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芳澜： 芳华岁月战“菌”章
戴芳澜
戴芳澜,我国著名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民国时期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5年被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1962年被选为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他还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戴芳澜将一生献给了真菌学,他著书立作,培养人才,在真菌分类学、真菌形态学、真菌遗传学以及植物病理学等方面均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真菌之父”。他是中国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建立了以遗传为中心的真菌分类体系及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研系统,为中国真菌学研究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打下了坚实基础。
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为转咨外交部发给戴芳澜赴美考察护照相关事宜致实业部呈（1934年7月25日）
一
戴芳澜(1893—1973),字观亭,湖北江陵人,幼年丧母,家境不佳,幸得长辈资助,1905年,12岁的戴芳澜和哥哥一起进入了上海震旦中学求学。1911年中学毕业后,戴芳澜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现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1913年6月毕业后回到湖北,同年9月到沙市一所商业学校担任临时英语教员。1914年,戴芳澜离开故乡,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深造。戴芳澜在其自传中曾谈及自己的留学动机,他说那个时代“几乎不断地有外人欺侮我国的事件发生,生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无不义愤填膺,希望祖国赶快富强起来。那时青年人都抱有'实业救国’的志愿,文科都不愿学。因此,在留学时我的志愿是学农……”。1915年,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以留美学生为主体的综合性学术团体— 中国科学社的第一批社员。翌年暑假后,他转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专攻植物病理学。1918年毕业,当他看到毕业证书上的优异成绩时,却产生了无名的惆怅。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读了四年大学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认识了自己是无知的!学海无涯,我是永远不会毕业的。”为了探索知识,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但一年后,因父亲失业,家庭无人支撑,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割舍学业,辍学回国。
二
1919年戴芳澜回国后,立志建设与发展中国的植物病理学科,使其能为中国的农业生产服务。他先后执教于南京第一农业专科学校、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东南大学,1927年成为金陵大学农学院生物系教授。在金陵大学时,当时的生物系系主任、美国籍教授A.Steward受哈佛大学高等植物研究所委托,在中国采集真菌标本到美国鉴定,戴芳澜受邀参与其事。戴芳澜在了解这项工作的计划后,坚持标本必须在中国鉴定,并且要留一份标本在中国。A.Steward教授认为当时中国无人可以胜任鉴定工作,戴芳澜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勇敢地承担了鉴定工作。中国的资源被外国人垄断研究,这在戴芳澜看来是非常屈辱的。为了促进中国真菌学的发展,戴芳澜查阅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献资料。1932年,他发表了《外人在华采集真菌考》一文,扼要梳理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一些外国的传教士、军人、官吏、学者和专家来我国调查、采集真菌标本的年代、历史背景、调查地区和路线以及调查结果的大致情况。
1934年,清华大学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戴芳澜受聘成为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由于此前他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资助,经过协商,他先以休假的名义到美国进修。在美国,他与时任美国真菌学会副理事长的道奇教授在纽约植物园合作研究脉孢菌的分类和细胞遗传,并到康奈尔大学查阅真菌标本和国外期刊发表的有关中国真菌的资料,后在权威杂志《真菌学》上发表论文《脉孢菌的两新种》。1935年暑期后,戴芳澜回国,正式到清华大学任生物系教授,兼任农业研究所病害组主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大学被迫南迁,辗转到达昆明,其中农业研究所迁到了昆明西郊大普吉村。在大普吉村所设的简陋实验室里,戴芳澜带领学生们利用昆明温暖潮湿的生态条件,开展了多方面的真菌学研究工作。戴芳澜的学生曾经回忆:“老师的实验室是一间位于一排坐北朝南矮小砖木结构平房的中央,门外挂着一个破竹帘子,室内面积约16平方米,南边靠窗的是一个工作台,台上有一架老式显微镜,还有一些常用的简单仪器、药品等。老师正一条腿站着,一只脚踏在凳子上,集中精力看装有描绘器的显微镜,右手正在纸上绘图……”在这样简陋艰苦的环境中,戴芳澜一直坚持研究、教学。他收集整理我国真菌学各类文献资料,开展白粉菌的研究,同时对云南当地丰富的地舌菌种类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以植物寄生真菌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亲自采集标本、搜集文献资料,把标本逐个解剖测微,鉴定其目、科、属、种,发表了9篇《中国真菌杂录》系列文章,其中《三角枫上白粉菌之一新种》一文是中国人首篇关于真菌新种的论文,被视作中国真菌学创立的标志。
