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和大地的情怀--追忆我的导师
作者按：我国著名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家和教育家杨怀仁先生1917年11月出生于安徽宿县，2009年10月20日在南京逝世。杨怀仁先生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师从我国地貌学科开拓者叶良辅先生；1948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曾任伦敦中国留英学生会主席；1951年从英国回国，1952年在南京大学地理学系创办我国高校第一个地貌学专业并长期任教，先后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等研究单位的兼职研究员，并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地质专业委员会第一、二届副主任，中国海岸河口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冰川冻土学会理事等职。
此文原载《纪念杨怀仁教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此次在360个人图书馆发表，对部分段落格式做了重新整理。
海洋和大地的情怀—追忆我的导师
南京师范大学 谢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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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人眼里，海洋和大地是千年不变的永恒。在地貌第四纪研究者眼里，海洋和大地处在永恒的变动之中。在我眼里，海洋和大地这种亦静亦动，在宁静中跃动的秉性，就像是我的导师的情怀：投身科学事业矢志不渝，抛却功名利禄潜心教学科研，心如止水；探求自然新知不断开拓，立足学科前沿放情天地之间，情动人心。
我深爱海洋和大地，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辽阔和美丽，也不仅是因为它们是人类的摇篮和家园。我之所以特别地钟情于海洋和大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过去三十年的主要研究方向一直是海面—地面系统变化。但似乎还不止于此，还有其他的更重要的感性和理性方面的原因，与我的导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海洋和大地总让我联想到我的导师作为一位优秀科学家和教师的人格魅力和情怀。
32年前杨先生告诉我什么是海面变化研究，帮我选定了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在接下来的18年里，他指导我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帮助我走上了教师的职业道路，让我对什么是科学人生的问题获得了最初的感悟。他教给了我许多东西，从地貌第四纪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到科学精神和方法，乃至人生态度和追求。许多东西不是通过话语，而是通过他的行为，影响和感染了我。自从知道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要编辑出版《纪念杨怀仁教授》文集，我就一直在想，我应该写些什么来纪念我的导师呢？在他教给我的这么多东西里什么是最宝贵的呢？最近我找出当年的老资料，重读那些纸质已微微发脆的信件、报告和批条，回忆三十多年的往事，思路渐渐清晰起来。我可以写的、值得纪念的东西有许多，但其中最值得珍惜、最应该纪念的就是导师这种在宁静中跃动的情怀，就是他通过终生的实践影响了一大批人并且应该由后继者不断发扬光大的崇高情怀。
我想起了被誉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的一篇著名演讲。这是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107年前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上所做的演讲，其文字稿以“为纯科学呼吁（A Plea for Pure Science）”为题发表在1883年8月24日出版的Science杂志上 。在这篇演讲中，罗兰从观念到体制猛烈抨击了当时美国社会重财富轻科学的时弊。罗兰带着尊敬而又遗憾的矛盾心情说：“多少代人来，只有少数学习科学的学生将对自然的研究珍视为最崇高的追求。无论富裕或者贫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自然及其规律充满热爱。世界因科学的应用而带来的进步应归功于这少数人，但他们中只有极少数曾从世人那里得到他们应有的回报。”接着，罗兰又十分肯定地指出：“那些正在世上寻找生活目标的年轻人，看到他们眼前这个高尚和高贵的人生，他们就会发现世界上还有比积累财富更为尊贵的东西。于是他们就愿意将生命奉献给相同的事业，他们就会尊重那些将他们引向更高境界的教授，这一境界是他们通过其它途径所不能企及的。”“精神品质的培育应该与国家财富的增长平衡 ! ”读到这些充满感情和智慧的犀利言辞，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洞穿历史的力量。
