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喜 | 为里下河人立传
【往期回读】
——简论花善祥的《杨树庄风情录》
扬州大学 孙德喜
孙德喜（1960-）江苏淮安人，武汉大学毕业，文学博士，现为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业余写诗作文，已出版《在自由中逼近真理》《历史的误会》《准则》《水的狂欢》《寒山碧评传》《明月文化中的扬州文学》等著作。
花善祥写出了富有鲜明个性的里下河人，写出了群体生活中的个人，写出了历史与现实中的里下河人，更写出了富有里下河地域文化中的人。从这些人物身上我看到了里下河人的精神和灵魂，并且觉得花善祥以他的回忆性的叙述和生动的描写为里下河人立传。
杨树庄是里下河腹地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在现实中是否存在，还不清楚，至少是在地图上查不到的，不过，出现在乡土作家花善祥的作品集《杨树庄风情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版）是确定无疑的。近日读了花善祥的这本书，我对位于里下河腹地的这个村庄有了一定的了解，特别是活跃于其中的各色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些人物身上我看到了里下河人的精神和灵魂，并且觉得花善祥以他的回忆性的叙述和生动的描写为里下河人立传。
《杨树庄风情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个性鲜明的人物总是能抓住读者，存活在读者的记忆中。花善祥所写的这些里下河人物大多都有绰号。绰号虽然可能存在着对某些人物不太恭敬的问题，但是能够将人物最突出的个性表现出来。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许多人物都以绰号而给读者留下第一印象，接着以传神的细节描写进一步巩固和深化读者的这一印象。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花善祥深受《水浒传》的影响，特别善于抓住人物的绰号来描写人物。“猫眼”（《猫眼》）的真实姓名“已无人知晓”，但是对于他的夜晚过人的视力，人们都很折服，而且他为人善良，乐于助人。不过，他的命运却很不幸，在“文革”虽救了人，却因被救者忘恩负义而被打成了“反动匪兵”而遭到迫害。林大明获得的绰号是“喇叭”（《喇叭之死》），是因为他每天早上不用吹哨子，用手做成喇叭的样子喊人上工。当然，“喇叭”最突出的个性还是他为人正派，具有风骨，敢于顶住压力，决不让坏人损害农民群体的利益。《水鬼》中的“水鬼”因身怀高超的游泳技能而获此绰号，他不仅能够在人人生畏的“八人港”自由地潜水，而且还很大度，不计恩怨，最后为救人而英勇献身。“无所谓”（《无所谓》）、“豆腐先生”（《豆腐先生》）、“团长”（《团长》）、“红疯子”（《红疯子》）、“老大”（《老大》）、“麻姑爸”（《麻姑爸》）也都以绰号而闻名乡里。这些人物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和身份，也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特长或者个性，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于世，他们的人生未必谈得上多么精彩，却也具有一番独特的味道。而这种独特之处恰恰使杨树庄的这些人具有某种传奇性，同时也体现出里下河人的某种精神。
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从而成为社会的人。花善祥笔下那些性格鲜明的人物不只是生活在杨树庄，而且总是与他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传统的文艺理论来看，烘云托月或者众星捧月可能能够说明那些奇人或者能力超群的人往往是通过普通人来衬托的。不过，读了《杨树庄风情录》，读者可以感受到另一种人物的关系。《白果树》中的“老营长”杨大壮虽然不能算是一个英雄人物，却也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他家门口长着的白果树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杨树庄计划修建一条公路，需要砍掉他的这棵白果树。于是，从大队到公社派出所的领导都来做他的工作，软硬兼施，但是杨大壮以他的一根筋的牛劲保住了那棵树。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杨大壮赖以生存的白果树不能给他带来经济利益，从而使他的晚年生活陷入了困境。