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重塑：看草原帝国和中原王朝如何互相借力，突破“大限”
匈奴帝国的崛起
这次的故事要从一处笔误说起。在前文中，我把周幽王称作西周的'皇帝'，严格来说，叫“君王”更合适，因为在秦以前的中国，是没有'皇帝'这个称谓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是嬴政，即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组成了'皇帝'一词，用以标榜自己震古烁今的功绩，而这一功绩也间接导致草原上崛起了另一个可怕的帝国——匈奴。
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各诸侯国尤其是北方的燕、赵，包括秦自己，都竞相和塞外诸部进行贸易，各部也都能从贸易中获取草原上稀缺的粮食、布疋、器皿等物，而且价格还特别公道，这得益于塞外部落掌握的一种在中原炙手可热的战略资源——草原马。
到此为止，相安无事，因为只要贸易繁荣，谁也不想打仗，但秦并吞六国之后，一切都变了。
统一的大帝国垄断了贸易，继而用政治手段干预贸易；另一方面，没有了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草原马在中原也卖不上好价钱了。
超强的“续航”力和极低的“油耗”，是草原马的独特优势
中原这边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草原可不行，既然不能贸易，那就只有战争了。
零散的草原部族不是秦帝国的对手，于是各部落纷纷联合起来，特别到了秦末，中原忙于内部争霸，无力北顾，匈奴便乘势做大。等到中原混战结束，胜利者刘邦缓过神来，面前站着的已经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北方巨人了。
这就是草原上的'秦始皇'——冒顿单于，史书记载其鼎盛时期麾下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如果按照前文提到的'邓巴数'作为基数线性粗算，匈奴的整合度扩充了200倍！
但这时的中原王朝也不是白给的。汉高祖七年，刘邦御驾亲征，试刃塞北。两个正值巅峰的帝国，两位各自统一了农耕和游牧世界的雄主，在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发生了碰撞。
碰撞的结果很多人都知道，刘邦大军被匈奴主力围困在白登山，汉军赶不走匈奴，匈奴也啃不动汉军，双方陷入对峙，最终不得不以外交手段罢兵了事。
白登之困中，草原骑兵的战术给了中原统治者全新的观念冲击，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也让中原长了记性，而且一记就是两千年。
那就是：不要在秋冬之际出兵草原。
最是秋来冬临季，肥马劲弓待酬时
恐怖的季节
首先，塞北的冬天极其寒冷，这也造成了白登山被围汉军大幅的非战斗减员（据称近三成汉军被冻掉了手指、脚趾），但更重要的一点是：秋冬时节，正是草原军队动员程度最高的时候。
白登之围中，冒顿单于竟然能够集结四十万骑兵，这种盛况在草原上堪称空前，也近乎绝后，但盛况的另一面却是：游牧者不能长期维持如此庞大的动员程度，因为正如庄稼成熟的规律会造成农耕民族季节性的农忙和农闲，牲畜繁殖的规律也会使游牧民族有其季节性的生产周期。
每年越冬入春之际，是牲畜集中产崽的时节，牧民们都忙于接羔，然后还要驱赶着畜群赶往新的草场，以确保刚刚越冬、体格瘦弱的牲畜吃到春草。这时大量的青壮年就不能从牧场抽身，军队便无法动员。
越冬入春之时，牧民们终日奔波于牧场之间
待到秋季，幼畜长大了，成畜也膘肥体壮，青壮年劳动力得以从牧场脱身。这时，游牧帝国要兵有兵，要马有马，上万量级的兵马动员才能实现。
当然，秋季大军集结，也不一定就是南下劫掠，首要任务还是集体狩猎，因为这时的猎物也正准备越冬，肉多、皮肥、毛厚，最值钱。
但是，冒顿单于统一草原后，每年的秋冬围猎经常临时转变成对中原的劫掠。据《汉书·晁错传》记载：
'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
也就是说，匈奴经常打着打着猎，就打到汉匈边境了，一旦发现汉军人数不多，就从打猎切换成打劫模式。
