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铁鹰：朱曰藩、吴承恩交往述略——为《西游记》作者研究说一背景解一疑团
目前普遍接受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晚年说”，具体指吴承恩在隆庆二年至四年（1568-1570）任职荆府纪善期间完成了《西游记》的写定；其归乡后留在荆王府的书稿辗转流落，最终被书坊金陵世德堂购得，于万历二十年（1592）在南京面世。
吴承恩塑像
此前曾经流行的“中年说”作为一种学术意见已经淡出。“中年说”说的主要代表者为著名学者苏兴先生，即认为朱曰藩与吴承恩中年时即大致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前后，有一组诗文酬唱针对的对象应该是《西游记》①。
此说淡出的原因除了“晚年说”的支撑证据越来越强之外，还在于朱曰藩、吴承恩二人讨论的“奇书”更多地被认为是吴承恩的一本已亡佚的志怪小说集《禹鼎志》。
“中年说”淡出了，但并不意味朱曰藩与吴承恩的讨论就没有了意义。《禹鼎志》面目的逐渐清晰，事实上已经构成了研究吴承恩与《西游记》的一个重要背景；而朱曰藩作为一位与吴承恩相伴数十年交往且密切的朋友，对吴承恩三观形成、情怀道义起了哪些影响，在吴承恩风波丛生的文人江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与《西游记》又有什么程度的关联，都值得注意。
毫无疑问，像朱曰藩这样相伴一生的挚友密友的身形清晰了，对吴承恩研究和《西游记》研究一定有积极的推进。
先介绍朱曰藩与吴承恩数十年的交往。吴承恩去世后，他的表外孙丘度整理了其词选集《花草新编》②，并请吴承恩的忘年交、曾任淮安知府的五岳山人陈文烛写了一篇《花草新编序》③，其中介绍了吴承恩的若干往事，有一段云：
《明钞本吴承恩词选集花草新编整理札记》
汝忠工制义，博极群书。宝应有朱凌溪者，弘德间才子也，有奇子曰子价。朱公爱之如子，谓汝忠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得与子价并名，射湖之上，双璧竞爽也。
大意是说吴承恩（字汝忠）少年成名，得到省督学使者的称赞，邻县宝应的前朝才子朱凌溪甚为喜爱，分出家藏图书，让其与自家亦有奇才之称的公子朱曰藩（字子价）一起攻读。
因为得到朱凌溪的夸奖和资助，吴承恩的才名更为彰显，一时间，射阳湖边，两位科场神童射陂朱曰藩、射阳吴承恩美名齐扬——即所谓的“双璧竞爽”。
朱凌溪（1477-1527），名应登，字升之，号凌溪。弘治间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后归乡。朱应登在文学上有盛名，与杨慎过从甚密，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共称“十才子”，与顾璘、陈沂、王韦并称“金陵四家”，因此陈文烛称其为“弘德间才子”，有《凌溪集》。朱曰藩（1501-1561），字子价，号射陂，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先后任乌程县令、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南京礼部主客司郎中，后于嘉靖四十年时逝世于九江知府任上，有《山带阁集》。
朱曰藩、吴承恩数十年的交往与友谊在长辈的引领下由此开始。本年，吴承恩大约十六七岁，刚进学，朱曰藩长吴承恩五岁，大约已在学。
朱曰藩画像
虽然这两位青年才俊并不出入同一座学堂，但在朱家别业中，在淮安古巷底，同窗共读，携手同进、领袖书生、意气飞扬的场景仍然可以脑补。由于年长且个性敦厚，家学正途，朱曰藩扮演的是兄长的角色，而吴承恩张扬的个性使他一定程度上像个淘气的顽童，其文学上的博杂另类的才华则因为有朱曰藩的映衬而得到凸显。
有两件事值得一记。
第一件，经由朱应登、朱曰藩父子，吴承恩在青年时期就认识了名震一时的江南才子文征明、王宠，这是吴承恩后来与金陵六朝诗派、南京白下风流等江南才士们广泛交往的良好前奏。
说吴承恩大约在嘉靖七年（1525）二十三岁时有一次参加顺天乡试的经历④，在赴南京之前，他去苏州拜会了文征明和王宠，《射阳先生存稿》⑤留下了唱和痕迹。
