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6期 || 刘泽：尴尬的邂逅/轩诚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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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有两次全国性的运动被很多人铭记，这就是1963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矛盾之尖锐，斗争之激烈，经历者一般很难忘怀。作为一名普通“社教人员”，本文作者和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杨静仁，有过两段很短的相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今天你是革命同志，明天成了劳改对象；昨天他在台上领导革命，明天却成了我押解的犯人，彼此间尴尬的背后，是对历史的无奈与叹息......
文：刘 泽
赏析：张 妥
播读：轩 诚
五十多年前的那段经历，尘封在我的记忆深处，不愿意揭开，每忆及彼，脑际便充溢着惊恐和凝重。我不是历史工作者，无力也无权书写详情，只能在尘封处拂去少许积尘，露出点尴尬。借此，慰藉那些已经长逝的同行者，也对身处祥和时代的人们以启迪：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1963年秋~1964年夏，我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阶段的社教（全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1964年夏~1965年夏初，自治区展开第二阶段大规模社教试点，从自治区抽调干部组成社教总团，下设“分团”和“队”两级。总团团长为杨静仁（时任自治区第一书记，后任国务院副总理），总团的工作范围是盐池县（陕甘宁边区的重要领地）。每个社教队员装备一支步枪，十发子弹，我又以老社教队员的身份参加社教试点，分配在盐池县大水坑公社分团，分团长是农业厅的魏厅长。我所在工作队队长是一个副县级干部张君，工作队总人数26人，工作范围是沙窝大队。
盐池县是一个严重干旱缺水的地方，农村处在赤贫状态。杨团长和我们一起进入盐池县，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的夫人郝氏也是工作队队员。工作队进驻盐池一个月后，杨团长发布指示：“要求工作队员对贫农要热；对中农要闷；对干部要冷”，并让全团贯彻执行，我们戏称为“杨三条”。按照此方针工作一段时间后，在一次汇报会上，我做了发言，指出杨书记三条指示两条不正确，违背党的历来政策。还顺便讲了执行中遇到的诸多不妥，以佐证我的“异见”，会上没人敢接我的话茬。谁知这下可摸了老虎须，惹下大祸！年轻气盛的我，忘记了政治风险。
有好事者，将我的发言添油加醋后载入“简报”。几天后，工作队便召开全体会议批判我。持续三天的批判中，又给我罗列了二十几条“莫须有”罪名，最终形成决议：“开除公职，就地劳动改造，边上报便执行”。于是我成为“劳改”对象。
1965年初，中央颁发新文件，号称“二十三条”，意在“纠偏”。全体社教人员回银川整训。总团正式撤回“杨三条”。分团魏团长和总团闫书记（自治区监委副书记）分别找我谈话，向我致歉，组织上决定对我的批判和处分全部“一风吹”。
在此次社教结束阶段，总团抽调我参加“验收队”，成了类似“钦差”类骨干，分赴各工作队“验收”，着实“风光”了一把。
1965年夏末，社教总团撤销，我回原单位上班。
故事的第二部分发生在1967年秋末，地点在宁夏青铜峡市。宁夏的文革惊心动魄，“文斗”极残酷，“武斗”极惨烈，发生了动用“机枪”等重武器的“实弹冲突”，伤亡人数至今未解密。文革中，杨静仁书记和马玉槐副书记被打成“走资派”，造反派押解他俩到区属各地轮番批斗。某天，轮到我所在的单位批斗，银川的“造反派”下午三时将“杨、马”二人押送到青铜峡。造反派总部单位领导商定：“按时接收，第二天移交，但不开批斗会，以免引出事端”。又决定我负责“接收”和“移交”。我按指令将二位大人物安置在接待过董必武副主席和班禅副委员长住过的房间，秘密保护起来。
杨、马二人同住一间套房，我给他们讲了一些注意事项，并保证按伊斯兰规矩供给食品，请其放心食用。
待气氛平静后，他俩各自抽着蓝色包装的牡丹牌香烟，对我没有了“敌意”。随后我平静地介绍了自己在盐池反对“杨三条”并被批判，受处分的经历，杨只是苦笑，并没有说什么。我对他说：“杨书记，在盐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或许知道我；今天咱们相识了，你不一定记住我。我不是地方干部，我们单位归水利部管。”杨书记的笑意舒展了许多。第二天午饭后，如约将杨马两位大人物移交给银川方面，我如释重负。
相遇多么尴尬，故事折射出历史的荒唐，也让我记住那段政治运动中的诸多疯狂。我们这一代人，在各类政治旋涡里，经历了太多的悲催，精神上充斥着纠结。我在晚年能平静讲出这段经历中的点滴，倍感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