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吉祥 | 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国情怀 ——追忆我的岳父任清
往期回顾
作者：吴吉祥
一晃岳父任清离开我们38年了，回想起和岳父共同生活的时光，一股怀念和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我与爱人任安英1975年初结婚，1977年4月我从太原调回原籍“山西七二五厂”（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前身）后，与岳父朝夕相处五年多，期间一个早年参加革命者、一个老党员坚定的革命理念和忠诚党的事业的高尚情怀，对我当时乃至以后几十年的工作和学习以及做人方面都受益匪浅。
1912年5月，我的岳父生于孝义市阳泉曲村一个农户家庭。1937年投身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随部队北上，奔赴延安，先后辗转在陕北一带。1955年因身体残疾转业甘肃省兰州市商业系统工作，1964年病退回到阔别25年的家乡。1983年病逝，享年70岁。
上世纪30年代初，岳父先后在孝义柏子沟、渔湾以及旧城北关村担任乡村教师。由于受其二叔、三叔的影响（二叔、三叔都是我党早年的革命工作者。三叔参加了山西决死纵队，时任某部指导员，抗日战争中在一次对日作战中，牺牲于交城），较早地接触并接受了我党的进步思想，并积极为党工作。
据岳父讲述，当时我党组织处于地下活动状况，开展工作都在密秘当中进行。传递情报，往往是要求心中背熟，面对面口述。其多次不顾自身安危，为党组织积极工作，很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多项任务。1939年秋某晚，我党组织在阳泉曲村召开会议，由于走露风声，遭到敌人搜捕，情急之下，岳父等别人全部离去后，用炉灰清撒屋内后连夜出走，投奔部队，从此离开家乡。
岳父突然出走，当时岳母带着8岁的妻哥、5岁的妻姐、还有2岁的二妻哥，生活顿时面临绝境。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岳母含辛茹苦，受尽磨难，靠给人家缝缝补补勉强糊口度日。因此我12岁的妻哥和刚近10岁的妻姐，为了生存过早地承担起本不该承担的责任：他（她）们随同村里的其他人连夜赶路几十里去大麦郊等地购买粮食，背回来后再去兑九峪贩卖，赚点差价替母亲分忧。这样的情景在几十年后，妻姐每次回忆起那段煎熬的经历都伤心落泪。更痛苦的是岳父走后多年杳无音讯，家族亲友都认为父亲早不在人世。岳母领着我的两个妻哥和妻姐一直坚守寒窑。好在有个慈善的太奶奶常常留两个窝窝头给我们吃，并且多亏岳母娘家人的接济，在生死线上坚持下来。所以我的妻哥妻姐始终有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舅舅一家人。
岳父到延安后，随部队四处转战，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在延安，长期居住在土窑洞内，窑洞的土坑是实心的，潮湿阴冷。加之岳父身体瘦弱，体质差，不久就患上了类关节炎。经常疼痛难忍，行动困难，但仍坚持和大部队一同作战，直至无法正常走路后才不得不转入部队后勤工作。到了延安“中央医院”后，原来父亲偶尔喝点酒，此后便断然戒酒，为的是避免别人认为沾公家的便宜。在1942年胡宗南对延安发动大规模围剿的极端困难中，岳父拖着沉重病体，尽力在伤员救护和家属安置中，极力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从未失去过自己的信仰。1947年，当时全国大部分地方已经解放，而孝义还处在敌伪统治区。岳父在战友陪护下，离家近8年后首次回家，在返回部队时毅然带我大妻哥和大妻姐到延安参了军。妻姐在延安保育院当小阿姨，妻哥到了基层连队。解放后，岳父又从延安“中央医院”调往西安西北军区第三陆军医院工作。这时岳父的身体每况愈下，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使他关节变形，肌肉萎缩。然而在部队时，当时的苏联专家医生已经断定其病将难以治愈，提出要为他办理军残证，但岳父一口谢绝，觉得自己还能干一些工作，不愿给组织增加负担。
1955年，由于身体的原因，岳父已不适合继续留在部队，转业到了甘肃兰州，先后在家俱公司、废旧物资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他作风正派，公私分明。一次我偶然发现家里的一支三斗柜里贴着一张当时的购买票据，票据上购买日期、价格等一目了然，经询问才知道这是岳父避嫌的良苦用心。在物资回收公司工作期间，属下一名职工因对商业系统一名领导的一些经济问题有所察觉，而这一领导因惧怕事情被揭露对该同志百般刁难，伺机打击。岳父得知情况后，坚决支持其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澄清事实。之后在岳父已经退休返孝后，该同志来信，信中激动地说：“任书记，多亏你呀，我反映的问题上级部门已经调查落实，李××已受到党纪处分。”