请看吴承恩的《风入松·和文衡山石湖夜汛》词如下：
洞箫一曲倚声歌，狂杀老东坡。画船占断湖心月，杯中绿，先酌嫦娥。试问沧州寳镜，何如鳷鹊金波。 笔端万象困搜罗，无奈此翁何。玉堂回首惊残梦，无心记、往日南柯。想见年来江上，桃花乱点渔蓑。 右和文衡山石湖夜汛（《射阳先生存稿》卷四）
这阕词我觉得意境极好，一句“狂杀老东坡”一定让文老夫子内心熨帖。
《盛明百家诗》
在《盛明百家诗·文翰诏集》中可以找到文征明原唱《石湖闲泛·调风入松》：
清风骤雨卷新荷，湖上晚凉多。行春桥外山如画，缘山去，十里松萝。满眼绿阴芳草，无边白鸟沧波。 夕阳还听竹枝歌，天远奈愁何？渔舟隐映垂杨渡，都无系，来往如梭。为问玉堂金马，何如短棹轻蓑。
石湖在苏州，事在文征明的家门口，两阕词歌同一事，用同一韵，描摹同一景，这没有疑问；文征明的词被《文征明年谱》系在嘉靖七年⑥。
写给王宠的名《赠雅宜王丈》，雅宜，王宠的号；尽管王宠只长吴承恩十二岁，但吴承恩仍尊其为丈人行。诗云：
仙子乘凤车，飘然下庭除。
吐气若芳兰，流光比神珠。
殷勤启玉检，授我三缄书。
丹绨绣绿字，宛宛龙盘纡。
读之苦茫然，但惊辞旨殊。
经营动精魄，无由报区区。
永言宝中笥，感激当如何！
（《射阳先生存稿》卷一）
王宠书法
王宠善书法，诗中说仙风道骨的王宠送了一幅腾龙盘纡的书法作品，自己表示惊叹，称虽然不能实时领会辞旨，但一定寳笥收藏，永为珍宝。这有十分明显的即事应答的性质，应该与前词作于同时。
年轻尚未出道的吴承恩怎么能认识年岁既长，名气又大的文征明和王宠，并且还得到了他们二位的专属作品？乃是由于朱曰藩同行也。
通过检索王宠的《雅宜山人集》和朱曰藩的《山带阁集》，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大量交往，而且是世交，是由朱曰藩的父亲朱应登与王宠的交往延续而来的。朱曰藩《山带阁集》附桑乔《九江府知府射陂朱君行状》曾追溯过此事，说朱曰藩与王宠二人相识在嘉靖四年。其实可能更早。
有论述还提到王宠与朱曰藩有师生关系⑦；因此，仅仅小王宠六七岁的朱曰藩（包括吴承恩）称呼王宠为“王丈”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朱应登嘉靖五年去世之后，朱曰藩继续保持了与文征明、王宠等吴中才子的关系，《山带阁集》中有若干表述思念的作品。
嘉靖七年是乡试年，朱曰藩已经度过了守制的二十七个月，参加本年的秋闱显然已是意中之事，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情景就是：他在入场之前的“清风骤雨卷新荷”的六七月份，绕道苏州安排了一场与前辈（其实更像是老友）的石湖之会，此行捎带上了小兄弟吴承恩。
这样看，吴承恩几乎可以肯定是在朱曰藩的引领下踏入了吴中那帮才子的社交圈的。此后，吴承恩与文征明继续保持了多年的往来，文老爷子七十六岁时还专门画了一幅兰花送给吴承恩，又附诗《画兰寄吴射阳》，足见友谊之深。
文征明小像
重要的是，文征明是一位眼睛长在脑门上的狂生，他之所以赏识吴承恩这个后辈，乃是出于性格上的和谐合拍，详请参看前述酬唱词作。这对于理解吴承恩的人生之路显然具有参考意义。
第二件，作为兄长，朱曰藩对吴承恩的科举功名非常关心，与吴承恩屡有诗文对话，付出了许多苦口婆心的劝说，但随着年龄的日益增长，二人选择人生之路的分歧越来越明显。
嘉靖十年，吴承恩和他的紧邻发小沈坤以及朱曰藩一起参加乡试，但沈、朱中式成了举人，而吴承恩落榜。朱曰藩本年或稍后写了二首与吴承恩有关的诗《淮阴揽古赠吴子》和《别汝忠》。
这两首同时见于朱曰藩《山带阁集》卷二，原诗没有时间坐标，但可以判定作于嘉靖十年⑧。苏兴先生更认为作于同时⑨。
《山带阁集》
前一首，朱曰藩自述在淮安遇见吴承恩，兄弟二人酒垆长谈；第二首谈到了次日告别，朱曰藩的赠诗显见意味有了延展。诗云：
城阴把袂意劳劳，水舸云光动白袍。
海内文章君自爱，眼前盆盎我先逃。
黄芦伐鼓鸳鸯起,北斗回船脾睨高。
一自风流嵇阮散，山阳空社长蓬蒿。
大意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原来的诗社已经废弃，现在兄弟见面自然是情谊劳劳。朱曰藩称吴承恩是“海内文章”，而自己是“盆盎”即粗笨之物，只不过先走一步而已，不必介意，来日方长。我理解这是在用自谦的语言表示对挚友的安慰和勉励，是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吴承恩已经受伤的心灵。
