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投给《邵阳日报》的稿子｜乡村记忆｜杨焕礼
本文作者 杨焕礼
第一次投给《邵阳日报》的稿子
杨焕礼
又是一年一度的八一建军节，这些年来我写了不少的稿子，却很少触及到我当兵的那段历史。不是我不想回忆过去，是因为我所在部队当年比较特殊的原因，稿子写得再好也难发出去。
记得刚退伍回乡的第二年（退伍那年已是十二月底），我用散文的形式写过一篇《第一次站岗》，回忆我在部队的真实生活，稿子投给了当时的《邵阳日报》副刊。这是我第一次给《邵阳日报》投稿，一晃就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还是爬格子的时代，打完草稿后用方格纸工工整整地誊写好，再用信封封好，贴上一枚八分的邮票，然后投入邮电所绿色的邮筒里，然后就是长久地等待。记得那段时间，我写了十来篇关于苗族风情之类的文章，投给多家外省省级副刊，都是百发百中，唯独给《邵阳日报》那篇投稿有没命中。
那是我退伍回乡第一个炎热夏天，那是一个让我迷惘而苦涩的夏天。《第一次站岗》这篇文章的腹稿花掉了我几个早晨与傍晚的时间。那时的早晨和傍晚，弟弟做家里重要农事活，我因刚从部队回来不太懂农事，只得在早晨和傍晚牵着我家的水牛到田野里山坡上有草的地方看牛。我一手拽住长长的牛绳，一手拿着一本书看。我一看书就爱入迷，有时我家温柔敦厚的水牛看我站在它面前老半天不挪步，就用舌头舔舔我的脚，催我往前面挪一挪。没想到的是，当我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时，团寨里那些在田间劳作的人以为我懒，装风雅，看不惯了，他们隔着老远的地方特意绕道过来向我打招呼，不是为了与我亲切攀谈，而是为了向我发泄他们心中不满的一句戏谑话，你准备考大学呢还是准备考研究生啊？然后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大声唱着山歌：禾苗长出绿汪汪，养女要嫁种田郎 只有种田吃白饭 哪有读书吃文章……。俗话说人言可畏，被人戏谑的次数多了，我也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那时，我一个穷途末路的退伍兵，在农村里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是，就像我们团寨里的老人常常教训年轻人，你有能耐就到外面去闯，哪怕是扫厕所给人端屎尿盆都比在家里窝着强。淤积着这种思维的团寨，认定既然你走出去了，又何必要回来，在他们的意识里，我的回家就是一种错误。我想，既然自己退伍回来了，就已经不是团寨里人们心目中的大象，就没有必要往自己的鼻子上栽葱。
于是，早晨与傍晚我牵着牛出门时就再也不敢带书了，手里拿的换成了一根水竹竿，无聊的时候就盯着东边日出时柔和的雾霭或西边日落时绚丽晚霞，再无聊的时候就用竹竿抽打田坎边的青草，或是挥动竹竿去击打低低盘旋在水牛周围的红蜻蜓以及爬在牛身上大个头的牛苍蝇，以此掩盖和充实内心的空虚，这个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儿童给集体放牛的时代，天真无邪。但大多数时间，我已回不到那个天真无邪的年代去了，有时我长久地蹲在田坎上或者是山坡上发呆，当然，我自己发呆时自己是觉察不到的，也是在田里劳作的那些人再次用戏谑的口吻提醒我，我才恍然醒悟。如此多次以后，团寨里的好事者又传出话来，说我是当兵当怂了，成了一个只知道发呆的傻子，真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巴。这话当然人家不会当面跟我说，只是在背后嘀嘀咕咕，善良的弟弟听到过，不敢告诉我，其他的兄弟也听到过，不忍心告诉我，他们怕我伤心。倒是素来对我恨铁不成钢的母亲一听到这话在我面前直言不讳，又好像对别人的冷言冷语很是恼怒，更多的则是无奈中的叹息。也就是在我发呆的那段时间过去不久后，不断有我的汇款单邮寄过来了，那是我写稿子获得的稿费，记得当时每一张汇款单上金额相当于当时的一个劳动日的工价，有的比一个劳动日的工价还要高。因当时邮寄过来的汇款单要过村干部手里，还要盖村委会的公章才能到邮电所领到钱，这事当然就瞒不了团寨里的人们。因为有了稿费单，团寨里的人们对我立马刮目相看，也改变了他们读书不能吃文章的观念，各种场合关于我的品头论足也就嘎然而止了。
