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黑咖啡:卡尔维诺第一次作业

向传统和童话致敬的传世经典——《意大利童话》

——黑咖啡读书会第十六期卡尔维诺第一次作业 by 三三妈妈

我和姥姥没有爱情

她实在是太老了

我和妈妈没有爱情

我只是喜欢她的奶子

我和老婆也没有爱情

她现在还是个小屁孩

我和我的GUN(枪)有爱情

我熟悉它

摸过它身体的每一处

无意之中,点开了弹窗,看到热点新闻,一个9岁男孩被炒作为诗人,上面这首就是他写的诗。

无论舆论如何美化,孩子的妈妈如何辩解,如果这样的诗真是出于孩子之手,我只能说:有的人,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已经老了。

当9岁的孩子在诗中扮演成人时,33岁的卡尔维诺正在编写童话。

一九五六年九月卡尔维诺为《意大利童话》所写的序言中,清晰地说明了这部著作的创作意图、创作方法以及他对于书中童话的挑选及改编方式。 下面我就结合原文进行简要说明: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一部包含整个意大利的民间童话的伟大著作,这部童话集应该是读起来轻松愉快的,它应该面向老百姓,而不只是以民众为来源。那么我们今天能做这件事吗?能有一部以文学的时尚和科学的热情“姗姗来迟”的意大利童话集诞生吗?我们觉得,似乎只有今天才有编写这样一部书的条件,这是因为我们有大量可以寻获的资料,同时那些令人头痛的“童话问题”也早已被人淡忘。
  事已至此,大家的意见是这件事应当由我来做。”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编纂背景,是因为当时缺少获得普遍认可的意大利童话(这里特别指出是民间童话,而非安徒生童话似的文人童话)代表作。虽然没有代表作,但当时的意大利,已经出现了很多版本的民间童话集,这一点在后文也能得到验证。

“我深刻地体会到,对我而言这就像从跳板上沉着地跃入大海,一百五十年来,只有那些被这片海洋吸引的人才可跳入其中,这些人并非是喜爱在超乎寻常的浪涛中游泳,而是受到了自身血液的召唤,仿佛是为了拯救一件在海洋深处动荡起伏的东西,如果不去救它,它就会像传说中的科拉鱼那样,消失在海中,再也回不到岸边。”

卡尔维诺自身对于民间童话一定是非常喜爱的,所以自愿承担起这项工作。工作的重点是为了拯救即将消失的传统,而非创作出新的东西。

“现在,童话间的旅行结束了,我的书也编完了。当我写这篇序言时,思绪却飞到别处:我还能够重新登上陆地吗?……我时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打开了魔盒,曾经统治着童话世界的逻辑逃了出来,这个遗失的逻辑又重新开始控制世界。”

在对民间童话的编写过程中,卡尔维诺已经深深对它着迷。唯有真正投入的喜爱,才能产生出真正伟大的作品。比如安徒生。

“我做这项工作有两个目的:

代表从意大利方言中收集来的所有种类的童话;
  代表意大利所有的大区。
  至于所谓真正的“童话”,指的是那些通常以不确定的国家的国王为主人公而展开的神奇虚幻的故事。在这样的童话中,凡是比较重要的“类型”都有一个或多个我认为有代表性的版本,它们结构完整而又最富于地方色彩(下文中我会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本书中还出现了宗教传奇、短篇小说、动物寓言、趣闻轶事以及地方传说。总之,包括了民间叙事文学的各种形式,有些是我在研究中偶然发现的,它们的美深深地打动了我; 还有些则是我用来介绍各个大区的,就真正的童话而言,它们的版本过于贫乏和普通,甚至不易找到,因此得不到人们的重视。”

这部童话集的收录包含两个重要指标,一是不同的方言类型,一是不同地域。

童话集的来源不仅仅是童话,还有传说和寓言甚至奇闻异事等作者喜爱的文本类型。

“我很少选用有关某地起源、风俗或历史记忆的地方传说,因为这属于一个与童话完全不同的领域,它们的叙述简短,情节没有发展。在它们的采集者所编录的文集中,除极少数外,其余绝大多数故事中都没有百姓的语言,而是被用夸张和怀旧的风格再现出来。总之,这种材料对我的工作毫无用处。”