长年的赶畜和围猎经验，让游牧者成了专业的骑兵指挥官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转眼到了明朝，我们还能从史料中看到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者趁秋冬之际南下劫掠的恐惧和警惕。例如比之 '白登之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土木堡之变'，它的受害者——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期间，就曾有一位伯爵向他陈述边军之苦，并提议调整备边策略：'……况防冬军少……烦劳尤甚。请定为一年一班，前班正月放回，十月初诣边，次班官军协同备冬，至来年正月放回。'
这个方案是说：把官军分成两班轮流戍边，每班负责一年零四个月，即从每年十月初到隔一年以后的正月底，这样每年十月到第二年正月这四个月，两班官军将重叠值班，增强了秋冬之际的备边兵力。
即使到了晚明，卫所制全面崩坏，'摆边防秋'仍作为卫所旗军为数不多的能够坚持到底的战备制度，每年例行，足见历史上游牧者在秋冬之季破关而入的场景，给中原王朝留下过多么深刻而又恐怖的记忆。
铁蹄踏着秋风，恐怖裹着冬雪
与季节周期相似，草原帝国在更宏观的时间尺度上还有一个周期律，中原王朝一旦抓住它，往往能在战略上反败为胜。
草原帝国的百年大限
这个周期律，套用中原的一句古话叫'胡虏无百年之运'。具体来说，就是每逢百年大限到来，草原帝国就会面临解体、衰落，这样中原王朝就有机可乘，能够出兵扫荡塞北。
为什么会有百年大限呢？这里先得回答上篇文章留下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草原上不能征税？
如果硬要抬杠的话，说有人的地方就能征税，草原也不例外，乍听来似乎也成立，但继续往下推，就会遇到一个悖论。
首先，征税的目的是让国库变得更加充裕，而不是越征越穷，这就要求征税的收益必须大于征税的成本，也就是说你花一百两雇人出去征税，得能征回来二百两，这事才可持续，如果只征回五十两，那就是赔本买卖。
这在中原当然不是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定居的，跑得了人跑不了地，征税比较容易。但在草原呢？部落是游牧的，可能今年还在呼伦贝尔，明年就跑去锡林郭勒了，逃避交税这事太容易。
游牧者搬家的成本，远远低于农耕者
反过来，征税必须依赖职业化的官僚系统，可你不征税就没有稳定的国家财政，就养不起光管人不干活的官僚系统，所以征税这事在草原上根本没有可操作性。
进一步说，在草原上，由于没有官僚系统，所以所谓的草原帝国，不过是一个由大可汗领导的庞大部落联盟。在部落内部，因为不超过'邓巴数'的限制，所以能靠熟人关系来实现治理，在部落之间，则由大可汗居中操控。
但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大可汗靠什么控制其他部落呢？
答案就是：垄断对战利品的分配权。
那凭什么大可汗就能在瓜分战利品这事上说了算呢？因为战利品是大可汗带头从中原抢回来的，只有在大可汗的率领之下，草原联军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组织效能，进而获取最多的战争红利。
这就导致在草原上，汗位的继承逻辑与中原皇位的继承逻辑有很大不同——在中原，因为具体干活的是官僚系统，皇帝只要摆在那，象征正统性，让官员干活师出有名就够了，所以哪怕皇帝是个娃娃，帝国也照样运转；但在草原上，帝国对大可汗的第一要求是战斗力，就是说你必须得是草原上最能打的，大伙才能认你当老大，反过来说，只要你不能带领大伙去南边抢东西，那么就会有更能打的人来挑战你的汗位。
只有不断打胜仗，大可汗才能持续刷到存在感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当大可汗去世，而他的儿子又还没长大，或者长大了能力不够，就会有叔叔大伯来继承汗位，草原上就经常是'父终子继'和'兄终弟继'两种继承模式交替出现。
而一旦出现了'兄终弟继'的情况，草原就会开启百年大限的倒计时，因为当上一代可汗的兄弟们全都当过可汗并且去世以后，下一代的子侄辈就会闹分家，因为他们被'我爹当过可汗，凭什么我不能当'的逻辑所支配，结果就是草原帝国分裂、解体，而这个周期的长度，大致就是一整代人的时间，最长也就一百年。
抓住“大限”期，趁匈病，要匈命
