说书、看戏剧和听歌曲。许多说书的先生，自己都未必识字，只是口口相传。1950年代，中国曲艺人学认字，能读三列国（《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的人，都算是秀才了。
所以咯，虽然现代都在强调碎片化阅读不好，作为一个写东西的，我也希望大家能多读点纸书，甚至指望大家多买点我写的书，但实情是：
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大多数普通人都没机会阅读或不爱阅读。
而人们有能力读书时，许多也会自然去选择市井的、八卦的、不那么庙堂高雅的碎片化文本。
这实在是人之常情。
所以，如果觉得自己沉溺于碎片化阅读，没读那么高雅严肃的东西，其实也别太在意。
就像我一直说的：
养成阅读的习惯本身，习惯阅读的快乐，比逼着自己读那些读不懂的东西，于是日益讨厌阅读，想起阅读就头疼，那要好得多了。
所以咯：碎片化阅读、通俗阅读，无所谓：
只要是你喜欢的，能让你爱上阅读的，就先读着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