我想，我曾经就是罗兰先生所说的那些寻找生活目标的“年轻人”中的一员，我从我的导师身上看到了一种“高尚和高贵的人生”。尽管就我而言这种崇高的境界始终遥不可及，但我始终尊重和敬佩这种境界。尤其是在今天。在自己已经步入老年人行列的今天，我想我应该借出版这本纪念文集的机会，通过些许往事的回忆，将导师的崇高情怀作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加以颂扬，将自己对这种情怀的感悟与世人分享，以期影响更多现在的和将来的年轻人。
◆ 建议考虑海面变化研究方向 ◆
此刻，我的案头摆放着一本纸色灰黄、仔细粘贴上去的封皮已有破损的书。我凝望着封皮上那两行飘逸而又刚劲有力的钢笔字—“第四纪地质学”“南大杨怀仁”，许多往事浮上心头。
我得到此书是在1996年我调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之后不久。一天去看望杨先生，他将自己使用多年的这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的《第四纪地质学》送给了我。“这可是绝版啊!”尽管杨先生当时用的是很轻松的口吻，但是我很清楚这句话的分量。这本教材当年是在南大地貌专业多年开设第四纪地质学课程的基础上编就的，建立了一套综合考虑气候、构造、沉积和生物的第四纪地质学内容体系，与此前由北京地质学院普通地质教研室根据帕甫林诺夫讲课记录内部刊印的第四纪地质学讲义以岩石地层学为核心的体系迥然不同，曾在国内产生过重要影响。
现在再看到此书，当年报考研究生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因为1978年我曾在湖南省图书馆借到这本教材作为考研参考书认真学习过。我还清楚地记得，1977年10月我在广西屯秋铁矿出差时从新闻广播中听到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消息，随后到柳州市查阅教育部文件的情景。接下来就是一段争分夺秒，复习外语和专业课程迎接考试的时间。
1978年10月，在离开大学10年之后我走进了南京大学的校门。重返校园的兴奋、学习新知的渴望和对研究生生活的好奇交织在一起，心情很是激动。但是对于即将开始的专业学习和科研工作其实是所知不多的。虽然在大学二年级作为基础课学过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但是对于这门学科的基本属性和精髓所在缺乏认识。只是凭借十年野外工作中积累的对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地貌第四纪地质现象的点滴观察和思考，例如红粘土成因、喀斯特成因等，感觉到地貌第四纪研究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
我在研究生报名表上选择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第四纪和近代地壳运动”。记得当时南大的招生材料上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专业下还有“岩溶地貌”和“世界海平面变化”两个研究方向。我表示愿意服从学校安排到“岩溶地貌”，但对于“世界海平面变化”这个方向没有表态，因为我确实不清楚那是搞什么的。
那一届杨先生招了我和赵英时两个学生。记得就是在第一次与导师见面时，杨先生给我们讲了海面变化这个研究方向的许多情况。具体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也可能是因为当时还是懵里懵懂的，听了也是一知半解。留在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句话：这是国际上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意义深远，建议考虑。结果我和赵英时都定了以海面变化为研究方向，她以华北为重点，我以华东为重点。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杨先生在文革之后根据学科发展的动向做出的重要部署的组成部分。1978年这个时间正是杨先生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阶段的起点。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六十年代中期之后学校正常的科研活动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文革结束之后，杨先生已年逾六旬。他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毅力，瞄准国际前沿，从1978年到1995年，也就是在他61至78岁之间，接连发表了72篇论文和5本专著。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以气候变化为核心，从区域变化到全球变化，涉及包括地貌演变在内的环境变迁各个领域，涉及历史过程研究、变化机制研究以及未来趋势预测。而其中海面变化研究作为连接第四纪气候变化问题、冰川和冰期问题、以及构造运动以及沉积作用之间的纽带，特别受到杨先生的重视。在72篇论文中，直接以海面变化为题的论文占了26篇。
时至今日，“科学研究的灵魂是创新”，“科学研究选题必须立足于前沿领域，立足于对前人研究全面透彻理解的基础之上”，等等这些基本的科学法则已经深植于心，但最初的教诲和熏陶都来自于杨先生。尽管海面变化研究耗费了我无以计数的时间和精力，也没能带给我物质财富的回报，但我始终感谢杨先生领我走进了这个充满了智慧挑战的科学殿堂。
◆ 气候、构造、海面、沉积并重 ◆