我们没有看到吴承恩的反应，但其实这事对吴承恩的打击非常之大，因为吴承恩自小便有神童之誉，但此时二十六岁，已经近十多年没有再进一步，当年的同学许多已经把自己抛下。
第二年他的父亲吴锐去世，吴承恩破例动笔，亲为老父撰写了一通《先府宾墓志铭》（《射阳先生存稿》卷三），其中开篇道：
《射阳先生存稿》
乌乎！孤小子承恩不惠于天，天降严罚，乃夺予父。然又游荡不学问，不自奋庸，使予父奄然没于布衣，天乎？痛何言哉！乌乎！
说父亲终于没有等到自己的功成名就，便以布衣身份驾鹤西去，自己无比悲伤把父亲的逝去视为天谴。
然后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自己家族如何经商小有所成而终于走上习儒的发展道路，又如何因家庭变故而导致父亲失去读书的可能重新弃儒经商；说父亲如何渴望读书但遗憾终生，又如何为自己创造了条件充满希望；说自己本认为可以改变家族的命运，但在科场上却久无进展以致不可原谅地让老父遗憾离开。
整篇铭文“使予父奄然没于布衣”是表述话题，表达了吴承恩的强烈自责，而真正的话语核心这是吴承恩对科举的焦虑。
三年之后，吴承恩又一次了落榜，九月回乡之后，大病一场。次年，又大哭一场，写了一篇《祭卮山先生文》，卮山即前任知府葛木，此公特别喜爱吴承恩，给了很多超出常规的关爱，但升迁不久就病逝，灵柩回乡时途经淮安，吴承恩以极沉痛的心情写了祭文，再次公开斥责自己的不争；嘉靖十六年，三十二岁的吴承恩还需要走进考场。
《射阳先生存稿》
这年夏天，吴承恩赴考之前在宝应作了逗留，朱曰藩月夜送别，又是一番语重心长。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卷一有一首五律试《露筋祠同朱子价》：
野庙丹青古，亭亭枕碧湖。
旗幡集风雨，香火閟菰蒲。
气与山河在，心将水月孤。
门前杨柳树，惟有独栖乌。
而朱曰藩《山带阁集》卷七有也一首《露筋祠》五律诗：
水殿不生尘，荷花作四邻。
乞灵巫媪醉，失岁野甿贫。
行雨岂堪赋，分风又送人。
林前霜月白，千古见清真。
《吴承恩谱传》
两诗均无直接的时间标志，但苏兴《吴承恩年谱》认为两诗系同时所作：“由朱二诗写到的节序：荷花盛开的时节；天气：风雨；时间：晚间月出等等都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肯定两首诗为同时所赋”，应是吴承恩当年应乡试,下第回乡,途经宝应时，朱曰藩为安慰其懊丧心情而作。
这个判断的前半部分可以确认，在《山带阁集》中朱诗收在卷七，同时收录的都是嘉靖十六年的作品；但后半部分说作于吴承恩秋榜落第后，却是不对的，诗中明显是盛夏碧荷风景，且朱曰藩提到“行雨”“分风”，显见是送别。
露筋祠在高邮县境内的运河边上，离朱曰藩家庄园不远，建祠有个不太著名的典故，也算当地的一处风景。吴承恩即将去南京进行新的一次煎熬，心情不算太好，主要是因为若干好友在科举台阶上已经跨出重要一步，而自己却还要为乡试奔波，内心自伤孤独，“门前杨柳树，惟有独栖乌”。
而朱曰藩很懂得如何安抚，此时只谈风月、友谊，略有寄托，但不涉科举、考场，“林前霜月白，千古见清真”显得平和宁静。
朱曰藩手迹
我觉得，朱曰藩真得是很懂吴承恩，此时他确实没有必要再增加压力，他只要默默站在这位行将启程的小兄弟的身后，足矣。事实上，朱曰藩既继承了家学，又在多年较之吴承恩广泛得多的社交活动中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因此在江南一带享有诗名，被认为是名噪一时的金陵六朝诗派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他引领吴承恩走进了南京文人的社交圈子，与何良俊、何良傅、文彭、文嘉、盛时泰、黄姬水等“金陵社集诸诗人”（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丁集）有了广泛的交往。