白登之围一百年后，刘邦的曾孙刘彻终于报了国初之仇，而被刘彻打败的匈奴单于是伊稚斜（音同“茶”）。
伊稚斜是前任单于的弟弟，在打败了自己的侄子后即位，而在此之前的两代单于，都是父子相传。所以，西汉远逐匈奴，正是赶上了后者刚进入“百年大限”的节骨眼，如果在冒顿时期动手，结果很难说。
得中原者得天下
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说：'不对呀，历史上很多草原帝国熬过了一百年呀？'我们要注意到，几乎所有这些突破百年大限的所谓草原帝国，它们破限之前，都已经进化为二元，甚至多元帝国了，换句话说，它既是草原帝国，也是中原帝国。
具体模式是这样的：草原帝国跨过了长城，入主中原，或者哪怕只在长城以南占据了一小块膏腴之地，它宿命中的'百年大限'就有可能被打破，因为它可以靠草原的武力控制中原的财富，再用中原的财富把草原武力全给养起来，这样即使大可汗不能打，草原也不会饿肚子，于是也就没人不服了，接下来，大可汗就可以像中原的皇帝那样，放心地让自己的大儿子，也就是嫡长子接替自己，代代相传了。
这个模式最典型的受益者就是辽，而辽占据的那块'膏腴之地'就是燕云十六州。公元十世纪上半叶，辽支持南边的后晋建国，作为合作条件，后晋将燕云十六州送给了辽。
将“燕云十六州”送给辽国的石敬瑭，本是沙陀突厥人
燕云十六州覆盖了今天的京津两地和晋冀两省部分地区，面积只有十多万平方公里，只占辽国疆域的很小一部分，但人口却占了辽国总人口的60%以上，还拥有大面积的耕地，为辽国带来了巨量的财富。
在辽之前，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和后来的大唐，在建国之初也享受过二元帝国的红利，但随着开国一代英主的去世，帝国渐渐放弃了二元模式，过度汉化，致使帝国再也无力稳定控制草原。而辽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它经营着中原，但也一直保留着草原属性，即：在长城以北，统治者的身份是大可汗；在长城以南，统治者的身份是皇帝，因而能在南北两边按照各自熟悉的模式继续统治，一个国家，两套制度。
辽的这套玩法被后来的金所继承，并发展得更加完善，以至于当蒙古南下灭亡金国以后，原来金统治下中原地区的汉人坚持认为自己是大金的遗民，而不是大宋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北方文雄”——元好问，他的高祖、曾祖都曾是北宋官员，但他本人生在金朝，元灭金后，他坚决只作金朝遗民，拒绝为元朝当官。我们大家都熟悉他的作品《雁丘词》中的一句：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再后来，当南宋也并入蒙元帝国时，南北两边的汉人，还进一步划分出了'汉人'和'南人'两派，并且一直争吵到元朝灭亡。
由此看来，'得中原者得天下'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
草原帝国能占稳中原的前提是：理解儒家帝国的治理方式
中原王朝的困境
草原帝国通过入主中原突破了自己的'百年大限'，那中原王朝有没有类似的'大限'需要突破呢？
当然有。
中原也有一个衰败的周期律，只不过在时间上没有草原那样清晰，导致这个周期的因素有两个：
1. 官僚体制自身的腐败危机；
2. 气候变化引起的人口危机。
第一个因素非常好理解。通常，在中原王朝建立之初，皇帝的能力都很强，底下的官员就比较服帖，不是说这个时候没有腐败，而是即使腐败，皇帝也有办法收拾他们。但到了王朝后期，皇帝都是从小在深宫内院中长大的，可能一生都没离开过皇宫，更没机会亲眼看见民间的实际情况，以至于他连一个基层小吏如何贪污的伎俩都看不明白，又怎么可能懂得对付朝堂上老奸巨猾的要员？这样，王朝的官僚系统就会塌方式腐败，而且不可逆。
中原王朝的前几代君主，往往都能镇得住官僚
但这还不足以直接导致国家的崩溃，顶多是积重难返，国家还会带着硬伤一直拖下去，一直拖到另一个因素出现，才会彻底玩完。
这个因素就是气候变化。
上一篇文章提到了传统农耕社会的命根子——雨养农业线，这是一条由年降水量决定的生态线。在足够长的时间尺度上，这条线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的。
气候变化会导致雨养农业线萎缩，进而引起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与此同时，北方游牧者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只有举家南下才有活路。
