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山樵舍话端生，“重女轻男”《再生缘》
勾山樵舍遗址
在南山路与河坊街的交叉路口有一处以青砖高墙为屏障的院落，这就是杭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勾山樵舍遗址。
勾山樵舍为清代著名学者陈兆仑所构，陈兆仑(1700—1771)字星斋，号勾山，钱塘人，著有《紫竹山房诗文集》，时人奉为“文章宗匠”。陈兆仑为清雍正八年（1730）进士，雍正十三年（1735）考取内阁中书一等一名， 清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而名重当世（是科连袁枚都落选）， 清乾隆十七年（1752）副兵部侍郎观保典顺天武乡试，这些经历都成为其孙女陈端生创作弹词《再生缘》的素材。
《再生缘》二十卷以当时流行于江南的长篇弹词（七字句诗）为体叙写一个发生在元代的传奇故事，此书一出就深受闺阁女子喜爱，与南花（弹词《天雨花》）北梦（《红楼梦》）并称，而与《红楼梦》一样这也是一个未完成本，前十七卷为陈端生所撰。主人公孟丽君为名臣孟士元之女，因貌美才高而声名远播，皇甫和刘氏两家争相聘娶，无奈之下通过“射柳夺袍”决姻缘，比试结果是皇甫少华胜出。落败的刘圭璧心有不甘，设计陷害皇甫一家并逼婚孟氏，于是有了后面的精彩剧情：孟丽君女扮男装出逃，化名郦君玉连中三元官至丞相，阴错阳差娶大学士粱家养女粱素华（即孟丽君乳娘之女苏映雪）为妻，文韬武略治国安邦，并为皇甫一门平反昭雪。在此过程中皇甫及孟家发现了“郦君玉”的真实身份，想让她回复本来完成与皇甫少华的婚约，遭其数度严辞。最后因元帝发觉其女扮男装欲纳为妃，才不得已而做回“孟丽君”与家人重聚，这是粱德绳（楚生）续写的后三卷的大团圆结局。
《再生缘》后来也被搬上荧屏，以名为《孟丽君（传奇）》的黄梅戏、电视剧及网络小说等形式为大众喜闻乐见。在今天看来，《再生缘》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陈端生创造“孟丽君”这一奇女子时所设定的人物命运路径及其最后试图返回时的道德困境，作者试图用传统的价值标准反抗传统必然找不到出路，这也是陈端生到最后无法收束的深层原因。
陈寅恪谓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之女性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主中馈之主妇；二为忙于酬酢之交际花；三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平日理想之所寄，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再生缘》中的女性配角如皇甫长华、卫勇娥等也都个性分明，通过两性比较凸显女性价值，体现了作者“重女轻男”的格局以及超前的女权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女性作家以文学形式对男权社会所作的抗争。
陈端生（1751—约1796）初撰《再生缘》时年仅十八，所谓《再生缘》者乃接续前书《玉钏缘》而言——“今朝玉钏良缘就，因思再做巧姻缘。” 然其与《再生缘》之结构精密、系统分明实有天渊之别。所谓“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端生此书却另辟蹊径——“写几回，离合悲欢奇际遇；写几回，忠奸贵贱险波澜。”甫一问世就成为畅销书首选。从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秋迄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春 端生昼夜不辍完成前十六卷， 其自述“灯影斜摇书案侧，雨声频滴曲栏边”为写作场景的真实写照。然直蹉跎到十二年后才续写第十七卷却是作者也始料未及，“悠悠十二年来事”、“芸窗仍写再生缘”，端生于《再生缘》第十七卷中述其撰著本末及身世遭际，哀感缠绵令人动容：“尽尝世上酸辛味，追忆闺中幼稚年。姊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风前柳絮才难及，盘上花椒颂未便。管隙敢窥千古事，毫端戏写《再生缘》。”
