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相会，诗国的天空双日并耀，更是旷世奇观！

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书》）

这句十分夸张的名言，表明在鲁迅先生心目中，唐诗是古代诗歌的高峰，而且我们后人无法逾越。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早在清代就流行这样的俗语。从宋人开始，学诗的首选是唐诗，读唐诗的首选又是盛唐诗，而盛唐的杰出代表则是李白与杜甫。

公元744年天宝三载，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相会，闻一多先生十分形象地比喻说，这是中国的太阳和月亮碰了头。

李白与杜甫刚一碰头，中国的诗坛上便红霞满天—出现了光耀万代的“盛唐气象”。可见，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的会面，不是诗坛上的太阳和月亮碰头，而是诗国的天空双日并耀。

诗国的“盛唐气象”仅可一见，而双日并世更是旷世奇观。

古代有“大诗人”与“名诗人”之分，“大诗人”是指伟大的诗人，“名诗人”就是著名的诗人。

“大诗人”不仅必须诗艺非凡，还必须人格伟大和境界崇高。

“名诗人”只要诗艺高超，甚至只要某一诗体独擅，如盛唐著名诗人王昌龄就因为他长于七绝，被人尊称为“诗家夫子”。

中国古代被称为“大诗人”的屈指可数，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他们中间屈、陶、苏，在各自的时代都是孤日当空，唯独李白与杜甫是双日并世。

李白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后人通常把“开元十五年后”作为盛唐诗歌成熟和繁荣的节点。

“开元十五年后”，迎来了诗国最美的春天。

此前天寒地冻，地上刺骨的寒风在逞凶，头上漫天的雪花在飞舞，花花草草的嫩芽不敢露头；

此后春意阑珊，连诗人也“长恨春归无觅处”，越到后来就越是“绿肥红瘦”，一直挨到秋天便“无边落木萧萧下”。

李白与杜甫的命真好，不早不晚刚好出现于此时。

要是没有“盛唐气象”的语境，怎会产生李白和杜甫这样的大诗人？马上有人会说，要是没有李白和杜甫，又怎会有诗国的“盛唐气象”？

那么，是因为有了李白和杜甫，才有这一诗国的春天，还是因为有了诗国的春天，才会涌现出李白和杜甫？

李杜是这盛唐诗人群体中最出色的代表，是姹紫嫣红诗苑中最鲜艳的奇葩，是无边林海中最亮眼的参天大树。

既然李杜并肩，二人必有其共同点：他们对自己的才华都同样自信，他们的生命力都同样旺盛，都同样具有英雄主义激情，都同样具有远大的抱负，也都同样具有深厚的同情心。

李、杜二人个性、气质和才情的不同，各人诗歌内容、风格和创作方法的差异，正好揭示了“盛唐气象”内在的丰富性。

李白为人热烈奔放，豪迈不羁，他的诗歌更多地表现了那个时代蓬勃向上、浪漫豪放的精神；

杜甫为人则稳健节制，博大深沉，他的诗歌更多地表现了大唐由盛转衰的痛苦历程。

在李白那里的纵情欢乐，无限憧憬，恣意幻想；

在杜甫那里则表现为忧心忡忡，痛苦的反思，深刻的揭露。

因而，李白的诗风豪放飘逸，杜甫的诗风却沉郁顿挫。

李白与杜甫那种旺盛的生命力，那种英雄主义的激情，是我们民族处在鼎盛时期的那种伟大民族活力的折光。

你看看李杜身边那帮兄弟，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开阔境界，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远大追求，还有那“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张狂荒唐，更有那“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壶清酒就倡家”的轻狂放荡，

在唐玄宗时代，早期的政治很清明，皇帝自己也比较节制。

等到了李白这个时代，由于国力不断地走向强盛，国家就开始走向腐败，出现了很多奢侈腐败的地方，但仍然还是蓬勃向上的。这时李白他们的内心世界开始有了变化，一方面很张扬，另一方面又隐隐地不安，有朦胧的骚动。

等国家腐败完全表面化了，就到杜甫阶段了，开始忧虑、沉郁，诗歌的情感跟之前不太一样，就写像《兵车行》那样比较凄凉的诗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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