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高贵的教养和遍地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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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榆次常家突然发出通告，称要对庄园内的戏台废旧立新，诚邀乡人前往帮工。如今留存下来的常家庄园不过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而已。但即便如此，也被游客称为民间故宫，在匠心独具、错落有致的院落中，目之所及一片青砖灰瓦，不禁让游客有所失望：不是满目雕梁画栋的奢华和石崇斗富般的奢靡，单独一处院落或者屋内装饰也不过当时中上等人家而已。常家庄园存在着一股难以拒绝又极其想亲近的内秀。诗书礼仪，耕读传家，常家文化以商贾身份而对后世子孙在进学方面的严厉管教成为家族保持辉煌和荣耀的重要因素。作为万里茶路的开拓者、奠基人，常家祖上从福建武夷山下梅白岩岗一直做到了欧洲最大的城市恰克图，但终究没有如相关商人招摇和炫耀，在恰克图，常家九世祖常万达将字号命名为“独慎玉记”，慎独修身，寻取冰心一片。这一年，京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六地爆发了千年一遇的旱灾，大饥馑不期而至。作为商人来说，这又是一场利用身份、金钱和地位大发横财的好机会，所谓“一欠等三收”。新上任的“能臣干吏”曾国荃携血溅天京的余威也不过从朝廷那里争取了二十万两赈灾银，加上曾国藩从湖南筹措的十四万两银子，不过区区三十万而已。对于已经遭受两年大旱、蝗灾遍地的山西简直是杯水车薪。常家高调宣布重修戏台的深意便是但凡乡邻，无论男女老幼，只要前来哪怕搬一砖一瓦都有一日三餐衣食无忧。晋商中，是常家首先开始了赈灾救济。但这不是赤裸裸的施舍，而是一种“以工代赈”形式的帮扶。“有耻且格”，让颗粒无收的人们有尊严地活着，义举大爱，天道使然。冥冥中榆次人知道并从心里深深敬畏，汉人成佛第一人、今郭家堡乡源涡村田志超便是以慈悲首善、普度众生为根本。佛祖在上，凡人又岂敢不亲力亲为？

赈灾善举根本无需朝廷动员和民众哀求，一切全凭自觉与自发。与此同时，榆次东阳镇上也是彻夜灯火通明。协成裕绸缎庄、广庆源、广兴源糕点店、裕泰、永泰中药店、同心德杂货店，谦源粮店以及公益当当铺等四十家店铺老板聚集在一起，筹钱筹粮，不仅要满足榆次本地赈灾之资，还要顾及辽州（今左权县）、寿阳、阳泉及平定等地。“太谷十字街，比不过东阳一条街”，这条不到三里的村中通道，在当时聚集了晋商中大部分翘楚和精英，其中拥有的财产富可敌国。为富不仁似乎是商贾与生俱来的标签，不然他们很难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和迅速膨胀。但是在榆次有着极其另类的发展脉络。务农经商是这里百姓非常本分的职业，即便经商也是试图改变自己生活、泽惠他人的事情。先将土地耕种好，用微薄的收成构建起财富大厦最核心的灵魂。直到现在，在春耕时节，即便一些已经腿脚不便的耄耋老人只要有点力气，也要在自己的庭院中亲自种植些粮食或者瓜果时蔬。同所有中国人性格一样，把劳动作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最为朴实无华。榆次大部分地区处于高塬地带干旱少雨，除了辛劳外，便是节俭。过去即便是大户人家，土豆洗干净则可，不敢削皮，怕将果肉带去；农闲时还保留着两顿饭的习惯；按照风俗，许多老人都要在自己的棺材板上刻下“勿忘勤劳本，留的节俭心”的警示，即便永无衣食之忧，也不敢丢掉勤劳和节俭的本质。榆次人不挣昧良心的钱，也不做昧良心的事。过去榆次晋商大户人家如常万达凭借童叟无欺的晋商普遍精神成为海内巨富，甚至受邀乾隆皇帝千叟宴（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殊荣，普通百姓则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享受着田园生活的恬淡，大多数人还保留着手捧海碗在村街头巷尾聚集吃饭的场景。没有炫耀和任何私藏，用手中的饭向大家宣布自己依然保持的节俭习惯，以大家彼此的认同和精神的互助弥补餐桌上的遗憾，用行动辩证地解读了“抠门”与“豪爽”的内在联系。明清时期，在张庆乡大张义村曾有明朝英宗皇帝敕建的一座高大牌坊，表彰大张义宋氏第六世宋鉴在正统年间无偿捐出赈灾的2100担粮食，相当于现在20万斤，现在想来都是一个庞大的数据，是干旱贫瘠土地上可望不可及的积累。“饮食慎节”下便是粮仓满垛，才有乐善好施的资本。以一己之力而改变乡里乃至全省的窘态，这是榆次人的鲜明态度，也是博爱天理在遑遑天灾下厚积薄发的具体表现。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每到重要节事活动或者节假日，当数十万游客蜂拥而来的时候，榆次依然保持着自己特有的安静，没有一家饭店会坐地起价，没有一个景区会搭车涨价。毗邻太原，但榆次吃住行、游购娱成本明显低于省会太原，榆次拥有在旅游发展定位上集散功能的先天条件，善报天成。

那场大饥馑持续了三年，常家的戏台也就盖了三年，东阳镇上的东家们也忙碌了三年。除了修建戏台所花费之外，常家还捐款达200万白银，几乎耗费常家全部家产。另外，曾国荃来山西还带来了两千张捐官的虚职文凭，都让晋商一抢而空。不为当官，而为天下百姓。这段往事史称丁戊奇荒，或者晋豫奇荒。经历了这场大饥馑，山西人口锐减三分之一，但唯独榆次未伤元气，得以在此后继续发展壮大，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商人行动中罕见的爱国高潮保晋护路运动，宣示着民族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