1981年末，在我准备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传来国内即将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消息。在出国还是留在南大继续攻博二者之间曾经有过一番思考，但最终选择了后者。1982年3月29日，我向杨先生递交了一份《对今后两年学习的设想》。由于当时学校还没有什么明确规定的博士生课程，在课程学习方面我自己的设想是：基础课除英语和第二外语（俄语）外，数学课程要完成一个专题报告（数学工具在地貌第四纪工作中的应用）。在专业课方面要完成构造学、气候学、生物学、海洋学等4门课程的专题报告，内容分别是地壳运动的动力机制、地球气候变化的原因、生物对环境变迁的反应、潮位资料的分析方法。在论文工作方面当时我的想法是：方向仍为海面变化研究，时间上以“全新世海面变化”为宜，地区上可适当扩大到华北，甚至中国东部。这个想法的实质是在我20万字的硕士论文基础上做一些提升，基本上不拓展新的方向，因此觉得难度不大，计划在两年时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针对这个材料，杨先生写下了8条书面意见，并且约我做了一次长谈。杨先生的主要书面意见实录如下：博士论文“题目仍以20,000年来为宜。内容应以气候、构造、海面、沉积四方面并重”；“气候从基本理论抓起”，“应从2.5亿年的尺度开始”；“构造方面注意Continental Margin, Morphotectonics (Flexures, Rifted along Basins)”；“海面要重点修订MSc论文中有关问题”，“注意Tertiary S.L. Mov.，这方面非常重要，尤其对我国大陆架沉积，理论与实践都非常有意义”，注意“海面运动与宇宙环境（新方向），如大气环流，sun spots, magnetism”；沉积方面要“注意Cenozoic sedimentation cycles”。在专业课程学习方面，杨先生在我原来设想的4门课程之外特别指出：“考古学方面应作为重点”，并且强调“孢粉或微体（Fauna）有一特长”。此外，在学习方法上杨先生给我提了一条：“从今年起多看original papers，否则不会踏实”，这一条结尾加有一个惊叹号。
这8条意见和面谈的直接结果是：我的学习计划和论文计划做了实质性的调整，但其影响远不止于此。
在后来最终上交给学校的研究生培养计划表中，课程学习方面全面上调了学习要求。基础课程数学的要求是：“掌握数理统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的能力”。专业课程增加了考古学，从4门变为5门。其中，气候学的要求是：“掌握地球气候长期变化（从2.5亿年起的各种尺度的变化）的各种理论及其发展和现状”；考古学的要求是：“以新石器时代为重点，系统学习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了解我国考古研究的主要成就”；生物学方面的要求是：“掌握孢粉学及植物地理学、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孢粉分析常规工作的基本技能”；构造学的要求是：“掌握地球物理学及地球动力学的基本原理，注意大陆边缘地壳运动的各种学说”；海洋学的要求是：“了解海洋学各主要门类的基本内容，重点掌握潮汐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论文工作方面，从动态研究、方法研究、调研工作和论文写作四方面提出了远超出我最初设想的很高的要求。例如方法研究方面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综合性的海面变化定量研究方法”。论文写作的要求是：“建立精度较高的有代表意义的2万年海面绝对变化曲线和气候变化曲线，并进而对气候、海面、构造、沉积的关系，对华东、华北沿海地区的地貌和沉积发展史、地壳运动特点，以及气候和海面的发展趋向等问题做出较全面的讨论”。
当时自己年轻气盛，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计划的真正分量，只是在计划表的说明栏中写上了“恐难以在两年时间内完成”。现在回想起来，杨先生帮我制定的这个计划，不仅在专业修养方面指出了一条目标明确的攀登之路，而且在人生历练方面开启了一段难忘的航程。
在专业方面，现在我已经领会到，在环境演变研究中强调气候、海面、构造统一，过去、现在、未来统一，全球、东亚、中国统一，是杨先生长期坚持和提倡的学术思想。这种大综合的环境演变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而这一点也正是杨先生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杨先生提出的以“气候、构造、海面、沉积并重”为核心的一系列要求，对我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随后的四年时间里，在杨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我认真地、努力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在一个较宽的领域里学习了许多东西，发表了我最初的10篇论文，积累了一批重要的专业资料。在一份准备答辩的材料里有一个关于学习和调研情况的统计。中文资料：专著52本、论文和报告871篇/份（其中地质报告250多份），留下笔记字数186.71万字。外文资料：专著25本、论文118篇，留下译文字数58.35万字。这是我十分珍惜的一笔财富，从中不仅造就了一篇博士论文，而且对我以后的专业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导师当时的严格要求也就没有这一切。我很清楚，尽管这一大堆笔记本迟早要扔到垃圾堆去，但是其中许多已留在我脑海深处的东西无疑会陪伴我终生。