过于强调地方风俗等局限性的题材是卡尔维诺尽力避免收录的。

(卡尔维诺之墓)

“在书中每一则童话的末尾的括号中都有一个地方或大区的名字,这绝不是表示这则童话就属于这个地方。众所周知,不管到哪里童话都是一样的。我们说一则童话“属于哪里”,并没有太多的意思: 即使是专门研究每种童话确切发源地的芬兰学派或历史地理专家也难以得到十分精确的结果,总是在亚洲和欧洲之间摇摆不定。但是,用维托里奥·桑托利(Vittorio Santoli)的话说,国际传播“存在于不排除差异的共性中”,人们“通过选择与拒绝某些主题,偏好某些种类,创造某些人物,以及故事所涉及的环境和反映某种特定文化形态的风格特征”来表达这种差异。所以我们说,意大利老百姓讲的这些意大利童话已进入到了口头语言的传统中,成为民间叙事文学的一部分,这样我们才把它们说成是威尼斯的、托斯卡纳的或西西里的。再者,童话无论起源于哪里,都会被动地吸收其讲述地的某些因素:或是当地的风土人情,或是某种道德观念,或只是一种极为含混的口音,或是一种乡土气息。童话吸收这些威尼斯、托斯卡纳或西西里地方因素的程度恰恰就是我是否选择它的首要标准。”

卡尔维诺认为,民间童话兼具国际性与地方化两个特征。

“我已经预见到会有很多批评正等待着我。那些热衷于纯粹民间文学的人将不会原谅我“插手”这件事,哪怕仅仅是一种“翻译”的奢望。而另一些人又拒绝接受“民间诗歌”这个概念,指责我扭扭捏捏、缺乏魄力和懒惰,批评我拘泥和过分依赖于原始资料,总之就是没有利用使我备受启发的民间题材去创作一部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作品,就像我们传统中古典短篇小说集那样,或者像十八世纪的文学童话、浪漫主义童话或者像安徒生童话那样的作品。
  对这些不满的言辞我不会无动于衷,因为其中也传达出我自己的不满,在工作中它们经常会袭上我的心头,多少次当我面对满纸要被翻译的方言时,都觉得这无异于宣判它们的死刑; 多少次当我面对翻译过的童话时,我找不到任何证据来应对我对自己的反问:我是不是不应该为拯救它而从头到尾地以全新的手法和想象去改编它。”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卡尔维诺收录的是地方方言的民间童话,但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接受,他对于原始素材从语言和修辞方面都做了比较大的改动。但与此同时,他的改动仍然是忠于原著的,从这一角度来讲,他的童话更接近于《格林童话》,而非是安徒生式的文人童话。

“总之,我对每则童话中所作的干预的程度和性质都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文本对我的启示。有时文本令我肃然起敬,使我只能努力一字不差地翻译它(如普里亚地区的《五个浪子》,西西里地区的《谋生在外》和《不幸的姑娘》,寓意深刻的《理发师的时钟》),有时文本又像一个纯粹的出发点,让我进行一次风格的尝试(如在幼儿童话《大布袋里的小男孩》中,人物姓名和儿歌都出自我的笔下;在《瘸腿魔鬼》中,或许是为了不与马基雅维里的《贝尔法戈尔》进行文学的比较,从而消除敬畏之心,我接受了文本中一些粗俗内容的启示,进行改编。在圣安东尼奥的撒丁岛传说中,我利用翻译的机会,“配置”上了自己的叙述;在利古里亚童话中,有一篇的内容平淡无味,于是我就发挥想像,编出了一个我不曾拥有的方言文本,等等)。有时我为童话中那些通常没有名字的人物起名字,这样做足以使这则童话在诗意的阶梯上跃上一级新的台阶。
  在我整个工作过程中,我时刻遵循着为涅鲁齐所钟爱的那句托斯卡纳谚语:“若要故事好听,就得加以润色。”所以,民间故事的价值就是由讲故事的人一次一次反复编织出来的,人们口口相传,不断为它增加新的内容。童话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无名长链不断传播着,我也希望成为这条长链上的一个环节,然而这每一个环节都永远不应该只是纯粹的工具或被动的传播者,而要成为真正的“作者”(在这一点上,上述谚语与克罗齐的观点是一致的)。”

