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

作者：莫小北

历史的狂澜与个体的潜流是相互定义、相互成就的关系。《狂澜与潜流》关注的是“文革之子”——“文革”时期青年的婚恋问题。全书的特色在于对“可发生的文革”的呈现，尝试“弥补以往研究“文革”青年群体过于偏重其“政治人”的缺憾，同时试着揭开该群体与“文革”政治运动的离合与迎拒，甚至于他们在政治运动转换关头的思想轨迹。”李秉奎通过展示青年人婚恋模式和政治领域沉浮相关却又不同的片段、叙事和数据，描绘了男女私事与国家意志相互交融、彼此建构的动态关系，让我们看到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国家对个体的型塑以及个体所萌生的策略与反抗。下面依章节来分述全书的内容和引发的思考。

第一章“城市青年的欲与爱”考察了“文革”时期城镇青年的性别意识、情欲观念和恋爱行为。“文革”期间，禁欲氛围浓厚，体现在红卫兵对自身也对他人进行“性别革命”、实现“去性别化”的努力上。但“革命性秩序”并非欲望不会滋生的“净土”，只不过，与性相关的念头被转化为了批判和自抑的形式。城市青年的经历折射出“革命”（争取“集体的解放”）与“恋爱”（争取“个体的解放”）的张力和冲突，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青年思想观念受到扭曲的特殊表现，也与部分干部子弟失去国家与家庭的双重管束而甘愿堕落有关。其实，“非性化”往往并不单单是摆脱性别习语的企图，而是以某一社会性别（通常为男性）来统御生理性别的过程。

第二章“城乡青年的择偶观念与行为”考察了“文革”时期青年的择偶标准与外部政治环境的关系。“文革”时期，青年的择偶标准为政治运动所塑造，这体现为：其一，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得到强化，青年择偶中的“红”类与“黑”类界限分明；其二，婚嫁流向从“农业户口”到“非农业户口”，加剧了农村婚姻市场的失衡；其三，拥有政治可靠性和高职业声望的军人与工人最大化对异性的吸引力，所谓“一军二干三工人，誓死不嫁庄稼汉”。个性化的择偶通常是社会风尚的复述，“文革”如此，而今亦然。

第三章“农村青年的彩礼与婚礼”考察了“文革”时期的彩礼、嫁妆和婚礼仪式。“文革”时代，婚礼风俗的政治化痕迹明显但不彻底，体现出“国家”功能对“家庭”角色的努力淡化以及取代与地方性知识对外来改造力量的抵抗。一方面，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将触角伸向私人领域的每个角落，力图通过“斗私批修”而剥夺家庭的合法性，于是媒人的社会功能弱化、家庭对子女婚姻的控制力被减弱，同时单位在婚姻仪式中的作用得到强化，毛主席语录一类的政治象征符号被引入仪式中。另一方面，国家对婚事简办的提倡并未遏止许多地区的彩礼支付与收受行为，李秉奎认为，这是由于政策忽视了彩礼的实际支付与最终流向，而对彩礼是落后、封建的否定无法勾销掉财物是对“小家庭”建立的支持的性质，同时悖拗于“文革”后期青年不再热衷政治、转而关心个人生活的转变。“大传统”与“小传统”是辩证的关系，前者改造后者，后者重塑前者，国家政策不是在真空中落实的，相反，宏观诉求要进入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社会嵌入性的权力文化网络，必然会发生双向的互动。

第四章“知青的“婚”与“不婚””考察了知青婚姻与国家政策的关系。“文革”后期，越来越多达到晚婚年龄的知青群体却仍然保持着较低的结婚率，这并非仅仅是对国家晚婚政策的响应，而体现出知青个体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适应，不论他们“不想结婚”，还是“结不上婚”。相形对照的是，部分知青出于组织引导、情感使然和求生动机等原因，与农民缔结了“扎根”婚。无论结与不结，知青的婚姻状况都流露出工具性的一面，直接和能否回城、和“扎根”的政治行为相联系。在上山下乡运动这样统一的政治导向下，知青群体能动地、策略性地撬开了政策的空隙，“为返城或等待返城的机会，他们拒绝结婚；为情感和解决眼前的困难，他们现实地选择与农民结婚”，从而伸展着个体的意识、满足着自我的动机。表面看来，婚姻与否是个体的规划，但知青的婚姻却成为时代变幻中的一场场博弈，成为在婚姻场域中根据资本进行权衡的一场场“游戏”。

李秉奎最后指出，“文革”型构出青年婚恋的一体两面。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在铸造出“听话的”、机械的“政治人”，组织的严密和动员的有效使青年在“婚恋领域方面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宏观政治的控制”；但同时，青年的自我意识却能够疏离于一场场运动的规训，利用传统家庭观念与实践被破坏的时机，掌握婚恋的主动权，青年于是越发“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和小家庭生活”。于是，在时代的狂澜中，我们看到了或喜或悲、或轻或重的一股股潜流。

《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李秉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