陈寅恪曾给予其人其书以极高评价：“如弹词之体者，求一叙述有重点中心、结构无夹杂骈枝等病之作，要以《再生缘》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端生之书若是，端生之才可知，在吾国文学史中亦不多见。”“有清一代，乾隆朝最称承平之世。然陈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湮没，百余年后，其事迹不可考见。”
改造后的勾山樵舍景观
改造后的勾山樵舍景观
有感于此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一书中对陈端生生平作了详细考证。常见的一条材料为清代陈文述在《西泠闺咏》卷十五《绘影阁咏家云贞》中说：“云贞，名端生。句山太仆女孙也，适范氏。婿诸生，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因屏谢膏沐，撰《再生缘》南词，托名女子郦明堂，男装应试及第，为宰相，与夫同朝而不合，以寄别凤离鸾之感。曰：'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婿遇赦归，未至家而云贞死。许周生、梁楚生夫妇为足成之，称完璧焉。”陈文述此言当得之于儿媳汪端（汪端为《再生缘》续作者梁德绳姐姐的女儿，从小养在其家），却也经不起推敲。首先他以为端生作书之缘起由于其婿范某之遣戍就是误读，实为端生未出阁时闺中之作。其次他认为许氏夫妇共续此书也不确，楚生续书时年近花甲，彼时周生已去世多年。许是年龄和处境不同（楚生家境优于端生），两人虽俱出名门又有通家之谊，楚生却对端生的女权主义思想颇有微词，于第二十卷借皇甫敬之口直斥孟丽君之骄傲，及评苏映雪云“贤良温厚性和平”则是以此自比，与端生之骄傲激烈适成对比。
《再生缘》中的主要人物皆曾活动于云南，则与端生之外祖父和父亲有过在云南任职的经历有关。据清道光十五年（1835）修《云南通志》载：“汪上堉，秀水人，乾隆十五年任云南知府。”则端生之外祖父汪上堉曾任云南首府知府，其母或有侍父宦游的经历。同书又载“陈玉敦，钱塘人，举人，（乾隆）四十九年任。”可知端生之父陈玉敦在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五十二年（1787）间曾任职云南，这都很好地诠释了《再生缘》中故事发生地云南背景的由来。
至于其婚姻又是一桩公案，端生于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除母服时已22岁，再服完祖父之丧已届23岁“高龄”，在当时已然属于“大龄剩女”，以常情而论于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出嫁较为合理。其婿范氏究竟为谁众说纷纭，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最大可能为范菼，其父范灿为浙江秀水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后迁至乌程南浔，与端生祖父陈兆仑为同朝雅故复同乡里，联姻也在情理之中，然其时范菼年已四十余，故陈寅恪疑端生为继室。陈文述提及端生婿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端生诗中亦有“羁旅愁人绝塞边”、“神飞万里阻风烟”之句，从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四十七年（1784）共有三次乡试，尤以四十五年（1782）恩科顺天乡试科场舞弊案最为知名，口供中牵涉范菼者极有可能就是端生夫婿，至于是替人代考（范氏出身书香且家境清贫请人代考可能性不大）甚或是无辜牵涉其中已无法确证。陈文述所言虽夸张而富有戏剧性——婿遇赦归未至家而端生死，然从端生妹长生诗云“可堪宝镜重圆日，已是瑶钗欲折时”可知夫妇重聚之日确实离端生香消玉殒之期不远。端生生于 清乾隆十六年（1736）而卒于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或五十六年（1791），至迟不会超过嘉庆元年（1796），其寿当在四十至四十五之间，此亦是才人命蹇，彩云易散琉璃脆。
“秋夜初寒转未眠”、“聊将彩笔写良缘”，《再生缘》是陈端生寄托怀抱之梦，而陈端生已然成了我们的梦。郭沫若先生曾感叹“樵舍勾山在，伊人不可逢”，伊人已乘黄鹤去，空余樵舍话端生。
编辑： 马金丽
图文来稿：罗婷婷
部分图片来源：风景园林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