大致情况是这样：嘉靖二十三年（1544），朱曰藩进士及第，任乌程县令；十年后的嘉靖三十三年调任南京兵部、礼部任职。而这段期间内，吴承恩在受困围城中始终没有突破，只得放弃由科场走入仕途的期望，改而以岁贡生的身份挂名候选，又经历家庭变故，大约也在嘉靖三十三年进入南京国子监读书，与朱曰藩重新相聚。[1]
此时兄弟二人已经两分十余年，地位也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但这并未影响他们的友谊，朱曰藩热心地向吴承恩介绍了南京及周边地区的各路文人朋友，让吴承恩凭借自己的才华在南京这个都市里稍稍地狂放了一回。例如，《射阳先生存稿》卷一中有一首《金陵秋日柬文寿承兄弟》：
帝城的是好风光，锦绣天街散桂香。
金勒驻花留夜醉，朱楼拜月换新妆。
三千巧斗琵琶院，百万争先蟋蟀场。
寄语桥西文学士，试排诗酒待重阳。
《射阳先生存稿》
诗中“文寿承”即文征明之子文彭，文彭与弟文嘉都是“金陵社集诸诗人”中的骨干。
这首诗大约写于吴承恩到南京认识这帮文人不久的一个秋日，似乎是参加了他们的一次聚会后，吴承恩赋诗回应。诗中充满了对帝都繁华场景的好奇和对文友相聚的期待，甚至毫不见外地提醒“文学士”在重阳时要排酒征诗。
这其中具体经历我们将在《何良俊、吴承恩交往述略》（待刊）中叙述，下面引吴承恩《金陵客窗对雪戏柬朱祠曹》一首诗，我们一看吴承恩在调侃戏谑中展示的杰出才华，或许更有助于解决对吴承恩作者身份的怀疑；二看这兄弟二人性格观念上的差异，庶几有助于我们理解下面将要讨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射阳先生存稿》目录
这首诗没有确切年份，但肯定是在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之间，其时吴承恩在国子监坐监读书，所以称“金陵客窗”；诗中“朱祠曹”即朱曰藩，其时任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或礼部主客司郎中一职，习惯上称祠曹。
前面说过，二人这一阶段的交往非常频繁，大概住地都相距不远，所以某夜大雪，吴承恩兴致勃发，写诗抒情，着小童邀请朱曰藩一起喝茶赏雪。
这首诗是表现吴承恩高超艺术手法和体现其独特浪漫风格的代表作之一。写冬夜雪景神奇瑰丽、想象奇特且神采张扬，前半首无一字涉“雪”，但又无处不飞雪，再以“呼童问此何物邪，童子无知强名雪”点题，手法与欧阳修《秋声赋》何其类同！再与《西游记》里那些神仙世界的狂放浪漫描写相比，又是何等神似！
明代稍晚于吴承恩的诗人陈文烛曾经说吴诗有李太白、辛幼安遗风，其实有点道理，我们完全应该问一声，没有如此才华，何能执笔西游？
说来也有趣，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问题争论多年，怀疑吴承恩者甚多，但至今没有那位疑吴的学者能自信地提出一位候选人，殆因能具备《西游记》执笔条件者，难寻，或者说天下只有唯一，无唯二。
《大道正果：吴承恩传》
这首诗又暗藏诙谐幽默，你看一边是窗内灯下，隔桥而居的老友雪夜苦读，“披书缩颈映窗读，声与饥鸦和呜咽”，刺骨寒风中“鼻气吹珠挂寒鬣”，读的是辛苦，是期待，犹如悬梁刺股；另一边，香茶美酒、火蔟铜瓶，长笛横吹，顾影蹁跹，读书读的是情趣，是兴致，一派名士风度，两相对照，风趣自生，在比较中，朱曰藩与吴承恩之间的性格差异已经了然。
现在说曾经被“中年说”误读而引为证据的二人另一组酬唱。《射阳先生存稿》卷一有一首七律《贈子价》：
我爱朱郎龙凤种，即今诗思逼刘曹。
玉鞭紫气瞻风骨，金殿春云照羽毛。
绝世飞扬人未识，致身儒雅道何高。
投君海上三山赋，报我花间五色袍。
朱曰藩书《次韵何元朗罢官诗》
子价就是朱曰藩。苏兴先生的《吴承恩年谱》认为这与朱曰藩《山带阁集》卷九中一首题为《赠吴汝忠》的七律作于同时，是一组酬唱：
眼前时态日纷纷，物外心期独有君。
最喜相思无远道，即从欣赏得奇文。
春归学圃经芳草，雪压淮涛滚莫云。
尊重大才行瑞世，少年人漫比终军。
苏先生认为这两首诗的语气和所涉及的问题都是针锋相对的，其中讨论的焦点一篇“奇文”，应该就是《西游记》，这两首诗就是《西游记》已经完成的证据。因为《赠吴汝忠》编在《山带阁集》卷九，基本可以确定作于嘉靖二十一年，因此这一假说也就被称为“中年说”。⑩