说到人生历练和感悟，1985年6月的一段艰难抉择至今难忘。当时我正忙着进行作为论文重要组成部分的海面—地面系统模型的计算机程序调试。这种程序现在可以在台式机上轻松运行，但当时需要在安装在北大楼的大型计算机上运行，运行一次耗时一个多小时。麻烦的是全部程序和数据需要事前抄写在程序纸上，由机房工作人员制成穿孔卡片，经校对后再交给机房，排队等候读入计算机运行，运行结果通过宽行打印机打印出来，取到打印结果后再进行检查和修改。这样一个调试流程最快也要三天时间，有时仅仅因为一个字母甚至一个空格的抄写疏忽就得将整个流程重新走一遍。所以调试进度之慢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眼看规定的毕业时间临近，学校已在催促我尽快答辩。我真是心急如焚，好几次从睡梦中惊醒，半夜里起来挑灯夜战。如果推迟毕业将承受多方面的压力，而草草收场再拼上一把是有可能赶在暑假期间答辩的，但这意味着放弃已经形成的“气候、构造、海面、沉积并重”的论文框架，放弃许多已经开始在着手试探的研究思路和线索。6月26日我接到杨先生的一封信。信中写到：“学校最近通知系行政，希望你能快点毕业答辩。我的看法，在不影响质量下你可考虑妥善地削减一部分内容…”“你最好把情况向研究生处谈清楚。因为博士学位在国外有名大学并不限定三年，有人更长得多。”显然，杨先生是不赞成以降低论文质量来换取尽快毕业的。对于当时处在矛盾状态中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强大的推力。在杨先生的帮助下，我协调好了行政关系，调整了自己的心态。10个月后，一篇30万字的学位论文修订完稿。
答辩会1986年5月30日上午8:30在教学楼305室开始，12:05孙殿卿主席宣读了答辩委员会决议。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天气很热，我只穿衬衫还觉得热，杨先生始终庄重地穿着一套浅色西装。第二天《新华日报》刊登了我国第一位自然地理学博士论文通过答辩的报道。
我从未当面向杨先生说过感谢栽培之类的话语，但当一切都似乎变得那么轻松和完美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事隔二十多年，直到今天我还想说，谢谢导师给了我一段有点艰难，有点苦涩，但却颇耐品味的人生经历。
◆ 2号新村的那间书房 ◆
这是杨先生在南大宿舍区的寓所里的一间书房，实际上还兼着会客室的用途。107胶涂抹的紫红色水泥地面，面积很小，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两个单人沙发占据了大部分空间，靠门口一边放了方桌和凳子，钟点工从走廊去阳台晾晒衣物需绕过方桌穿过书房。我刚到南大时，杨先生就住在这个寓所，在这个书房里工作，直到他最后的日子。
我太熟悉这间书房了。因为32年里，我与杨先生不计其数的见面大多是在这间书房里。在这里，除了学习上的导师形象和工作上的上司形象，杨先生留给我的更多的是一位慈祥的、平和的长者形象。不熟悉杨先生的人可能会觉得杨先生不苟言笑，有点威严。熟悉的人都说他平易近人，对年轻人关爱有加。在我与他那么多次的接触中，从未听到过那怕一句训斥的话，也不记得有过说话变得高声粗气的时候。有一件小事我印象很深。我儿子念小学时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学校放假在家，正巧杨先生找我有事，我就带着他一起去了。也是在这间书房里，杨先生找出糖果招待小朋友。后来，杨先生很多次地问到我儿子的情况，甚至在他参加工作以后还多次问到过。
我在这间书房里经历过的事情中有两件事印象最为深刻。
一件事是在1989年下半年，一次在谈完研究室工作后，我试探性地提出了是否可以考虑购买一台计算机。当时我在为本科生开设地貌第四纪专业计算机应用课程，方金琪也已留校加入研究室工作，完全依靠系里机房的公用计算机甚为不便。但国内市场上个人计算机价格昂贵，配置80286处理器和256色彩色显示器的IBM PC-XT进口机售价在2万多元。而当时我们手头在研项目的经费只有4万多元，我自己也觉得这笔开支实在有点大。但是杨先生在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当即表示可以购买，这令我十分感动。掏出一半科研经费买一台电脑这种事现在是不会发生了，即使在当时恐怕也是罕见的，如果不是出于对新技术的高度重视和对年轻人的真诚关心，此事断难发生。
另一件事是1996年上半年，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杨先生家，要告诉他我将离开南大到南师大工作。这次调动完全是出于我个人考虑的一次选择。我没有什么别的牵挂，只是觉得很难向杨先生开口说这件事。在我向他详细说明自己真实想法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沉默，表情凝重。末了，他以十分平静的口气说了一句：“可以理解”。接着就开始向我介绍南师地理系的一些历史情况，并且很快将话题转到了我去南师后的工作安排和业务发展方面的问题。我一直紧绷着的心情很快轻松下来，原来担心可能出现难堪局面的谈话结果变得很是融洽。我非但没有受到任何责怪，反而听到了很多关心、鼓励和指点的话。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有很多话杨先生没有说。为了避免给我造成压力，他将这些话放到了内心深处。这种宽厚待人，关心晚辈的品格，也印在了我的内心深处。
在我的脑海中，这是一间宁静的房间，一个宁静的小小世界。杨先生靠在东边的那张沙发里平和地谈论着从青藏高原到南极冰流，从学识到生活的各种见解。书桌上总是堆放着一些国内外文献资料，即使春节期间也是如此。偶尔，杨先生应该也会在这桌子上检阅名人墨迹或字帖，甚或挥毫泼墨？杨先生在《环境变迁研究—杨怀仁教授论文选集》一书的自序中专门有一段文字写到他自幼与书法结下的不解之缘，写到书法艺术带给他的那种“宁静以致远，万虑释然”的境界。