为了增加意大利童话的可读性,卡尔维诺并没有拘泥于收集来的素材,而是对其进行了再加工。这里的阐述表达了他的童话发展观。

“麦西娅是看着我来到人世的,她也抱过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能从她嘴里收集到这么多打着麦西娅烙印的优良传说。她向年轻人复述了三十年前她向儿童讲的故事。然而她的讲述却一如既往的真挚、从容和优雅,与当初不差毫厘。在这些故事中,人们听到的不是冰冷、干巴的词语,而是麦西娅精彩的讲述,除了用语言之外,她还借助于左右顾盼的眼神,上下挥舞的手臂和人物千变万化的姿态,故事中的人们行止坐卧,他们说话的声调时而有气无力,时而又慷慨激昂,或恐惧,或温柔,或刺耳,这些都生动地描绘了人物的言谈举止。
讲故事时动作是很受重视的,尤其是在麦西娅讲故事的时候。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动作的配合,讲故事便会丧失一半的力度与效果。幸运的是在她富于灵感的语言中,还保留着想像的成分,它们都来自于外界的因素,正是由于想像的存在,抽象的东西才会变得具体,形而上的东西才会变得有血有肉,而那些从未有过生命或只有过一次生命的事物才会变得栩栩如生。”

从他对于讲故事的表述可以看出,意大利童话必然是生动而有画面感的。

“在这些鲜为人知的童话中,的确有一则(或许仅此一则?)被人们认定为“可能来自于意大利”,这就是那个讲述三只橘子(在戈齐的童话里)或三只香橼(在巴西莱的童话里)或三只石榴(在我的这个版本里)的故事。在这则童话中充满着巴洛克(或波斯?)风格的变形,简直就像完全出自巴西莱的笔下,或者说是由一位善于编织幻想的作家创作的,他把一系列的暗喻串连起来,形成一个故事:鲜奶酪和鲜血、水果和女孩、在井边看自己倒影的丑女孩撒拉齐娜、栖在树上变成鸽子的姑娘、在鸽子血滴上突然长出的大树以及大树结出的果实——至此循环结束——最后姑娘从果实中跳了出来。我本想给予这则童话以特别的尊重,但在我见到的众多民间版本中,很难找到一个能被称为权威版的版本。于是我就选择了两篇:一篇为阿布鲁佐版(本书第一百零七则童话),在用其他版本对其进行增补后,可以做为最经典版本的代表;另一篇为利古里亚版(本书第八则童话),作为稀见版本的代表。但我不得不承认,巴西莱的版本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在此向读者推荐他《五日谈》中的最后一篇故事。

这段文字解答了之前我的困惑,为什么会在一套书中选取故事情节相差不多的素材。

最神秘的变形故事也会遵从这种分明的节奏和愉快的逻辑,在这样的节奏和逻辑中,我似乎体会到了在民间经过精心雕琢的意大利童话的某种特色。大家看,在《苹果姑娘》(佛罗伦萨童话,参见本书第八十五则童话)和《迷迭香》(巴勒莫童话,参见本书第一百六十一则童话)这两则非常优美的童话(姊妹篇)里,在女人与水果、女人与植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转化中蕴含着多少美妙的情感。这些故事成功的秘诀在于挖掘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从而进行暗喻:比如新鲜苹果的形象之于少女,再如《跟梨子一起卖掉的小女孩》(蒙费拉托地区童话,参见本书第十一则童话)中,那些梨子之于被放在梨筐下面压分量,又被一起卖掉的小女孩。

