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590期】《特别推荐》【智泉流韵】主编郭进拴最新原创文学评论：读林白《枕黄记》有感 / 开普饭

【郭进拴原创】读林白《枕黄记》有感

林白，著名作家，生于1958年，被誉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重要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等，有《林白文集》四卷。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老舍文学奖、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多种文学奖项。有日、韩、意、法、英等文字的长篇和中篇单行本出版。
《枕黄记》是女作家林白的散文自选集，共分4辑。作家以细腻的笔触，诗意的文字，率意的性情，勾画出复杂的个人情感世界，传达出女性特有的感受与体验，不论是展示当代都市人的情怀，还是回望童年与少女时代，都有对生命的深刻体验。书中第四辑《枕黄记》记录了作者十四年前走黄河的一路见闻，跨文体写作，体现了作家对大自然与底层人怀有的真诚情感。林白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她的诗情弥漫在散文的字里行间，因而使她的散文个人风格。她近年的散文写作因接续上了一种朴素、复杂的现实情怀，使得她的作品进入了一个更为广大的人心世界。世纪初的生活际遇无疑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给林白的创作带来了“转机”。
公元2000年，林白接受中青社邀请，在5月到9月间沿着黄河流域旅行了两万多华里。行走黄河的结果，使林白更多地与外界接触并最终完成了“跨文体作品”《枕黄记》。在这番游历中，林白自身的焦虑得到缓解，在创作上也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上述过程可以视为林白创作主题转变的开端。

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林白的创作风格从早期的“个人化”叙事发展为“社会化”特别是“乡村社会化”的叙述方式。正如她所言：“原先我小说中的某种女人消失了，她们曾经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爱，也性感，也优雅，也魅惑，但现在她们不见了。阴雨天的窃窃私语，窗帘掩映的故事，尖叫、呻吟、呼喊，失神的目光，留到最后又剪掉的长发，她们生活在我的纸上，到现在，有十多年了吧？但她们说不见就不见了，就像出了一场太阳，水汽立马就干了。”在《万物花开》之后的那些小说中，林白笔下出现的是完全不同于先前的人物形象。他们和林白一样“变成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人”，或是像脑袋里长了五个瘤子的“大头”一样（《万物花开》），跟脑袋里的瘤子说话，厮混于南瓜和牛群之中，在死亡的边缘冷眼旁观乡村生活得生老病死、日常起居；或是如木珍们一样（《妇女闲聊录》），成为直率、泼辣、爽利的农村妇女，在那个叫做王榨的小乡村里为生计奔波劳碌、操劳一家子的琐事，但仍生机勃勃，像一株株坚强的植物开放在农村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一个以自我为创作中心的女作家来讲，转向乡村底层的写作无疑是一次不小的挑战。然而，对于这次“暴风骤雨”般的转变，林白有着深刻的认识——“多少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间的通道就这样被我关闭了。许多年来，我只热爱纸上的生活，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我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会听到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新世纪林白小说主题转变之后的创作，除了包括长篇《枕黄记》、《万物花开》、《致一九七五》、《妇女闲聊录》，还包括短篇小说集《枪，或以梦为马》中的部分创作。在上述小说中，最具“转变”代表性的是《妇女闲聊录》。在这部作品中，林白不但彻底地抛开了以往私语化写作的模式和手法，从一个全新的创作视角（民间叙事）入手，呈现出的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乡村生活长卷，而且，还以“闲聊”的实践，为文学发现了一种更为自由的写作形式。

与风格变化一致的是，林白新世纪小说的语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长期以来，林白曾以潮湿、空灵而有毛茸茸的语言为文坛注目，这种颇有柔软质感而又不失抒情性的语言与林白一贯拒绝新闻语言的干扰，追求小说语言的诗化有关。熟悉林白的读者都知道，林白文学创作起手于诗歌，而那种随意赋形的语言恰恰可以如丰盈而缓慢的流水“浸润”读者阅读时的感官印象，进而获得来自女性同时又是来自某种先锋实验式的艺术感受。然而，这种流动的语言在跨越世纪的门槛后进入到更为广阔的地带：《枕黄记》的游记、日记、散文式的“跨文体”风格；《致一九七五》因还原革命时代的历史想象而展开的直陈其事；《妇女闲聊录》更是以纪实的笔法完成了一次“记录体长篇小说”。“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我是喜欢的，我愿意多向民间语言学习。更愿意多向生活学习。”为了能够使心灵如大地一般辽阔，林白希望把“自己从纸上解救出来，还给自己以活泼的生命” ，上述还原过程一方面可以视为林白生活态度转变的结果，一方面则可以视为期待以创作转变的方式，获得更为广阔、丰富同时又是宁静、满足的内心体验。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使林白的创作明显呈现出前后不同的分界。

