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代风流——陆小曼（四）

也许对陆小曼来说被爱是她与生俱来的权利，接受别人的爱就好像接受别人的赞美一样自然，也许是翁瑞午只给不求的方式和徐志摩相比让她感到轻松愉快，也许是这种旧社会的男人才符合她对生活的期待，徐志摩死后，她一直同已有妻室的翁瑞午保持暧昧的关系。但她主动向翁瑞午约法三章，不许他抛弃发妻，也不和他结婚，宁愿保持不明不白的关系，因为一则她始终不能忘情徐志摩，二则翁瑞午的发妻是老式女子，离异后必无出路。尽管她说她对他“只有感情，没有爱情”，但她对待感情，也是认真而坚强的，决不三心二意。事实上，她与翁瑞午的同居生活很是凄苦，到最后，他们把家中的古董卖的卖了，当的当了，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当时许多朋友不赞成她与翁瑞午的这种关系，但任凭怎样劝说，她都不为之所动。甚至胡适作为朋友提出，如果她不终止与翁瑞午的关系，就要与她绝交，她都真的听任胡适不再与之往来。或许，这就是她真性情的体现。

海一般的回忆

陆小曼的晚年过着远远谈不上富裕但却足以称为悠悠然的日子。她与人来往，但与世隔绝。

新中国成立时，她已年过半百，久卧病床，但仍抖擞起精神，决心离开病榻，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朋友的鞭策下，她还戒掉了鸦片，思想开朗起来，身体也逐渐恢复。

1956年，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参观成都杜甫草堂后，看见她的一幅画，十分诧异于她的沉寂，于是安排她成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每月有几十块钱可拿，生活总算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之后，她还成了农工民主党徐汇区支部委员，被上海画院吸收为画师。1959年，她被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常常为政府筹集书画，作为赠送给外国友人的礼品，还为陈毅画过扇面，给杜甫草堂补过壁。同年，她还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身兼农工民主党员、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美协会员数职。

虽然有了工作，每月都有津贴，但因医药费用支出过多，再加上她素来手面很大，所以依然经常捉襟见肘。于是为贴补日用，她与王亦令以合作的名义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如《泰戈尔短篇小说集》和艾米丽·勃朗特的自传体小说《艾格妮丝·格雷》等。此外，他们还合作编写了通俗故事《河伯娶妇》（又名《西门豹治邺》）。可惜的是，只有《河伯娶妇》于1957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余翻译作品交稿后，未及发排，“反右”开始了，最终未能出版，这些稿子也随之流失。

比起年轻时的轰轰烈烈，现在的她过得平淡而舒心。不工作的时候，她喜欢整天倚在床上，百看不厌《红楼梦》以及各类的武侠小说。倒并非是她偏爱二者，实在是家中没有其他的藏书。但有两种书她是不看的，一是政治说教的书，一是简体字排印的书，前者是由于她不爱看，后者则是因为她不认识。回忆起20年来的经历，她说：“过去的一切好像做了一场噩梦，酸甜苦辣，样样味道都尝遍了……我没有生儿育女，孤苦伶仃，形单影只，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真是海一般深的凄凉和孤独。”

为了排遣生活的寂寞，也为了表达共产党给自己晚年带来新生的感激之情。她从1964年春天开始，用工整的楷书笔录《矛盾论》全文，准备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节日献礼。可是年岁不饶人，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同年10月，她住进医院以后就无法再执笔。没想到这件事竟成了她终生的遗憾。

1965年4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到来之前，一代佳人陆小曼带着她难泯的幽怨默默长眠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63岁。她走得很安详，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临终的最后一个心愿就是与徐志摩合葬。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最后的心愿，至今也未能实现。后来，她的一个在台湾的侄儿在苏州为她建造了一座衣冠冢，总算为这位坎坷一生的不幸才女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40年后，回望她沧桑的一生，多少豪情与柔情，多少风采与文采，多少爱恨与艰辛，都变做一捧黄土、满目蒿草了。她敢爱敢恨、敢于离经叛道的种种个性与前卫却在并不漫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虽不算浓重却独具个性的一笔，成了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完）

选自《上海红颜往事》

作者：三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