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历任首长——副参谋长周子昆（16）

1937年11月，周子昆（左四）、宋裕和（左三）去新四军工作前和郭化若（左二）等合影留念。

七

就在皖南新四军反“扫荡”大捷之后的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即“皓电”)，诬蔑坚持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和八路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在大江南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进攻新四军。蒋介石集团利用其执政党的地位，挥舞政令、军令大棒，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11月3日致电叶挺、项英：“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有何意见，盼立复。”接到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后，东南局、军分会和叶挺立即开会讨论，会后向毛泽东并周恩来报告说，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对时局的意见与总方针，“我们同意放弃皖南，使我们力量集中，指挥统一，以免陷于过去各苏区分散之教训”；同时认为，“应该注意考虑暂时让步的原因与所得和缓的实际程度”“假如太表示弱，也能使蒋得意忘形，步步进逼下更使中间分子动摇畏缩”。

11月中旬，周子昆派出一些参谋和侦察人员，组成了一个精干小分队，携带电台，从云岭出发去实地侦察，寻找理想的北移路线。从郎溪到溧阳县水西村这段北撤路线，早先已由陈毅派参谋副官测绘了地图。这一路线跨泾县、宣城、广德、郎溪等县，对沿途的地形、道路、河流、村庄以及有关的政治、群众基础、供应等情况了调查。这一线要经过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和一○八师防区，部队行军约需3至5天时间。但溧阳以北是茅山地区，群众基础较好。考察分队设计了一个行军路线图，回来后向叶挺、项英、周子昆汇报，他们都同意这个计划和办法，但未能最后定下来。考察分队还考虑了另一北撤路线，是经过昌、铜陵渡江向皖中方向的路线。在长江以南这一段的路程较短，基本上可以不穿越国民党军防区，但是沿江有敌伪据点，江上有日军军舰封锁，只能在晚上偷渡，江北岸则有国民党军李品仙部队防守。为走这条线，考察分队还征集了200多只木船，选定了12个渡口。叶挺听了走这条线的有关情况汇报后十分满意，参谋处迅速完成了行军路线图，草拟了行军命令，叶挺认为可行。但是项英担心在渡江时,会遭到日军攻击，没有点头。国民党一面让新四军走渡江这条线，一面又有意将情报泄露给日伪军，因此日军加强了江面的封锁戒备。同时，又布置李品仙部准备“共产党从铜、繁过江，我则半途而击”。国民党军在加紧部署。周子昆眼看地图上标示国民党顽军态势的蓝色包围圈越来越小，心中焦虑万分。12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发出指示，要求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28日，项英主持召开军分会扩大会议，并请叶挺军长参加，根据中央26日指示精神，以及当时情况，讨论北移事宜，确定于1941年1月4日夜出发，经茂林、星潭向东沿天目山麓至溧阳待机北移。

周子昆（后排左一）等红军将领在延安。

1941年1月4日夜.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冒着蒙蒙细雨，顶着凛冽寒风，踏上东进北移征途。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随中央纵队行动。这天下午，周子昆已命令军部特务团一营二连，于1月6日拂晓前进抵铜山以南的麻岭高地一线，占领阵地，向太平方向警戒，以保障全军右翼在转移过程中的安全。不出他的预料，二连占领阵地后，于1月6日上午遭到顽军第四十师一一九团的猛攻，二连顽强反击。皖南事变的枪声打响了。

7日凌晨，中央纵队前卫老三团三营到达靠近丕岭的纸棚村，遭到顽军迎面拦截。三营当即组织反击赶走敌人，占领丕岭，并乘胜追击，到达星潭以西的坑口，被敌人的交叉火力挡住了去路，几次进攻均未奏效。与此同时，其他部队也遭遇了战斗。天亮时分，周子昆带着两三个人，在崎岖难行的山路上冒雨奔走30里路，赶到丕岭。他来到前沿阵地，一面向部队指挥员了解情况，一面举起望远镜观察。敌人以密集火力封锁了山口。山口很窄，出了山口，是一片无拦的开阔地，再过去是一条大河，水深流急，河上有一条小桥，对岸敌人设有3个碉堡。我军已攻了几次，虽然能冲出山口，但冲不过那片开阔地，伤亡很大。即使冲过那片开阔地，要冲过河去也很困难。叶挺也赶来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从这里冲出去打开缺口，冲出包围圈。叶挺命令将担任后卫的老五团立即调上来，准备向敌人发起攻击。周子昆提醒叶挺，回去和项英研究一下再作决定。叶挺、周子昆等人急忙赶回纸棚村，由项英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开了7个多小时，争论很激烈，也贻误了军机。会后，按照项英的主意，周子昆赶往濂岭寻找突围路线。天黑路陡，他已经走不动了，只好抓住马尾巴，让马拉着自己往山上爬。但是这时所有的通道都已被敌人严密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