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悅丨日本京都大學藏《周禮疏》單疏舊鈔本探論
日本京都大學藏《周禮疏》
單疏舊鈔本探論
韓 悅
【摘要】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周禮疏》是流傳於今的唯一的《周禮》單疏本，其底本應刊刻在宋室南渡之後，有可能是南宋國子監本。接觸過這一鈔本的學者對該書的價值認定都非常高。日藏舊鈔本《周禮疏》揭示了《周禮》一書由單疏本到經注疏釋文合刻本的文本轉變過程，保存賈公彥《周禮疏》的原貌，在確認賈公彥非奉敕作疏，探索賈公彥疏所據經、注文的文字面貌，據以訂正傳世版本的訛誤，爲各本文字分歧提供早期的判斷佐證等方面，具有極爲重要的學術價值。
【關鍵詞】《周禮》；單疏鈔本；底本；學術價值
唐代賈公彥的《周禮疏》是鄭玄注以後最具權威性的古注，清代學者孫詒讓《周禮正義》大篇幅採用賈公彥疏，黃侃指出：“孫氏新疏仍用者，十之七八也。”[1]這樣一部《周禮》的權威古注，原始面貌卻因單疏本的湮沒而長期不爲人知。所幸，在日本京都大學保存著人間孤本《周禮疏》單疏本的日本舊鈔本。這一單疏本的存世，爲我們解決一系列學術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原始依據。
1957年日本學者加藤虎之亮《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出版，該書的校本甚多，而最令人關注的是《周禮》單疏鈔本。這是流傳於今的唯一的《周禮》單疏本。李霖、張麗娟等學者都關注這個單疏本[2]，但未針對該本作進一步的研究。本文即以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周禮疏》單疏本爲研究對象，從其版式特徵、底本來源、著錄流傳、卷次綴合演變及其文獻學價值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揭示《周禮疏》的面貌和學術價值，考察《周禮疏》在《周禮》研究中的地位。
一、日本舊鈔《周禮疏》的版式特徵
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周禮》單疏鈔本，殘存三十一卷（存卷一至三、卷七、卷八、卷十二至十四、卷十八至四十），唐賈公彥撰，共十五冊。第一冊卷首、卷一至二，第二冊卷三，第三冊卷七至八，第四冊卷十二至十四，第五冊卷十八至十九，第六冊卷二十至二十一，第七冊卷二十二至二十三，第八冊卷二十四至二十五，第九冊卷二十六至二十七，第十冊卷二十八至二十九，第十一冊卷三十至三十一，第十二冊卷三十二至三十三，第十三冊卷三十四至三十六，第十四冊卷三十七至三十八，第十五冊卷三十九至四十。
每冊書衣大字題“周禮正義”，下小字標注當冊卷數。扉頁亦標注當冊卷數。第三冊、第四冊版框左上角有墨筆標注頁碼。第十一冊書衣標注當冊篇名。每冊首卷首葉鈐有“舩橋藏書”“京都大學圖書之印”兩方印，又有昭和28年3月31日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登錄番號印。唯第一冊“京都大學圖書之印”和登錄番號印在中書門下《牒》葉，“舩橋藏書”印在卷一首葉。卷八、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三十八版框上偶有墨筆標注篇名，卷八、卷二十三、卷二十九版框上偶有朱筆標注篇名，卷八、卷十九、卷二十三、卷二十八、卷三十八偶有朱筆標注書名、人名及句讀。
烏絲欄，四周單邊，白口，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卷首有咸平六年中書門下牒文。卷一《天官冢宰》前有賈公彥《序》和《序周禮廢興》。卷首《牒》文，首行頂格題“中書門下牒”，次行低四格題“周禮正義”，第三行頂格錄牒文，後有“咸平六年八月日牒”及銜名四行“給事中參知政事王”“刑部侍郎參知政事王”“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卷一首葉首行頂格題“周禮疏卷第一”；次行低四格題銜名“唐朝散大夫行大覺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第三行頂格寫賈公彥《序》，直書內容，不題《序》；第七葉八行頂格題《序周禮廢興》，空一格錄內容；第十一葉二行《序周禮廢興》後空一格錄疏文；卷末標注“周禮疏卷第一”。卷二首葉首行頂格題“周禮疏卷第二”；次行低四格題銜名“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第三行頂格錄疏文；卷末標注“周禮疏卷第二”。下每卷同。