这俩兄弟确实是有了争执，而且有点意气用事。根据诗意猜测，应该是吴承恩完成了一篇或者一本“奇文”，于是郑重其事地邀请朱曰藩前来分享，有点模仿陶渊明读《山海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意思。
朱氏家祠
朱曰藩“最喜相思无远道”，高高兴兴来了，但对“奇文”却大不以为然，于是拿出大哥的气派批评吴承恩，说我对你充满期待，“物外心期独有君”，你应该学圃苦读，科场用力，但你却不“尊重大才”走了左道旁门。
显然吴承恩并不接受批评且很不高兴，认为我“投君海上三山赋”，拿出了我的心血好文章，但你“报我花间五色袍”，却劝我专心功名，实在也是糊涂的可以。所以他的诗前六句看似都在称赞朱曰藩气度高、才华足、志向远大，但其实语含讥刺；只是在最后两句才透露出真实的不屑与怨愤。
引起争议的“奇文”是什么？是《西游记》吗？单从“海上三山赋”“花间五色袍”的诗意看尚无法确认，可以猜测为《西游记》，因此“中年说”曾经有过地位。
但随着“晚年说”证据的加强（如对陈元之《西游记序》“三个或曰”的解读、“玉华国”与荆王府关系的发现），“中年说”已逐渐淡出，那这本具有“海上三山赋”性质的“奇文”显然不太可能是《西游记》。
那又是什么？应该是《禹鼎志》。《禹鼎志》是吴承恩的一部志怪集，已经亡佚，但在《射阳先生存稿》卷二中尚保存有一篇《禹鼎志序》，云：
《吴承恩集》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彼老洪竭泽而渔，积为工课，亦奚取奇情哉？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傥戄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作《禹鼎志》。（《射阳先生存稿》卷二）
这篇《禹鼎志序》没有具体年月的标示，但“迨于既壮”已经提示了一条大致线索，何为“既壮”？前述两首酬唱诗已经系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其时吴承恩三十七岁、朱曰藩四十二岁，不正是“既壮”的岁月吗！
把引起争论的“奇文”确认为《禹鼎志》，那么朱曰藩与吴承恩的这场兄弟之争就有了新的意义。
这篇序文的解读对于认识了解吴承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前文已经介绍，吴承恩少年时即有神童之称，且擅长制义也就是擅长八股，主持县学入学考试（中秀才）的省督学使者称“得一第如拾芥”；但进入青年、壮年之后，却始终没有跨过乡试（中举人）这一关，已经远远落后于他的当年同学如本文提到的沈坤（状元）、李春芳（状元）、朱曰藩（进士，此时是举人）、张侃（进士，此时是举人）等等。
吴承恩纪念馆
这当然不是智商问题，也不是技巧问题，更不是环境过于宽松的问题——他没有那种不在乎仕途的家庭传承而是承受着巨大的科举压力，是哪里出了问题？吴承恩当年也很迷茫。但现在我们可以看的很清楚，就是文学的爱好和文学的使命感，使得他已经偏离了环境和社会给他设置的人生道路。
《禹鼎志序》的描述无疑是了解吴承恩生平和人生道义、文学观念的重要数据，也是把他作为《西游记》作者的基本依据之一。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1．《禹鼎志序》表现了吴承恩对文学贯注一生的真诚爱好。
其所爱，由“童子”至“比长”再到“既壮”，转瞬之间半生已过，这已经不是任何什么兴之所来可以形容的问题；尤其是在科举的极大压力下，仍然把“作一书对之”作为一桩夙愿完成，其中执着的精神状态，绝对是吴承恩人生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们其实可以说，吴承恩此时看起来还在努力读书，准备考试，但在他的内心，这已经是无聊的人生游戏，这就是他不能接受朱曰藩诗中要求“春归学圃经芳草”的原因。这是我们了解吴承恩第一个应该关注的要点。
溥儒绘《西游记》故事
作《禹鼎志》如此，那么作《西游记》呢？同样必须具备这种人生热情；或者说，只有具备了这种人生热情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若干年后《西游记》的作者，不知然否？
2．《禹鼎志序》展现了吴承恩的与现实行为完全不对路数的文学逻辑。