宁静是一种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暴风雨中搏击的海燕固然豪迈，风霜中挺立的青松更显豁达，生命之河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它的朵朵浪花，更在于它那绵长的涓涓细流。我在想啊，这个宁静的小小书房真可谓是陋室伟岸。它的主人以他那亦静亦动的情怀，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豪迈而豁达的生命形象。在时下涌动的功利浮躁风潮面前，显得那么的高大。
◆ 赤诚的心为祖国为人类跳动 ◆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简要概括一下杨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他在地貌第四纪和环境变迁研究领域不断地探索前行，不断地做出令世人瞩目的贡献。20世纪40年代他提出了贵州高原地貌分期与演化模式，厘定南海诸岛中文定名为捍卫国家主权做出重要贡献。50年代创办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专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第四纪冰缘现象。60年代对我国全新世小冰期和近代冰缘作用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70年代提出地貌运动与中国地貌发展的学说，“中国第四纪冰期问题”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雪线变化与第四纪冰川气候”获1978年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奖。80年代初提出中国的古季风问题以及中西部气候地貌与堆积差异的原因机制，随后主要对中国气候及海面变化、中国第四纪环境演变规律及未来环境变化趋势预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中国第四纪气候与海平面变化”获得1985年国家教委的优秀成果奖，“第四纪环境变化及其对环境和经济发展影响的预测研究”获1986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出版的《第四纪地质》1992年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199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90年代，对气候和海面突变问题、全球变化背景下的区域性地生态系统变化等新课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我在这里写上了杨先生获得的各种奖项，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时下流行的评价标准。按流行标准，假如说杨先生当年不曾获得这些奖项，对他的评价可能会大打折扣。除了奖项，诸如头衔、地位、财富之类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世人对一个学者的评价。但在我心里，即使没有奖项，没有头衔，杨先生一样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优秀科学家和教师。当然，杨先生获得的奖项和头衔都是名至实归，不存在什么“假如”。如果可以假设的话，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年杨先生在英国不介入中国留英学生会的事务埋头去拿一个博士学位再回国情况会如何？如果当时杨先生接受了英国教授的挽留和安排留在海外没有回到国内情况又会如何？当然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每个人的人生抉择都不可能重来。杨先生一步一个脚印，用他的人生证明了一个事实—一颗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的赤诚之心始终为祖国，为人类而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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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还想引用罗兰先生在那次演讲中的一段话：“整个宇宙就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去研究。最伟大的头脑经过最伟大的努力才能给我们带来少量的珍宝。但是无穷的海洋在我们面前，它隐秘的深谷中充满了钻石和宝石。宇宙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即使一个原子的秘密也还让我们迷惑不已。当我们不断前进时，研究的领域就会越来越宽广，自然的庄严和美丽让我们惊讶和赞叹。我们能为这些伟大的工作做些什么吗？”
100年来的科技发展史已经对罗兰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许许多多对自然及其规律充满热爱和好奇之心的人们已经为这些伟大的工作做了许多。我的导师就是这许多人中的一员。
有时，我自己也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在我已经加入退休者行列，已经决意退出专业研究工作的时候，还会为一本论述海面—地面系统的书废寝忘食，还会为别人的一个海面变化研究项目自加压力，还会天天用“海地”这个名字在网际游荡。我想这是因为我对海洋和大地充满着感情，是因为海洋和大地总让我联想起导师的情怀。
师恩难忘，永记于心。
导师永远在我心中。
2010年6月16日端午节夜
草就于江南文枢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