《周禮疏》避諱嚴格，殷、敬、匡、胤、恒、徵、玄、貞、桓等字闕末筆。鈔本特徵明顯：重複字用重文符號“々”或“⺀”代替；錄錯的字，或用墨筆寫在行間，或用墨筆（或朱筆）寫在相應的版框上方。衍文、脫文、錯文現象比較多，如《大司樂》篇“注夷則至神之”節末“生時曾事之”下，單疏本有“通是”至“及平”三百十八字，該三百十八字通行本在下文“注變猶至不失”節“順成之方，其蜡乃”下。另有數處空闕文字，卷二十二《冢人》篇“釋曰訓公爲君者言公則諸”下有二十一行又十字空白，卷三十七《太僕》篇“注燕”下有十一字又十九行又九字空白。又多簡體字，如“禮”作“礼”、“太”作“大”、“熟”作“孰”等。
二、日本舊鈔《周禮疏》單疏本的底本問題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周禮》單疏鈔本是現存唯一的《周禮》單疏本，無疑具有極大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但要確定其價值，其中一個重要的參考因素是其底本來源。
加藤虎之亮率先提出了這一問題，根據其通校全書過程中認定的避諱字信息，認爲日藏舊鈔單疏本的底本時代的上限是英宗時期：
書中殷、敬、匡、胤、恒、徵、玄、貞闕末筆，則知據英宗以後刻本。[3]
加藤虎之亮的成果受到後來學者的重視，如李霖博士的《宋刊群經義疏的校刻與編印》就沿用了加藤虎之亮的判斷，又根據“貞”字避諱，對底本做出兩種推測，一是南宋初年覆刻本，二是北宋本補版：
李霖博士的證據沒有超出加藤虎之亮，他的推測無法落實。
表一：“桓”字避諱情況
根據避諱例，“桓”字避宋欽宗趙桓名諱[5]。這一避諱，始自南宋初。高宗紹興二年九月十六日，時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上書，請求禮部商議以他字代宋欽宗御名。十一月四日，經由禮部、太常寺議定，決定改避欽宗御名[6]。據此可知，“桓”字至遲在紹興二年已經開始避諱。因此，我們認爲，日藏舊鈔《周禮疏》單疏本所依據的底本並非加藤虎之亮所云之“英宗以後刻本”，而是宋室南渡之後的刻本，或南渡以後刻本的過錄本。
我們的另一發現是日本舊鈔《周禮疏》單疏本的底本行款，應是每行二十七字。我們的根據是鈔寫者脫文、衍文的字數。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周禮疏》每行二十字，經過與傳世的十行本對校，我們發現日本鈔本在鈔寫時不乏脫文、衍文，且脫文的字數有一種情況反復出現，那就是脫二十七字：
1.《周禮正義序》“則羲叔爲夏官”下，單疏本脫“是司馬也，故分命仲、叔，注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二十七字。
2.《大宰》“大朝至玉爵”節“故云贊玉爵，云王朝”下，單疏本脫“諸侯立扆前南面者，此約司几筵知之，謂秋冬朝時。云其禮之於阼階”二十七字。
3.《司几筵》“凡喪至一几”節“言見者，以其棺不復”下，單疏本脫“見，唯見帷荒，故謂之見也。云皆謂覆之者，此解經敦字，以其二處皆當”二十七字。
4.《守祧》“守祧至藏焉”節“奄八人何以配之，明”下，單疏本脫“其義非也。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者，案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二十七字。
另發現衍文的字數也經常複衍二十七字：
1.《大宰》“及執事眡滌濯”節“當祭日概祭器者”下，單疏本複衍上文“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摡祭器者”二十七字。