《禹鼎志》是文言的志怪小说，这点序中说得很清楚，即“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也就是类似于段成式《酉阳杂俎》、牛僧孺《玄怪录》的传奇志怪，而喜爱其“模写情状”则是本序的要点。
这是吴承恩内心挚爱文学的更具体的说明。而文学与科举在思维逻辑上，在追求目标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吴承恩把精力放在奇情怪事、“模写情状”上，与他明面上的人生奋斗完全是南辕北辙，因此他的科场蹭蹬显然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这点对《西游记》同样适用。尽管文言的志怪《禹鼎志》与白话章回的《西游记》在形式上还有一点差别，但其“模写情状”的文学精髓则是一致的，《禹鼎志》与《西游记》之间也就仅仅隔了一层窗纸，你愿意捅开，一切透亮。
3．《禹鼎志序》可以看到吴承恩在神话题材中的寄寓和道义。
《禹鼎志》取材于大禹铸鼎的历史神话，《禹鼎志序》中说，写这样的故事，“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其寓意及道义精神昭然在案：大禹铸鼎，是为了记录妖魔鬼怪以供鉴别，吴承恩的这本书，也是在鬼怪故事的名义下记录人间变异，寄寓“鉴戒”——他已经说的很明白，自己位卑言轻，“国史非余敢议”，但可以做一个以自己的方式关心国家大事的“野史氏”。他同期还有一篇著名的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可以参考。
佚名绘《二郎神搜山图》
《西游记》向来也被认为是一部大寓言，其讽刺社会，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事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⑾的基本特征也无需再言。两者道义精神上的相通，同样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线索。
这篇序文的解读对于认识了解朱曰藩也有意义。朱曰藩家世显赫，父亲官至云南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且结交广泛，广有才名，而朱曰藩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是典型的世家子弟，就是吴承恩说的“龙凤种”，必然要在科举正途上走下去，“致身儒道”。
这对兄弟貌似走在同一条道上，但其实所秉持的社会道义不同，读书的终极目标不同，介入社会的方法手段也不同，概括一句，就是有“海上三山赋”和“花间五色袍”的区别，可以作为解剖古代不同类型文人的范例。
饶有意味的是，朱曰藩对神话传说、志怪传奇似乎也有兴趣，在他的《山带阁集》中有一篇《跋姚氏所藏大圣降水母图》，回忆说他读过《大圣降水母》小说，现在又看到画图，两者叙述的故事还不一样。
朱拓齐天大圣
大圣，即僧伽大圣、泗州大圣，据说是观音的前身，曾在淮水下游的盱眙修行；水母，据说是无支祁的化身，僧伽大圣降水母的故事，在淮水流域曾经广泛流传，与无支祁故事、观音故事都有关联，与《西游记》自然也有瓜葛。
作者说明：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资助课题：《吴承恩年谱编订与诗文集整理》和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资助课题：《吴承恩集辑校笺注》的后续成果。在完成《吴承恩集笺校》《吴承恩年谱》《吴承恩传》的过程中，我发现、考订了若干有关吴承恩生平交往、文学意识和社会道义的具体细微的学术问题，这些问题散见于上述著作的各个部分易被忽略，但又不足为大型刊物关注，因此我便以“述略”的形式整理成文，提供研究者参考。本系列共四篇，即《李春芳、吴承恩交往述略》（《江苏海洋大学学报》2020年4期）《朱曰藩、吴承恩交往述略》《何良俊、吴承恩交往述略》《陈文烛、吴承恩交往述略》，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