我记得，为了写好《第一次站岗》，我利用早晨和傍晚看牛时的无聊在脑内反复折腾了几遍后，终于在一个大白天里，外面赤日炎炎，房屋四周栽种的瓜藤叶子在强烈的光照下有气无力地耷拉着，家里的鸡鸭都躲到了屋檐下或是桔子树下昏昏欲睡，知了躲在树荫里不停地发出刺耳的聒噪，我顾不上楼房里的闷热，只穿了一条还是退伍带回来的绿色大裤头，汗流浃背地我在草稿本子上挥笔疾书，一气呵成。当时我对这篇文章的自我感觉特别好，觉得此文行如流水，是我最为得意的一篇文章，上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我用方格纸工工整整地誊写好，又不顾太阳的暴晒，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到乡邮电所寄了出去。
投出去的这篇稿子的结果并没我预想的那么好。这篇稿子的命运就如同那一年我家水田里种的稻谷一样，开局很好，命运却很坎坷。
那一年从春天到夏天，我与弟弟同心协力把家里的责任田摆弄得非常精致，三犁三耙，肥料也下得足，该防治的病虫害也到了位，禾苗青油油的，长势喜人。伏旱到来时，我们兄弟俩不分白天黑夜，轮流到水圳田里去守田水，小河里断流了水圳无法赶水，我们就到河里有水的地方挑水到田里。可是眼看稻田丰收在望，按团寨老人们的说法，谷子都到嘴边上了，结果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引发了一场滔滔洪水从我们家的水田里漫过，也从我们组里的那一大片水田漫过，已经成熟三分之二的稻谷大片倒伏，田里到处是树枝荆棘与各种各样的垃圾，很大一部分稻穗在洪水过后压在了淤泥沙子里，没过几天谷子就在田里发芽了。我与弟弟只得开镰收割，能收多少算多少了。收割这些被洪水冲过的稻谷是极为艰难的，特别是在脱粒的时候，尘土飞扬，好像陡然进入了沙尘暴的中心。我当兵就在北方，领略过这种沙尘暴天气，满眼黄沙漫漫，遮天盖地。关键是沙尘暴的沙尘没有毒，我们田里的沙尘有毒。当我们将割下的禾打到禾桶里去时，禾桶里就像在灰堆里放了一个大炮竹，灰尘立即浓浓升腾起来，将整个人都笼罩住了。那时我们组里的农户都提前收割，每个禾桶里都冒着黄色的灰尘，黄色的灰尘就在田野上空飘荡。两天后，我们兄弟俩均得了红眼病（急性结膜炎），身上长满疮子，疮子顶部一色地长着水泡，又痒又痛。我们组里的人都得了红眼病，几天后，红眼病在团寨中漫延开来，很少有人幸免。为了抢收田里的谷子，我们也顾不上红眼病和身上的毒疮，兄弟俩每人买了一副墨镜与一副口罩戴上，头上包裹毛巾，身上穿了长袖衣长脚裤，在秋老虎的灼热阳光下继续收割，只是劳作不了一会儿，身上所有带布纱的东西都能挤得水出来，头发也没有一根是干的。那样的情景下，我们一边干活一边不停地拼命往肚子里灌水。近三亩水田，我与弟弟用了十分的耐心，也用了十来天时间才收割完，得到的全部是泥巴谷子，还有三分之一谷粒是空壳。稻谷收割完了，我们的红眼病与身上的疮子也奇迹般地好了，弟弟诙谐地说，那是因为我们身上积的毒素太多，以毒攻毒，战胜了红眼病和毒疮。那年的秋天，一场秋雨过后，稻田里长出了一大片一片的草菇，我们采摘回家，做成菜肴鲜美可口。田里的草菇摘了一茬又生出一茬，这倒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只是这样的收获让一家人心情沉重，开心不起来。
我的那篇《第一次站岗》邵阳日报社没有采用，但也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邵阳日报社把稿子退回来了，卢学义老师还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大意是肯定了我的《第一次站岗》写得很好，完全能达到了副刊作品的水平，但文章中的内容涉及军事方面内容，报社把握不准，因此不敢采用，为慎重起见将稿子退回。最后卢学义老师笔锋一转，给我指出了写作的方向，鼓励我要坚持多写多读书，尤其要多写反映农村生活的稿子。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虽与卢学义老师素未谋面，但他的那封信充鼓励与期待的信我一直收藏在老家的书柜里，那篇《第一次站岗》的底稿却不知所终了。也就是在我退伍第二年的冬天，因为我有退伍军人的身份，我获得了公平的竞争机会，我那时逃也似的离开了家乡的那片因多灾多难而贫穷的土地，开始了另一种极为平庸枯燥乏味的生活，很少拿笔写东西。如今我能熟练的用键盘来敲打文字，多少次想重写《第一次站岗》，又不知从何处下笔。那时写此文时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退伍兵，现在想重写此文已是两鬓如霜了，现在写出来的未必比以前写的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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