2.《司裘》“王大至其鵠” 節“大射者，所以擇臣，士則”下，單疏本複衍上文“子諸侯大夫皆言爭臣，士則言爭友，是無臣也。大射者，所以擇臣，士則”二十七字。
3.《司服》“大喪至陳序”節“釋曰：云‘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者”下，單疏本複衍上文“子蓋百二十稱。注奠衣至槨中。釋曰：云‘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者”二十五字。又按體例，注文起訖語前後各空一格，共占二十七字。
4.《司常》“及国至载旌”節“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升”下，單疏本複衍上文“直言日月不言星者，此舉日月其實兼有星也。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升’”二十七字。
爲什麼不約而同出現二十七字脫文、衍文呢？我們推測，這應當是日本舊鈔本鈔寫時漏鈔一行或重鈔一行造成的。由此可以推斷，日本舊鈔本所依據的底本行款爲每行二十七字。這正與清代汪士鐘藝芸書舍影刻的宋版《儀禮疏》行款相同，而汪氏所刻《儀禮疏》之底本是南宋國子監刻本，“行款版式包括刻工姓名等悉依宋本之舊”[7]。這一證據可以幫助我們做出這樣的推測，日藏舊鈔《周禮疏》單疏的底本行款，與南宋國子監刻《儀禮疏》一致，都是每行二十七字。
此外，我們注意到日藏舊鈔本前有咸平六年中書門下《牒》和銜名，這也是國子監刻本的重要標識。牒文落款時間爲咸平六年八月，這與《玉海》“咸平禮記疏”條記載的“六年八月，敕雕印《周禮正義》頒行”[8]時間一致。由此，我們可以大致推斷，日藏舊鈔本《周禮疏》的底本是南宋國子監刻本。
鑒於上述證據，我們將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周禮疏》的底本刊刻時代由加藤虎之亮的“英宗以後”推遲至宋室南渡之後，並認爲該底本應當是南宋國子監刻本。
三、日本舊鈔《周禮疏》單疏本的著錄與流傳問題
四、從單疏本看《周禮》注疏的結構狀態演變
單疏本疏文與經注別行，並不與《周禮》經文、鄭玄注文混合，屬於賈公彥疏文的“單行本”，與後世通行的經、注、疏、釋文合刻本呈現出不同的文本面貌。從單疏本到經注疏釋文合刻本的轉變，是中國經典文獻文本轉變過程中的一大關鍵環節。要認識這一重大轉變的實質，有賴於單疏本的傳世。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周禮疏》保持了賈公彥著作的原貌，是沒有經過“後儒欲省兩讀，並而爲一”[17]的本子。通過將單疏鈔本與經注疏合刻本的比較，可以發現《周禮》一書在卷次分合、體例等方面的文本流變。
（一）卷次分合問題
傳世的經注疏合刻本《周禮注疏》的分卷，與歷史上文獻記載中賈公彥《周禮疏》分卷不同。《舊唐書》本傳云：“賈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18]《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中興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亦著錄《周禮疏》爲五十卷。傳世的經注疏合刻本《周禮注疏》分卷情況主要有二種：一是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又稱八行本，未附釋文）五十卷；二是元刊明修本（又稱十行本）、明嘉靖應檟刻本、明嘉靖李元陽刻本、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清武英殿刻本、清《四庫全書》鈔本、清《四庫全書薈要》鈔本、清嘉慶阮元刻本（以上均附釋文），均爲四十二卷。由此可知，八行本保持了單疏本五十卷，十行本以下各本對單疏本的卷次進行了改易，已失賈《疏》原貌。