置身于新世纪的视野看待林白的创作，这位将写作当作“宿命”的女作家，不但告别了往日沉湎于语言中的自我，也告别了往日的生活姿态。“把自己写飞，这是我最后的理想，在通往狂欢的道路上，我这就放弃文学的野心，放弃任何执著。我相信，内心的故乡将在写作中出现。”[24]林白的话告诉我们：她始终把自己放在写作中,并不断以求新求异回归“内心的故乡”，这使其新世纪的小说创作相对于早期创作风格既有延续又有变化，而这种不断在创作路上超越自我的实践，正是她能持续带给我们阅读惊喜的可能。林白把写作《枕黄记》看成是对自己的一次解救。

　　　　在作家圈中，林白、海男、陈染被戏称为“新三巫”。多年来林白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对他人强烈不信任。”
　　　　写作《枕黄记》的历程是林白对自己的强行打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作家黄河行，邀林白参与。她答应了就后悔，感觉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胜任这件事。最终对精神虚无的畏惧战胜了对黄河之行的畏惧。几天后林白带着帐篷、睡袋、笔记本电脑、背包和一本《密勒日巴传》出发。她和同行的朋友骑着骆驼从北京火车站出发，沿着547次列车的路线前往山东淄博。路上走了三天三夜，骆驼都快把铁路沿线的树叶吃光了。
　　

“看到真实的世界就是脏乱差的；大旱地里就是裂了很大的口子；没有风，人就是很累；农村就是很破；老人就是整天坐在那里发呆。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是我想看到的、跟北京不同的一个世界。但是黄河之行我一点都不厌倦，我发现我对乡村是亲和的，我看到我的体内对乡野生出的热情。”
　　对黄河之行使林白释放出天性，“我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从纸上解救出来，还给自己以活泼的生命和广阔的视野以及宽敞的胸襟。”
　　出门之前为了给自己壮胆，林白把自己定位为傻瓜，为此她在心里训练多次。“我一会当傻瓜，一会当虫子。我训练自己当虫子是为了让自己摘掉人格面具。平日我一跟生人说话就会手心冰凉、额头冒汗，一当上傻瓜、虫子，就好了。”
　　　　一个“人身虫面”的人在农村集市上跟人说话，她一手拿本一手拿笔。她瞅着别人问：你一天吃几顿饭？每顿吃什么？你一天喝几次茶？喝的什么茶？你一天拉几次屎？撒几次尿？每次她话音未落，哄堂大笑就会应声而起。她像一个真正的傻瓜那样严肃地解释说：这是最基本的生活形态，从没有人调查过，希望你们能配合。
　　　　

“我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会听见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它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大地如此辽阔，人的心灵也是如此。”林白说。
　　　　遇见乡村妇女木珍，是林白打开内心的一个契机。
　　　　木珍是2001年3月从湖北来到北京打工的一个女子，性格活泼开朗。
　　　　林白对木珍讲述的东西很感兴趣，“比如农村混乱的性关系，比如打架、抗税。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农村日常生活，日常的并不等于苦难、黑暗。对我来说，这就是从个人出发感受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很神秘。”从木珍口中，林白了解到大量细微的女性问题，比如农村妇女用什么卫生巾、怎样避孕，她的性观念、对婚姻的态度如何等等。
　　　　林白很注意保持口语的原生态，“以避免被文人所伤”。在她看来，文人站在精致的所谓“雅文化”的高度，将“杂质”去掉，但生活真正的东西就是在杂质里呈现的。文学和艺术不是装饰品，应该是人心的呼喊。“真正的农村和文学艺术上的农村完全是两码事，你完全想象不到。”《枕黄记》被归到了＂实验文本＂的系列之中，大概编辑真的不能将其归类，又不能恶俗的加以＂游记＂的名号，于是干脆叫做实验，了以显示它的不以类聚．

