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客厅 | 王旭东：跨越千年，荒漠中的敦煌美在何处？

越千年

敦煌之美

»为什么在一片荒漠和戈壁中会有敦煌文明？仅仅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吗？

»是谁创造了敦煌莫高窟？她又为什么会被遗忘？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作出“放弃巴黎，回国去敦煌”决定的原因是？

»如何让莫高窟“青春永驻”？

本期《文化会客厅》继续联合上海交通大学推出“堂·世界博物馆馆长文博讲堂”，聚焦敦煌，探访荒漠中的敦煌之美为何能够跨越千年？

本期嘉宾

王旭东

故宫博物院院长，原敦煌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观点：是中华文化的包容开放，孕育了敦煌文明

在敦煌这座文化艺术宝库，我们能看到什么？奇花异草，绿水青山，奔流的长河，重重的楼阁，壮丽的城池，欢乐的乐舞，还有祥和的街坊邻里……延续千年的敦煌，精彩纷呈的大千世界，为什么会诞生在荒凉的大漠戈壁之中？

不仅是因为她的地理位置：向东是茫茫戈壁，向西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敦煌是其中的一片绿洲，成为所有东来西往的商旅军队的必经之地。而汉武帝为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在由西域向中原传播的过程中，在敦煌停留。

更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包容开放：汉唐时期，中华文明在敦煌已做好了迎接来自印度、希腊、波斯等地多元文化的准备。不拒绝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文化自信给予敦煌能量，中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碰撞交汇给予敦煌养料。在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之中，敦煌文化得以诞生和繁荣。

追溯：敦煌莫高窟的盛和衰

敦煌莫高窟具有科学、历史、艺术等等多方面的价值。因为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全部6项标准，她在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符合全部6项标准的，世界上只有两处：一处是意大利的威尼斯，一处就是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的辉煌，要感恩两条“河流”：一条河流是莫高窟前的宕泉河，它给莫高窟的创建准备了物质条件，保障着工匠、僧人的生命安全；另一条河流是丝绸之路上的供养人，他们或是普通民众，或是达官贵人，因为信仰集结在此。

在敦煌的壁画中，可以寻找到供养人的形象。透过这些形象，可以窥见佛教的发展过程。在早期的洞窟中，供养人的形象较小，甚至有的身高只有几十公分。而在五代之后，供养人的形象日渐高大，与真人几乎同等比例。这暗示着人的欲望开始膨胀，人性逐渐胜过神性。

由盛转衰，是莫高窟难逃的命运。明代的封闭，让敦煌走上被抛弃的道路。加之大量来自风沙、降雨、地震等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莫高窟伤痕累累。近代以来，随着藏经洞的发现，其中的壁画、彩塑被大量盗取，在国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莫高窟就此沉寂了上百年。

讲述：敦煌守护者的难和韧

1944年，由于莫高窟的价值逐渐被发现，一些有识之士倡议成立保护研究机构。同年，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成立。第一任所长是在法国留学10年的常书鸿。

浙江省博物院 常书鸿雕像

学习油画的常书鸿在巴黎已卓有成就。在塞纳河边，他无意中看到了《敦煌石窟图录》，从此他的命运转了弯，他说“我们还在西方学什么油画……我一定要找机会到敦煌去看一看。”

从塞纳河畔到北平街头，从山城重庆到河西走廊，他辗转8年，跨越千山万水，终于来到了魂牵梦绕的敦煌。

那时，他法国留学的妻子实在无法忍受莫高窟艰苦的环境，离他而去。随后，同他一起来的画家也先后离开。“光杆司令”常书鸿跟负责后勤保障的工友说：“你们留着，我回去招兵买马，我一定会回来的。”工友不信：“常先生不可能再回来了。“

没想到，一年后，常书鸿带着一帮年轻人回来了，这其中就包括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

看到洞窟中的壁画所遭受的破坏，常书鸿非常心忧。没有经费，没有技术，怎么办？因为老百姓会在逛庙会时随意进出洞窟，他们便从建围墙开始。

建完1000多米的围墙，他们就开始临摹壁画，希望把即将脱落的壁画保存下来，同时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让即将坍塌的洞窟保持稳定。

他们还要坐着牛车到170公里以外的另一个石窟榆林窟研究调查。因为要在牛车上的生活物资使用完后即刻赶回，只能抓紧一切时间。

要忧心的远不止这些。莫高窟的许多壁画起甲严重，一旦颜料脱落，画就不存在了。于是他们不断向中央报告，请求支援。但那时候中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便邀请了一位捷克的专家前来修复。无奈的是，这位专家在配置化学药剂的时候，不让年轻人观看学习，他也因为敦煌没有办法洗澡，待了很短的时间就选择了离开。

常书鸿等人只能收集起捷克专家使用的试管，研究其中的材料，一点点走上保护修复敦煌壁画的探索之路。

此外，沙，也是威胁莫高窟壁画彩塑的重要因素。莫高窟背后是高大的鸣沙山，一到春天，大量的沙子就会来到洞窟面前，甚至进入洞窟。清沙，该如何进行？

他们挖沟，结果沙把沟填满了；建墙，结果沙子翻墙而过；在墙角开洞，用布袋把沙子转移到下方……看起来幼稚笨拙的办法，却是鼓励后人不断探索将这份遗产完整保存的精神之源。

2011年，樊锦诗检查莫高窟北区洞窟加固后的情况。

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在1946年来到敦煌后，一生再没离开。第三任院长樊锦诗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学在北大，之后把一生奉献给敦煌，我们称之为“敦煌的女儿”。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是什么力量让几代人筚路蓝缕守护敦煌？

——是文化的力量，是敦煌的魅力。

当下：“现代敦煌”的新作为

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科技的发展，敦煌已经进入“科技保护”阶段。

得益于改革开放，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敦煌建立了一整套壁画保护的程序，培养了一支长期扎根敦煌的人才队伍，在壁画保护、风沙防治等方面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引领力量。

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也是从敦煌研究院开始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敦煌已完成17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这些工作可以永久保存珍贵的壁画彩塑，同时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敦煌主动走进校园、走进社区，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了莫高窟“数字洞窟”的全球分享。

敦煌守护者们不希望莫高窟成为盆景，因此在1961年划定了环境保护的范围，南北30公里，东西10公里，这在其他世界遗产地极为少见。同时，敦煌在文化旅游方面一直在探索保护和旅游的平衡之道。通过“负责任的文化旅游”理念，敦煌初步建立了“总量控制，线上预约、数字展示和实体洞窟”相结合的莫高窟开放新模式。

未来，敦煌研究院会以数字敦煌资源库为基础，全面建成预防性、综合性的敦煌石窟保护体系，把一个真实完整的敦煌石窟传给下一代；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把敦煌放在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把敦煌放在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的大背景下，让敦煌走向世界，走进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