《周禮》卷數的不同，前人早已注意到，並有所探討。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衢州本）著錄爲十二卷，云：“史稱著此書四十卷，今並爲十二卷。”[19]晁公武所見《周禮疏》爲十二卷，是據“四十卷本”合併而成。《四庫提要》亦有分析：“鄭《注》、《隋志》作十二卷。賈《疏》文繁，乃析爲五十卷。新、舊《唐志》並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並。”[20]四庫館臣認爲後世通行的經注疏合刻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是由五十卷合併而成。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云：“賈公彥《周禮疏》，兩《唐志》、《崇文總目》卷一、《書錄解題》卷二、《宋志》卷一俱作五十卷。自宋時合經注、疏爲一書，編成四十二卷，至今不改。獨公武謂所見賈《疏》爲十二卷，且云‘史稱著此書四十卷’，疑此‘四十卷’乃‘五十卷’之誤。”[21]孫氏根據各家書目著錄，認爲晁公武著錄“四十卷”是“五十卷”之誤，晁氏所見本實爲據五十卷本合併而成；並指出注疏合刻本爲四十二卷至今未改，僅有晁公武見過十二卷本。然而，因晁公武、四庫館臣和孫猛均未見單疏本原貌，“合併而成”說只是一種推測。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周禮疏》殘存三十一卷，內容至《大司寇》止，可知其現存卷四十後仍有闕文。我們把單疏本與五十卷的宋刻八行本[22]、四十二卷的十行本[23]的分卷情況列爲表二：
表二：單疏本、八行本、十行本卷次分合對比
由上表可推知，殘存的單疏本《周禮》與八行本分卷情況相同。尤其是《大宗伯》《小宗伯》《典瑞》《司服》《巾車》《大司馬》六篇所在卷次的分合也完全一致，足可證八行本在合經、注、疏爲一書時以單疏本爲准。
（二）文本結構的演變問題
經注疏合刻本將經注本的經文、注文和單疏本的疏文以及陸德明釋文合刻在一起，便於閱讀。但在合刻過程中，爲了使四者內容照應、體例統一，離析了經、注、疏的原本面貌，導致經注疏合刻本與單疏本面貌不一。
《周禮》單疏本的體例爲“經文起訖語+經文之疏+注文起訖語+注文之疏”。模式：先錄經文起訖語，接經文之疏，再錄注文起訖語，接注文之疏。起訖語與疏文間用一至二字空白隔開。每節後以一至二字空白隔開。經文起訖語無標識。注文起訖語冠以“注”字。疏文均以“釋曰”開頭。如經文無疏，則先列經文起訖語，再列注文起訖語，後錄注文之疏。
經、注、疏合刻的八行本的體例爲“經+經文之疏+注+注文之疏”。模式：經文單行大字，注文、疏文雙行小字。先列經文，接經文之疏，再錄注文，接注文之疏。經文與經文之疏間無標識。經文之疏與注文間用單行大字“注”爲標識。注文與注文之疏間用一字空白隔開。經文之疏、注文之疏皆以“釋曰”開頭。
經、注、疏、釋文合刻的十行本的體例爲“經+注+釋文+經文起訖語+經文之疏+注文起訖語+注文之疏”。模式：經文單行大字，注文、釋文、疏文雙行小字。先列經文，後接注文、釋文，再依次錄經文起訖語、經文之疏、注文起訖語、注文之疏。經文與注文間無標識。注文與釋文間用〇隔開。釋文與經文起訖語間用單行大字“疏”爲標識。經文起訖語與經文之疏、注文起訖語與注文之疏，中間均用〇隔開。經文之疏、注文之疏皆以“釋曰”開頭。
應當特別注意的是，八行本的經、注、疏綴合模式是以單疏本爲主，將經文、注文插入疏文。換言之，即將單疏本的經文起訖語替換爲經文全文，注文起訖語替換爲注文全文，屬於補全單疏本經文、注文性質。十行本的經、注、疏、釋文綴合模式是以經注釋文本爲主，先將疏文分節，再插入相應的經注釋文後，屬於拆分單疏本性質。
在十行本這一拆分、插入過程中，偶爾會有分節失誤的情況，如將一節疏文拆分爲兩節，或將兩節疏文合併爲一節。如《內宗》篇經文“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單疏本的疏文是：
賓客至如之。釋曰：饗食賓客俱在廟……故云亦從之。
王后有事則從。釋曰：內宗於後有事皆從，故於此總結之也。
大喪序哭者。注次序至哭王。釋曰：知次序外內宗者……故序哭中有命婦也。
哭諸侯亦如之。釋曰：此諸侯來朝……婦人無外事故也。
凡卿至弔臨。注王后至夫云。釋曰：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者……諸侯臣少故也。
十行本改易之後的面貌是：