童话中物品或动物与人类之间互相转化并非随意选择的,而是有所隐喻,互有联系。

意大利童话中那些必要的“野蛮情结”都会服从于和谐的法则。《格林童话》中那些不堪入目的血腥场面在意大利童话中已不复存在。意大利童话很少能发展到凶残的地步,尽管残忍的感情和非人道的不公正行为作为故事发展的必要因素仍然存在着,尽管树林里还回荡着被砍断双手后遗弃的少女或新娘的哭声,但是这些血债却从未逃脱过惩罚,故事情节并不详细描述对受害者的迫害,也没有装腔作势的怜悯,而是马上发展到挽回局面的结局。在结局中,坏人(通常是坏女人)会得到迅速的惩罚,在意大利童话中,这种惩罚通常是毫不留情的:仿照惩罚女巫的传统酷刑,坏人被全身涂上沥青,然后在火刑柱上烧死,在西西里,则“先被从窗子扔出去,然后再烧死”。

当时人们对于格林童话中黑暗血腥的顾忌已经存在。卡尔维诺认为,即使童话中有略微血腥的情节,只要结局恶有恶报就能符合“和谐”的标准了。

(雕塑爱神与普赛克)

意大利童话中也始终贯穿着爱情的痛苦和焦虑。前面我讲过,西西里童话中像“爱神与普赛克”这样的爱情故事不仅在西西里一地流传,同时也流传于托斯卡纳地区,其他各地也都有发现,这类童话占了意大利奇迹故事中的很大一部分。比如:有着超自然力的新郎来到一个地下的寓所,他不能透露自己的名字和身世,否则就要眼看着自己消失;由于一盆牛奶而中了魔法的恋人,或一只在空中飞翔的小鸟,由于中了满怀妒恨的对手设下的圈套(在水盆中撒下的碎玻璃、在它飞行途中栖息的窗台上放置的刺针)而遍体鳞伤,满腔怒火;蛇王或猪王在黑暗中变为英俊少年,让少女以身相许,但新娘出于好奇而点燃的烛光又使它们现出了原形; 贝琳达与妖怪之间微妙的感情一点一滴地显现出来;在男人蒙难以后,着了魔的新娘每天夜晚都默默地来到空无一人的宫殿,里翁布鲁诺的仙女无功而返,鸽子姑娘重新长出翅膀逃之夭夭。这些故事各不相同,但都讲述了一场挫折的爱情将两个不可能连接在一起的世界连接了起来,同时也经历了生离死别的考验。这些互不相识的情侣的故事,他们只是在就要互相失去对方的时刻才真正地互相拥有对方。

在这些童话中几乎找不到我们在爱情故事中司空见惯的那种程式,即男女相爱后经历了种种磨难而终成眷属(或许只在一些撒丁岛忧伤的童话中才会有这样的主题,在那里小伙子都是在窗口向姑娘求爱的)。以征服或解救公主为主题的童话不计其数,这些童话中经常会出现一个人们从未见过的女人,一个需要他人付出艰辛代价来拯救的受害者,一笔需要通过决定命运的比武才能赢得的赌注,或是小伙子在看见了公主的画像或听到了公主的芳名,甚至只是在一块白色奶酪上的一滴鲜血中隐约见到了公主的倩影之后,便坠入了情网。这些受到诅咒的或抽象、或具有象征性的爱情都是有魔力的。但是,童话中最具体、最艰辛的爱情却不是这些,而是那些已拥有所爱之人,又不得不重新去赢得其芳心的爱情。

带有希腊悲剧式色彩的意大利童话,并不像迪士尼童话一样甜美,王子和公主并不总是“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人种学家们对“爱神与普赛克”这一类的童话做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诠释:普赛克是一位姑娘,在青年男女成年仪式的最后阶段,她与其他年轻人一样,住在男女分开的房子里。但她总是装扮成动物或趁夜晚去和小伙子们幽会,因为这样便不会被任何人察觉。这样,她似乎只与一个小伙子暗中相恋。成年仪式结束后,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小伙子们忘记了那个和他们分居而住的姑娘,各自结婚建立了家庭。这个故事正是在这一社会观念的危机中应运而生的,它反映了青年男女在青春期中产生但却被宗教法规惩罚的爱情,同时也讲述了一个女人如何去反抗这些法规,重新找到所爱的小伙子的故事。尽管这些风俗已被人们遗忘了数千年之久,但故事的情节依然体现出了这种宗教精神的实质,依然反映了被某种法规、信仰或观念所扼杀和禁止的爱情。因此,人们的情欲从史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从未停留在一种概括的暗示中,仍不断经历着夜晚神秘拥抱时的快乐与慌恐。