杨大壮保护白果树既不是为了生态环保，也不是为了人们所通常推崇的集体利益，纯粹是为了私人的感情和个人利益，无法上升到高大上，他的一根筋确实显得十分固执，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但是他个人利益却又是合法的，应该得到尊重的，而他与树的那份情感却又是很少为人理解的。因而，个人的他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群体总是显得有些疏远与隔膜。《弟弟》中的弟弟也是如此，他和他的姐姐与杨树庄的人也都关系淡漠。一方面，他们姐弟是杨树庄人看不惯的，他们的行为总是让杨树庄人议论纷纷；另一方面，他们姐弟在杨树庄的炫富总带有某种示威的意味。而这对姐弟和杨树庄的人究竟谁是谁非，谁也无法说清。其实，这也是杨树庄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老大》中的老大在父母亲分别去世以后与弟弟们相依为命，帮助三个弟弟分别成了家，然而，当他对寡妇桃花产生感情并准备入赘时，却遭到了弟弟们的反对。弟弟的反对，一方面出于封建思想观念，另一方面似乎又有不愿兄长离开他们这个小小的群体的因素。《麻姑爸》的主人公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的人，邻居们有什么事找他帮忙，他都毫不推辞，因而耽误了自己挣工分，结果到了年终分配时，他的“工分少，也就钱少、粮少、草少，损失太大了”，于是他的生活也就常常陷入困境。作品中的麻姑爸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但是他在陷入困境时却不见那些受他帮助的人向他伸出援手。邻居们的表现不能不让人寒心。花善祥写出这样的主人公与众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也就不存在纯粹的褒扬或者贬斥，这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真实的杨树庄世界，非常真实的现实社会。因而，通过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之间的这种联系，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里下河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和精神存在。
就《杨树庄风情录》中的那些人物来说，显然是近几十年来里下河历史风貌和现实图景的真实描绘。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散文是不可虚构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如果我们阅读了一定量的中外散文，就可以了解到散文其实也是可以虚构的，但就花善祥的这部作品集来看，他所采取的基本上是纪实叙事，也就是说他所刻画和书写杨树庄的人和事在杨树庄基本上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们稍稍留心一下，散文集中的叙述人基本上就是作家本人，姓花，名善祥，长辈们则亲切地称他为“祥儿”。当然，单单是叙述人由作家本人担任，也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作家将人物置于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之中，写出他们这几十年来的跌宕的人生和曲折的命运。《猫眼》的篇幅并不长，却写出了人物从民国时期到“文革”时期的不幸遭遇，他虽然并不懂得政治，也不关心政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是政治偏偏将灾难于他的身上。而他的那些超常的视力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也没有造福于人，却屡屡被人利用，甚至不幸惹火烧身，招来祸患。“猫眼”的遭遇其实也是杨树庄人乃至中国农民不幸命运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这几十年来历史和现实的某种状况。《喇叭之死》表现的也是政治之下的现实悲剧。文中的“喇叭”林大明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为人正直，“大方”，虽然是外来户，刚来不久“就落得个好人缘”，可是他在“文革”中居然首到报复而挨批斗，进而死于非命。林大明的悲剧同样是中国这几十年历史的真实写照。在《一角钱》中，我们既看到微不足道的一毛钱在1979年对于农村青年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又看到农民多带稻草以弄钱的狡黠，而这这些十分细小的事情恰恰反映出刚刚走过“文革”的农民的贫苦。