賓客至如之〇釋曰：饗食賓客俱在廟……故云亦從之。〇王后有事則從〇釋曰：內宗於後有事皆從，故於此總結之也〇注次序至哭王〇釋曰：知次序外內宗者……故序哭中有命婦也。
值得注意的是，單疏本在解釋經注時，對疏文的分節根據是經文，按照經文內容分節。如上例，單疏本按照經文內容，分爲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五節。而十行本的分節依據是注文，兩處注文之間爲一節，不考慮經文內容的連貫性。如十行本將“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分爲一節，將“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分爲一節。兩節後分別跟著注文，但是注文只解釋最後一句經文“大喪，序哭者”和“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沒有考慮到“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和“哭諸侯亦如之”的兩個“如之”所指代的內容。
此外，十行本將疏文拆分插入經注釋文本，爲了在體例上規範一致，對單疏本已有的起訖語不得不作改易。現以《天官冢宰敘官》和《大宰》兩篇爲例，比較單疏本和十行本起訖語的差異。《天官冢宰敘官》篇共有起訖語101條，十行本沿用者46條，經過改易者55條。詳見表三：
表三：《天官冢宰敘官》單疏本、十行本起訖語對比表
《大宰》篇共有起訖語56條，十行本沿用者41條，經過改易者15條。詳見表四：
表四：《大宰》單疏本、十行本起訖語對比表
就上表開列的這兩篇而言，起訖語改易率達到44.6%。可見十行本在拆分疏文插入經注釋文本過程中對單疏本原有的起訖語改動甚多。
單疏本起訖語形式多樣：有照錄全句者，如“惟王建國”、“府六人史十有二人”；有摘錄開頭和末尾數字者，如“注建立至國焉”。選取起訖字時偶爾會注意文義的完整，不強求字數的統一，如“治官至有二人”、“以八法至邦治”。有僅錄官名者，如“宮正”、“內小臣”，這種情況一般出現在《敘官》中。
十行本保留了上述三種形式的起訖語，但對其體例做了改動。改動的辦法：一是統一字數，將較長的起訖語改作“某某至某某”，如“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改爲“胥十至十人”，“以八法至邦治”改爲“以八至邦治”。二是對僅錄官名的起訖語，有的改爲“某某至某某”，如“宮正”改爲“宮正至十人”。也有僅取官名二字者，如“內小臣”改爲“內小”。由此大概可以推測十行本對起訖語的改動原則是：字數少於六字者保留原文，字數多於六字者改爲摘取開頭、末尾各二字。然而，在實際改易過程中，十行本亦有改易單疏本符合十行本體例的起訖語之例，如將“注極中至其所”改爲“注極中也至其所”，將“注府治至辟除”改爲“注府治至除”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單疏本有“如經文無疏，則先列經文起訖語，再列注文起訖語，後錄注文之疏”者。其中，經文起訖語的作用在於提示該段注疏在某段經文下。在十行本中，由於經注釋文齊全，注文起訖語及注文之疏置於相應的經文、注文之下，無需再提示經文位置，故而疏文中刪去經文起訖語。
總之，從十行本《周禮注疏》已難以看到賈公彥《周禮疏》的結構狀態了，只有日本舊鈔《周禮疏》單疏本才可以表現賈公彥的原貌，而只有這個單疏本才可以證明，八行本也同樣保存了賈公彥疏文的原貌。
五、日本舊鈔本《周禮疏》單疏本的學術價值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周禮疏》單疏鈔本，是賈公彥《周禮疏》單疏本唯一傳世的孤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有助於確認賈公彥非奉敕作疏