被禁止的爱情,这种张力即便是在童话故事中依然美丽动人。

我在选择童话版本时,有必要考虑到将来要读它们或听它们的孩子,我当然已减轻了自己在这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其实,这种需要本身就已经强调了童话要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中承担不同的角色。我们已习惯地认为,童话就是“儿童文学”,然而在十九世纪(或许今天依然如此),当童话还作为一种口头文学传统存在时,尚没有年龄的分别:一则童话只是一个奇迹故事,其中满是那个文化时期所需要的粗俗的表达方式。

专为儿童阅读的童话的确存在,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却往往被那些雄心勃勃的小说家所忽视,而只能通过卑微的、家庭式的传统得以延续,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恐怖残暴的主题,淫秽猥亵的细节,诗歌与散文交替,倾向于儿歌的风格。(参见本书第三十七则童话《大布袋里的小男孩》)。这些特点(残忍暴力、庸俗下流)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今天对儿童文学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我很好奇,过去的意大利人给孩子们讲淫秽猥亵的童话,动机是什么呢,里面隐藏着家庭性侵的危险吗,还是想让孩子对此保持警惕呢?

在童话中,神奇色彩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凌驾于道德意图之上。童话的说教性往往是含蓄的,无论是表现好人凭借其朴素道德而取得的胜利,还是坏人因其简单而又绝对的堕落受到的惩罚。因此,童话中几乎不存在说教或训诫的成分。或许按照大众的意愿,童话的说教功能不应该存在于故事的内容中,而是要到童话自身的模式中以及讲童话和听童话的过程中去寻找。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谨慎而又实用的说教方式,《鹦鹉》的故事(参见本书第十五则童话)似乎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故事的框架来自于孔帕雷蒂和皮特雷童话集的开篇,几乎相当于开场白。故事讲的是一只鹦鹉没完没了地讲故事,从而挽救了一位少女的道德。这似乎是对讲故事这门艺术的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颂扬(以反对那些把这门艺术斥为亵渎神明和宣扬享乐的人): 童话以其出神入化的故事情节吸引了听众,从而预防他们去做坏事。这是为童话最起码和最保守的辩护,然而就《鹦鹉》本身的叙事方式而言,则体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即讲故事者在以滑稽的方式讲述那些“没完没了的”童话时,炫耀了自己高超的技巧,在这里具体表现为他的幽默感。在我们看来,童话真正的道德意义正在于此: 讲故事的人凭借其天生的聪明才智摆脱了缺乏自由的民间传统,摆脱了“只许给人们重复那些陈词滥调的故事,而不能有真正'创作’”这条不成文的规定。或许在讲故事者本人看来,他只是在原故事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但实际上,他最终为我们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这段文字包含两重意思,一是童话故事不需要拥有绝对正确的价值观,或是赤裸裸的说教。二是即便在讲述民间童话的过程中,原有的素材也是在不停改变的。这两重意思也算是卡尔维诺为自己编写的民间童话将来可能受到的批评所做的辩解吧。