1963年底，50岁刚出头的岳父病退返孝。退休后的岳父属于当时孝义市管会老干支部。尽管他身体残疾，行动困难，但每逢支部开会或组织学习，他都准时参加。要知道，此时岳父类风湿性关节炎导致肢体严重变形，走路相当吃力，每次开会1公里的路程，别人10来分钟就可到达，他却要走上一个多小时。老干支部顾名思义，都是老同志，不乏各级退休干部和参战有功人员。当时有一位朝鲜战场归来的老同志，由于一些家务原因，经常不能参加组织活动，当时的支部书记也很为难。父亲了解情况后，主动要求上门做工作。之后该同志郭××觉得老任这样的身体都能参加活动，比起老任，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1972年以后，岳父一家从旧城西关搬迁到七二五厂宿舍居住。此时岳父的身体出门都很困难，集体活动已不可能。但岳父每月按时缴纳党费，从不间断。同时自费订阅《山西日报》，每天坚持看报，记笔记。经常一坐一两个小时，后来因为长时间久坐两脚肿胀，岳母和我爱人多次劝说无果，之后只好把报纸退订。1979年6月，那时候电视机在多数家庭还不普及，为了考虑岳父能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我们家购置了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这样岳父又能通过电视及时了解到一些社会热点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岳父的身体残疾，常人难以想象。四肢弯曲变形，躺卧起坐，吃喝拉撒全部靠岳母服侍，可以说一举一动离不了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就连夏天，家中不要说开窗户，就连门上还要挂上厚门帘。因为一旦有风，便疼痛难忍。在这种生存环境中，岳母十分劳累，积劳成疾，1979年9月突发脑病，在医院抢救五天无效，年仅66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噩耗传回，岳父他一声不吭，把悲痛压在心头。
当时我与岳父母共同生活，岳母走后，我和爱人工作忙，又有一双年幼的儿女，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未向组织提任何要求，还是一本家姑姑来照顾了3年。
岳父的一生，为了祖国的解放和党的事业抛家舍业，出生入死，操劳一辈子，唯独不考虑自己。也不想为自己的家人而向组织和或身居高位的战友伸手（我的两个妻哥一直生活在农村）。尽管由于战争年代的艰苦经历，给自己造成终身残疾，但从未后悔和抱怨过，还常常教育我们：比起无数牺牲的战友和同志，我是幸福的。我们能够生存下来，就应该更好地为党工作，这才是对牺牲的战友们的最好慰藉。
在岳父的影响下，我爱人兄姐四人，长期以来，无论在企业、在农村，无论是干部岗位，还是生产一线，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靠自己的努力，尽心尽力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爱人1969年参加工作后，十分珍惜自己所在岗位。1972年在济南培训学习时，连续百余天生病咳嗽，也没有休息，坚持上班。回厂后，担任装订车间折页班班长，同时也是机长，（当时的班长不脱产）带领全班60余人，连续8年获先进集体称号。1974年12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我们认认真真做事，吃苦耐劳，敢于担当，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名誉职位看得很淡。我觉得只要自己真心付出，问心无愧就是对父辈最好的缅怀，就无愧于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后代。
如今，我与爱人都是70多岁的人了，虽然我们早已退休并安享晚年，但作为入党多年的老同志，在学党史、悟思想、守初心的践行使命中，我们同样需要不断学习，努力继承和发挥父辈全身忘我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忘我革命精神，教育自己的后代永远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