农民们施手段弄钱实在是迫不得已，为贫困所迫。《韩氏匠人》可以说是微型的家族传记，从老一辈的韩兆昌在新中国成立前经营两爿木器厂，到儿子韩礼华继承手艺只能为生产队修修农具和木船，再到孙子韩根源却把木匠活“纯属消遣”，既让人看到历史的印记，也让读者感受到时代的变迁。韩瓦匠的家族传承虽然具体情况与韩木匠家不同，但是他们家族史也都与几十年来的时代沧桑息息相关。老一辈瓦匠叫韩风成以“支锅”（做土炉灶）而名闻遐迩，家庭比较富裕，解放后被划为富农而遭到批斗。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韩风成的命运才有了好转，成为建窑的“大师傅”。他的儿子韩国顺继承父业，也成了“带班师傅”。孙子韩松林也继承了先辈的手艺，创办起建筑公司。两个韩氏匠人家族，既是杨树庄的传奇，也是杨树庄的历史，同样是中国农民的命运史。换一个角度看，花善祥书的人应该是历史的人，也是现实中的人，他们不是什么大人物，肯定不会彪炳史册，也不是精英名流，不会青史留名，但是他们与当代历史和当前现实息息相关，他们的命运也就是中国当代历史与现实的地方版本。因而，书写这些人物的人生和命运也就是一种微观的历史书写。
前面我们说过花善祥笔下的杨树庄位于里下河腹地，那么书中的人物毫无疑问应该就是里下河儿女。他们的几十年人生都与里下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从《杨树庄风情录》中的人物身上，读者不难感受到浓郁的里下河地区文化气息，或者说作家写的是里下河地域文化中的人。里下河位于江苏的中东部，河流纵横，港汊密布，盛产鱼米，进而形成了以水为灵魂的里下河地区文化。读到《杨树庄风情录》中的那些人物及其故事，那股水灵灵的感觉油然而生，那种鱼虾的味道扑面而来，那种特有的乡土气息氤氲其中。更重要的是，花善祥笔下的人物属于里下河，是里下河特有的水土养育和滋润出来的，因而，他们具有里下河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质。《红疯子》中被人称为“红疯子”的姑娘一度离开杨树庄到上海闯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她和父亲还是回到了杨树庄。他们回到家乡主要是为女儿疗养恋爱受挫的精神创伤，人们不难从她痴恋红色物品看出她的痴情。而她后来的跳河救人之举不仅成就了她的英雄形象，更使她的精神得到了一定的康复。“水鬼”（《水鬼》）那种高超的泳技也只有在水乡长大的人才能形成的特殊技能，他能在河底捡到鸭蛋故事也只能发生在里下河的河道里，而他那种以德报怨，凭借自己的水中功夫潜下水去救杨二狗的壮烈之举，也是里下河淳朴的民风和憨厚的民性熏陶和滋养出来的。《难忘那年挑酒糟》中的挑酒糟的花庆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汪曾祺小说《大淖记事》中的巧云，以自己柔嫩的肩膀肩起生活的重担。从《下河的姨婆婆》中的姨婆婆这里读者可以感受到浓浓的里下河的民俗气息。“姨婆婆”的称谓大概是里下河地区所特有的，她的“丁头虎”的住房大概也只能在里下河地区见到，她所吃的胡萝卜米饭，当然是里下河的农民的日常饭食，她对作者说的“城里雨，乡里风，祥儿你别怕，风再大也刮不掉屋上的草”的话语显示的是里下河乡民的智慧，她所干的放鹅的活同样是里下河最常见的生产劳作。此外，从1964年开始，来自上海、南京和扬州等地的知青一批又一批地来到杨树庄插队落户。这些知青虽然都是外地人，但是在杨树庄度过十几年的青春时光，里下河的风风雨雨也都在他们身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里下河的民风民性也都渗透进他们的精神，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算是里下河的儿女，《杨树庄风情录》也给他们留下了一席之地。花善祥花了不少笔墨描写了袁宗祥、大季（季玉成）、老姚（姚正文）、钱子云、何平、凌胖儿（凌云芳）等知青，叙述了他们在杨树庄的人生风采。这些知青的故事丰富了杨树庄的历史。
尽管从汪曾祺到毕飞宇，从刘仁前到庞余亮，从庄晓明、布兰臣到苏若兮，从李景文、汤成难再到周荣池，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文体书写里下河，叙述和描写里下河的历史与现实，刻画里下河的父老乡亲，但是花善祥所记叙的里下河杨树庄的人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写出了富有鲜明个性的里下河人，写出了群体生活中的个人，写出了历史与现实中的里下河人，更写出了富有里下河地域文化中的人。因而，花善祥为里下河人立传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2020年7月4日于扬州存思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