在编写童话的技巧中,应当加入尊重民间习俗与创作自由的内容。童话的主题一旦确立,就会存在一定数量的套路,它们最终引出故事的结局,这些套路的内容可以彼此相互替换(被鹰带到天上去的马皮,通向地下世界的水井,洗澡时被人偷去衣服的鸽子姑娘,小偷们偷来的魔靴和披风,三只要被敲开的核桃,能打听道路消息的风神之家,等等)。讲故事的人要做的只是组织好这些素材,就像用砖头砌墙一样,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码放好,当故事要陷入僵局时,就匆匆地一笔带过(在很多方言中,这种讲述方式已成为一种特色,先是戛然而止,然后马上讲下面的故事:比如在罗马方言中,人们就会用“abbasta”表示转折,而在西西里方言中人们则说“lu cuntu nun metti tempu”)。与此同时,讲故事的人用或浅易或高深的叙述技巧做为水泥,把他准备讲的东西、他的地域特色、他的努力与希望以及他的“内涵”粘合在一起。

国内有人专门写过一篇卡尔维诺编写的《意大利童话》中三的重复出现。其实这只不过是民间传说与童话惯用的套路罢了。

然而在托斯卡纳,尽管人们在很多事情上要比西西里人懂得多,但对于国王,托斯卡纳人却知之甚少,所有的了解也不过如此:“国王”只是一个普通的词汇,不含有丝毫制度的观念,它只用来创造一种富足的生活条件,当人们说到“那位国王”时,就和他们说“那位先生”一样,与特权、宫廷和等级制度的观念毫不相干,也不涉及国家领土的问题。所以人们就可以遇到这样的事:一个国王是另一个国王的邻居,他们可以从窗口看到对方,他们相互探望,就像两个安分守己的好市民。

与国王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的世界。很多童话都有一个“现实主义”的开端,以极其贫困的生活、饥饿和失业为故事的出发点已成为很多意大利民间叙事文学的特点。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意大利有大量童话,特别是南方的童话,都属于那种“挖卷心菜”类型:一家人穷得揭不开锅了,于是爸爸、妈妈带着女儿们去乡下找些东西来“做汤”。他们挖起一棵卷心菜,这棵菜要比别的菜大得多,在它的下面是一个地下世界,这家的女儿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有魔力的丈夫,或者在那里有一个女巫,她囚禁了一个女孩,再或那里住着一个吃人的恶魔。(在沿海地区,故事的主人公由一个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的农民变成了一个不幸的渔夫,一天他捕到了一条会说话的大鱼……)

童话中的主人公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有所联系,但并非一一对应。

但是,贫困的“现实主义”状态并不只是童话故事展开的起点,也不只是用以跃入神奇世界的跳板或做为王权和神力的陪衬。我们也有从头到尾都讲农民的童话,一位农家英雄,具有神奇的力量,然而这种神力只是偶尔成为他自身力量和顽强品质的补充。这样的童话十分罕见,而且总是那么粗俗,然而这种传统却分布很广,它们是雇农传奇故事的零散片断,或许这种传奇故事根本就没有成形,往往是借用了骑士传奇故事的题材,只不过把赢得公主芳心的壮举和比武较量改为用犁或锄移走一定量的泥士而已。请大家读一读绝妙的西西里童话《谋生在外》,阿布鲁佐地区的《不锄地时就吹笛子的朱塞佩·丘福洛》和穆杰洛地区的《北风的礼物》,以及马尔凯地区的《第十四个儿子》;这类作品中还有讲述妇女生活的,比如《不幸的姑娘》中那个美丽至极但却当了女佣的公主,或者饱尝缝纫女工艰辛的《两个表姐妹》(此二者都是西西里地区童话)。
要知道,在民间(或非民间)诗歌中营造出一个梦境而又不回避现实,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啊!因此,这些罕有的童话应受到珍视,在它们之中既有自我意识,又不排斥命运的安排,既有现实的力量,又能把它完全释放于幻想世界之中。然而就诗歌与道德而言,这些童话似乎不能给予我们最理想的教育。”

只有经得起岁月的磨练,经过热情的炙烤,经受巨大的压力,才能成就一颗璀璨的钻石;随便烧烧的沙砾,只能是炫耀一时的玻璃罢了。正是因为卡尔维诺如此严谨的写作态度,以及对于童话和民间传统的深刻思考和理解,《意大利童话》出版当年即获得好评,并被纽约时报评为当年的十佳新书之一,在漫长的岁月流转中,更被奉为“世界文学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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