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四百年：西陲大旱流民迁徙巴蜀，枭雄崛起朝堂乌烟瘴气

本文是长篇系列文章《激荡四百年》的第13篇

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七月，已是千疮百孔的雍州和秦州遭遇大旱，秋稼严重受损。大旱过后，又是疾疫，百姓流离失所，到最后竟然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情况。

历朝历代，一旦发生饥荒，朝廷都会组织赈济，避免出现易子而食等泯灭人伦的事件，但西晋朝廷不仅没有赈济，反而下诏放开骨肉相卖的禁令，相当于明目张胆的鼓励百姓易子而食。

一个王朝没有责任感到了这种地步，还指望百姓为它效忠？

先是叛乱，再是灾荒，雍州和秦州流民遍地，晋朝五胡之乱，首先从西陲拉开序幕，齐万年之叛更直接引发了两股割据势力。

先说其中一支，仇池杨氏，首领名叫杨茂搜。说起杨茂搜，还得从他的先祖杨驹说起。

杨驹是氐族人，最早在仇池（今甘肃西和县）居住。仇池方圆有上百顷，旁边有二十多里平地，四面是陡峭险峻的高山，有羊肠小道盘曲环绕三十六次而上。

三国时期，杨驹的孙子杨千万归附曹魏，被封为百顷王。杨千万的孙子杨飞龙逐渐强盛起来，迁居到略阳。杨飞龙没有儿子，将外甥令狐茂搜当作儿子，改姓为杨，是为杨茂搜。

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十二月，为了躲避齐万年的叛乱，杨茂搜从略阳率领部落四千家重回仇池，自封辅国将军、右贤王。

由于仇池易守难攻，关中地区躲避战乱的人，很多都去依附杨茂搜。杨茂搜倾心接纳安抚，想要离去的人，也不勉强，送给他们财物。

战乱之中，百姓所祈求的很简单，那就是活下去，既然杨茂搜能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他们就有动力跟着杨茂搜。所以，杨茂搜的部众越来越多，渐成独立王国。

不过，杨茂搜只是据险以守，地盘还不算大，对于西晋全局影响有限。真正威胁到西晋统治的是一个名叫李特的人。

东汉末年，张鲁统治汉中时，一支氐族人从巴西郡宕渠县迁至汉中的杨车坂，号称杨车巴，首领姓李。

曹操攻克汉中后，这支氐族人的首领李虎率众归降，被授予将军之职，迁居到略阳，又被称为巴氐。

齐万年叛乱之时，雍州和梁州流民遍地，为了生存，也为了躲避战乱，他们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巴蜀求食。

李虎的孙子李特也在逃荒者之列，但他的家境相对较好，流亡途中经常接济一些比他更可怜的穷苦百姓，得到众人之心，成为逃荒者的首领。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统治基础的稳定，一般不允许随意迁徙，西晋也不例外，更何况是流亡至统治基础不稳的巴蜀之地。

为了解决流民问题，西晋朝廷派出侍御史李苾（音同必）持节前往慰劳，同时负有监督之责，不准他们前往巴蜀寄食。

然而，李苾是个贪财之人，到了蜀地后，接受流民的贿赂，上表向朝廷宣称：“流民有十万人，不是汉中一个郡可以救济的，如果往东去荆州，水流湍急，又没有船只，无法送达。蜀地粮食储备充足，百姓富庶，可以让流民到那里解决吃饭问题。”

十万人？看到这个数字，朝廷有些头疼。正如李苾所言，将他们送到荆州，确实有点难度。但如果不管他们，又可能成为叛军，朝廷将更加麻烦。想来想去，朝廷只好接受李苾的建议，允许流民前往巴蜀。

口子放开之后，从雍州、梁州前往巴蜀的流民络绎不绝，不可避免的和当地人形成了冲突，也增加了不安定因素。

有赖于李苾的“帮助”，李特得以重回故里，路过剑阁时，他感慨万千，长叹道：“刘禅拥有这样的地方，竟然还投降别人，难道不是因为才智平庸吗？”

同样的风景，有的人看出了一幅画，有的人看出了一首诗，但也有人看出了历史兴亡、风云争霸，比如李特。

李特的感慨，让随同逃荒的阎式等人惊讶不已，他们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个英雄豪杰，开始倾心与之结交。

阎式没有看错，李特确实是个能人，只要给他一艘船和一阵风，随时可以乘风破浪。

西陲流民遍地，隐忧重重，朝堂却是另一番景象，名士当道，政风漂浮。

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九月，西晋朝廷以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太子太师何劭为尚书左仆射。

王戎，出身琅琊王氏，竹林七贤之一，曹魏凉州刺史王浑（和之前出现的王浑非同一人）之子，自幼聪颖，神采秀美。

年轻时，王戎颇有进取之心，曾参与晋灭吴之战，治理荆州时也颇有政绩。但在亲身经历西晋接连的政变之后，他的政治理想为之破灭，开始不理世事，以山水游玩为乐。

除了王戎，尚书令王衍和河南尹乐广也是著名的官场混子，都喜好清谈，名满天下，朝野上下争相仿效。

王衍是王戎的堂弟，自幼聪明秀美，山涛见到他后赞叹道：“什么样的妇人才生下这样的孩子！但祸害百姓的，未必就不是他。”

乐广，南阳人，出身寒门，父亲乐方曾任夏侯玄的参军，性情淡泊，与世无争，尤其擅长高谈阔论，能把所有人说得心悦诚服。

尚书令相当于政府秘书长，河南尹是首都长官，如此重要的职位却由两位以清谈知名的嘴强王者担任，西晋的政治能高效就怪了。

当年，何晏等人推崇老庄，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作根本。所谓无，就是明了事物的真相，以成就天下之事，阴阳赖此而发育滋长，贤能赖此而成就德行。”王戎、王衍等人对他的理论深信不疑。

由于这些人都是名士，话语权和影响力巨大，流风所及之下，士大夫和官员都以虚浮放诞相标榜，本职工作全都松懈荒废。

裴頠对此深以为忧，撰写《崇有论》驳斥他们的观点，但流风已经形成，即使他也无法挽救，西晋政治越发虚头巴脑，诞生了一大批尸位素餐、无所事事的蛀虫，将本就先天不良的西晋弄得更加虚弱。

后人说起魏晋，总是津津乐道于魏晋风骨，殊不知，所谓的风骨只是属于极少数人的行为艺术和自我逃避，伤害却落在了底层百姓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