枕黄，就是沿着黄河边游走边采访沿河人们的生活形态和地貌故史，而后做系统的铺陈和记录．本来这样的题材是最容易写成平淡无趣的白开水，可是林白却是很有一手，至少在我看来，《枕黄记》让我实实在在的过了一把瘾，阅读的同时脑子里不断的闪现出一场场的画面，生动的看到黄河岸遍的庄稼，古城，农民及其鲜活的日子．
　　
　　林白特有的女性色彩浸染其中，为文章本身带来在别的游记中不可多得的小情趣和平和．并不是所有的游记都要写的宏伟壮大，一些浅浅道来的小事情才最显功底．
　　
　　记忆犹新的是描写东明县的一种叫做＂搅瓜＂的蔬菜．――＂它知道人们吃瓜要吃瓜丝，而切瓜丝又是非常不易，于是它的内里就长成了瓜丝．不愧是庄子故里的瓜，浑身上下充满了智慧．＂看到这里时我就不自禁的笑出声来，不只是因为看到了文字，而是想到了那只瓜是怎样躺在盘子里无辜的被搅拌又被无数人油嘴滑舌的夸赞之后吃掉的无奈心情．一只瓜的心情，想起来就有种生动的愉快．还有对宗教和迷信的描述，对民俗和个人的的逐个细写．
　　
　　这不是高高在上宣扬旅游景点和小资自助游的作品，而是一种江湖式的民间游历．女侠畅游南北，四海结兄弟，而后记叙成文．不为言志，也没有空话；对看到的各样生活现状，既充满了好奇的兴趣，又从不摆出一种城市文学青年下乡的做作悲悯嘴脸．这个女侠做的只是背着行囊参与其中，同苦同乐，于是，她写出的就是这样的《枕黄记》．
　　
　　

透过《枕黄记》，得以窥见到文学创作的某个重要契点――能够打动人的，永远不是没有根基的编撰，也不是靠夸大花哨的无病呻吟，而是塌实的站在地面上，用最敏感的心感受用最透彻的眼睛观望而后用最丰富朴实的文字表达出来的．

著名批评家谢有顺说：“女性作家的个人化和私密性写作具有独特的优点，背后往往是对世态和人性观察的尖锐性，但过于封闭又有损于身心和写作，能不能从封闭空间走进更广大的世界，决定了其作品的深度。”林白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大凡有理想有追求的作家都不希望被框定在某种题材和写作形式之中，林白极力地做着改变。纵观她的整个创作历程，林白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被符号、被标记的那种局限写作，她在把握经验写作的范畴内，不断超越和扩大书写的丰富性。从《玻璃虫》到《万物花开》再到《枕黄记》，林白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空间。

写作《枕黄记》之前，林白在黄河沿岸做采风，与那里的老百姓交流，每到一户人家就询问衣、食、住、行方面的话题，了解他们的生活，林白发现自己也开始能跟人聊天了，在这个基础上便有了后来的《妇女闲聊录》。

《妇女闲聊录》是作家自认为的一个转型之作，可以看出，林白逐渐从“沉浸在自我感觉中”朝“深远处”走去，她不想越走越狭窄。全书的语言与以往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书面语到口语的叙述，林白找准了一个对自己来说是全新的叙事风格和语境。她把视线转移到普通的农村妇女身上，通过木珍这一人物去知识化的“闲聊”中，林白汲取了乡野话语的活力和趣味，用独特的叙事展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探索。正如林白自己说：“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我是喜欢的，我愿意多向民间语言学习，更愿意多向生活学习。”

林白从自我隔绝、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的世界中走出，与现实生活达成了和解，从只热爱纸上的生活，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到愿意主动走向“辽阔光明的世界”，林白不仅从写作上发生了改变，连自己的生活和状态也发生了改变。

林白平常的生活很简单，打坐、太极拳、太极剑、书法，晚上临汉隶《曹全碑》，早上起来读一读古代作品，一天只吃两顿饭，以素食为主，学习艾灸，云南的朋友送她一只木制的艾灸器，回到北京她又在网上买了一只铜做的。一般小毛病艾灸都可以解决，不必上医院，林白一直持续着这样的生活方式。看起来虽然依旧是深居简出，但林白开始接触互联网了，并拥有了自己的新浪微博，偶尔会和读者进行互动和交流，记录一些自己的日常生活。现如今，她有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变得越来越从容和自如。

要知道生活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争，它是人与人之间共同构建起来的某种关联，也是自我认知和经历的一个蜕变过程。作家亲临于生活之中，不可能置身事外，更不可能与其割裂，虽然世俗和艺术的冲突并不亚于世俗与艺术的融合。作家的痛苦正是他们所面对繁复的、琐碎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不对称产生的失衡造成，更多的时候，他们恐惧并拒绝面对这个世界。

在这群略带忧郁的人群中，来来往往不乏林白这样的作家，由内向外，逐渐从禁锢、封闭的内心阴郁中走出来，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同时也伴随着写作上的又一次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