游牧者南下，就意味着战争，中原王朝要抵抗，就得增加军费，军费从何而来？还是税收。
气候恶化给中原百姓带来的，除了冰霜雨雪，还有南下争夺生存空间的草原兄弟
本来就遭遇天灾，朝廷又要加派边税，官僚体制的腐败又导致征税收益大打折扣，游牧者还要南下抢粮，对老百姓来说，就意味着既要养活低效的官僚系统，还要同时喂饱敌、我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导致现有的土地养活不了现有的人口。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明末发生的事情，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晚明炼狱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春，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大范围冰雪天气竟然持续了40多天，……崇祯六年（公元1634年），黄河封冻，冰坚如石。崇祯九年（公元1637年），海南岛竟然下起雪来……'
上面这段摘自国家博物馆知名讲解员河森堡的代表作《进击的智人》，描述的是广为人知的'明末小冰期'景象。而作为有名的苦寒之地，当时的辽东地区，更是冷到连海都冻上了！以至于1626年元月，努尔哈赤攻宁远卫不克，转而攻击隔海相望的觉华岛时，军队竟是直接从冰封的海面上走过去的。
土地对人口的承载力，在灾年会大幅降低
天灾到了这种程度，加上与之相伴生的长期战乱，明王朝的百姓们再也扛不住了。在后世给在位不足一个月就去世的泰昌皇帝留下的《明光宗实录》里，记录了某位大臣的一席话，很准确地预言了明朝接下来的命运：
'自辽左用兵，竭天下而供一方，兵无了局，民无息期。……今百姓尚知讨贼，尚可催科，将来只恐百姓已自作贼，谁为我用？！'
后来的历史，真的按照这位大臣的预言发展下去了，而这，也就是古代中原王朝的大限周期律。
那么，古代中原王朝的这种危机，又有什么解决之道呢？
明末民谣：“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过渡地带
'两种社会不能截然分开，他们的接触线无可避免地扩展成一个过渡地带。'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明末的天灾人祸，和之前的一次乱世异乎寻常地相似，连解决之道也几乎相同，那就是：为中原注入第三方力量，这个第三方来自过渡地带，它先凭借强大的武力摆平局面，再发挥过渡地带统治者的自带优势——同时兼容草原、中原两套统治逻辑，在长城南北，甚至更广袤的空间上重建秩序。
这个过渡地带就是东北。
而之前那一次乱世，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乱世——三国两晋南北朝。在这段不到四百年的历史中，可统计的天灾就有六百多次，几乎无年不遭灾：旱灾、洪灾、蝗灾、地震轮番肆虐，各种政权、各种皇帝也一齐登场，混乱程度远超战国，然而最终带来解决方案的却是一个崛起于东北的民族——鲜卑。
正是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基础上，大隋王朝得以建立，继而又在鲜卑军事贵族中崛起了著名的关陇集团。关陇贵族中的一脉最终代天从命，建立大唐，挽救华夏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明末乱局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更加清晰了，同样是由来自东北的第三方力量——大清，凭借雄冠东亚的绝对武力，迅速解决了中原大地上潜在的割据危机，继而靠着自己对草原和中原两套游戏规则的兼容性，顺利接手了明朝的正朔。
而中国的人口，也在清朝的手中前所未有地突破了四亿大关。
从建州到八旗，从后金到大清，崛起于东北的这支力量，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超级迭代
为什么来自东北的力量每每能在中原王朝崩坏瓦解的时候充当粘合剂的角色？我们下篇文章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