抗战胜利后,戴芳澜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身为植物病理系主任和农业研究所所长的他,急于将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尽快恢复起来。在加紧编写教材准备开课的同时,他还多次召集教授会议商讨科研计划,并整理在昆明尚未了结的工作以做研究。1947、1948年,他分别在美国《法洛》和《劳德埃自然产物》上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中国西部锈菌的研究》和《中国尾孢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 — 1957年,戴芳澜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教授,195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1956年真菌病害研究室扩大为中科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戴芳澜任首位所长。戴芳澜一生笔耕不辍,共发表论文50余篇,在中科院任职期间,仍然坚持研究工作,他利用多年的研究成果,开始编著《中国真菌总汇》一书,于他逝世前的一个月,完成了该书的初稿。在这部耗费戴芳澜20年心血的书稿中,他并未过多提及自己的贡献,而只是在前言中写道:“谨以这本书作为我个人晚年对人民的一点贡献吧!”
三
“我国肯学农的少,肯学农而又愿意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的人则更少。”戴芳澜很早便指出这个问题。为此,自1919年回国,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教书育人上。在其50余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戴芳澜培养桃李无数。
戴芳澜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他十分重视基础课的教学,认为没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知识,将来要想在某一方面有所提高和深入是不可能的。在培养学生方面,他循循善诱,耐心细致,以启发式而非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独立性。他指定美国大学植物病理系的教科书《植物病理学原理》作为基本参考教材,讲课内容大都为国内已知的重要植病问题,在实验室,观察的也是国内采集来的标本。课后,他还会为学生提供装订好的几十篇最前沿的植物病理学论文供其参考阅读,以此丰富学生的视野,提高学习兴趣。他讲授真菌学时,每次实验前,他都会作一些介绍并提出要求,之后在实验室进行巡视,查看学生的作图。作图需经他签字后,方可带回写实验报告,否则就要重做实验。菌物鉴定是分类工作的初级阶段,主要是采集整理标本,观察、描述和绘图。在这类工作中,他严格禁止边看显微镜边参看文献上的描述和插图,要求学生必须先仔细观察后独立地作出描述和绘图,以避免主观上的牵强附会而忽略了自己标本的特点,从而导致鉴定的错误。除课堂实验外,他还时常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教学生认识真菌,采集研究真菌,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增进了学生对真菌分布及生态的兴趣,而且使他们学到了许多识别标本的技巧。
戴芳澜还经常组织学术讨论会或读书会,提倡认真读书。他认为,做学问要有知识逐渐积累的过程,要养成长期坚持学习的习惯。他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去图书馆半天,主张读书的面要广,不能只限于读菌物学方面的书刊,还要读动物学、植物学、细菌学、病毒学、生物学、生化学、遗传学以及生命起源、生物演化史和名人传记等方面的书籍。戴芳澜强调,做某项研究工作,若不了解该领域的过去历史、现在动态和未来趋势,要想做出较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戴芳澜始终教育学生知识面要广,基础要扎实,要勤于钻研,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具有精益求精的精神。
戴芳澜一生的抱负是要为中国培养一代有水平的植物病理学人才和真菌学家,以期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本国的农作物病害问题。他以极负责任的态度和走在国际前沿的先进教学方法,为学生建议研究方向,为中国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如魏景超、黄亮、林传光、仇元、王清和、周家炽、裘维蕃等植物病理学家和真菌学家,可谓桃李满天下。
戴芳澜一生为我国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发展呕心沥血,在科研、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学生在回顾戴芳澜一生时这样写道:可能有别的科学家有比他更大的贡献,更高的成就,但他的业绩和道德风范无疑是中国科学界顶尖的,堪称楷模,为后人永远怀念与学习。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