《周禮疏》的作者是賈公彥早成定論，然而賈公彥著書是個人行爲還是奉唐高宗敕命而行仍是一個疑問。個人行爲說來源於八行本卷端銜名，題“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奉唐高宗敕命說來源於十行本卷端銜名，題“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奉敕撰”。雖有學者認爲《周禮疏》並非奉敕而作，如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認爲“其繼《五經正義》而作者，有賈公彥《周禮》《儀禮》疏，並宗鄭注……然此四經疏，雖非奉敕而作”[24]，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亦稱“舊題‘賈公彥等奉敕撰’，不知何據，恐有誤”[25]，但前者沒有提出“非奉敕而作”的有力證明，後者更只是猜測奉敕說有誤。直至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周禮疏》面世，卷端銜名題“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與八行本一樣無“奉敕”字樣，可確證賈公彥著《周禮疏》是個人行爲，十行本加上“奉敕”二字是對古書的篡改。
（二）有助於探索賈公彥疏所據經文、注文的文字面貌
按照單疏本的體例，疏文前有相應的經、注文起訖語。起訖語或鈔錄經、注原文，或摘取經、注文前後各幾字，可以從中看出賈公彥所用經注本的注文與後世通行本的文字差異。如：
1.《天官冢宰敘官》篇“注體猶至是也”，單疏本作“注體猶至之屬”。八行本、十行本注文皆作“四井爲邑之屬是也”。由此可知，賈疏所用經注本“之屬”下或無“是也”二字。
2.《春官宗伯敘官》篇“注彝亦至法也”，單疏本作“注彝亦至法正”。八行本、十行本注文皆作“言爲尊之法也”。由此可知，賈疏所用經注本“也”作“正”。案，據彭林整理《周禮注疏》校勘記，明嘉靖徐氏覆宋本作“正”[26]，與賈公彥所見本同。孫詒讓《周禮正義》注文亦作“正”，並解釋說：“正，各本並作‘也’。賈疏云：‘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爲法，故名此鬱鬯曰彝也。是以鄭云言爲尊之法也。’案：據疏，似賈所見本亦作‘法也’。嘉靖本作‘法正’，疑誤。”[27]由此可知，孫詒讓也認爲疏文的起訖語可以起到校勘經、注文的作用。可惜孫氏所用賈疏爲阮校宋十行本[28]，沒有見到賈公彥疏文的原貌，故而得出“似賈所見本亦作‘法也’”的錯誤結論。
（三）能夠據以訂正傳世版本的訛誤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周禮》單疏鈔本是現存最接近賈公彥原疏的文本，單疏本的用字保留了賈疏最原始的文本面貌，爲後世注疏本的疏文校勘提供了依據，可以訂正後世注疏本流傳過程中產生的錯誤。如：
1.《司几筵》篇“孔注《顧命》，其置竟戶牖間”。“置”下單疏本無“竟”字，八行、十行、閩、監、毛、殿、阮諸本皆有。此句釋注文“斧謂之黼……依其制如屏風然”，云“屏風之名，出於漢世，鄭以古曉今，故舉屏風而爲況也”，並舉孔安國注《顧命》釋屏風放置位置。“戶牖間”後釋“竟”曰“終也”，諸本作“置竟戶牖間”，於上下文義不合。核《尚書·顧命》，孔注云：“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單疏本引作“置戶牖間”，正與《顧命》孔注合。又武英殿本附《考證》云：“臣召南按：《周禮·司几筵》賈公彥疏引此注曰‘其置竟戶牖間’，似賈所見本‘置’上有‘其’字，下有‘竟’字。”[29]阮元《校勘記》亦沿用齊召南之語[30]。齊氏正是因爲沒有見過單疏本，才會認爲賈氏所見本“置”下有“竟”字，阮元亦未曾見單疏本，故而延續齊氏之誤。
2.《內史》篇“國即句考其政事及會計”。“即”上單疏本無“國”字，八行、十行、閩、監、毛、殿、阮諸本皆有。此釋經文“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云“國令，謂若凡國之政令，故亦掌其貳，國即句考其政事及會計，以知得失善惡而誅賞也”。“貳”，《說文》云：“副，益也”。此句疏文義爲內史掌握國家政令之副，考察“政事”和“會計”兩個方面，並由這兩個方面的得失善惡來決定給予獎賞或懲罰。“即句考”句解釋上文“亦掌其貳”的目的，諸本上有“國”字，於上下文義不合，當據單疏本刪。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云：“‘國即’，當作‘因即’。”[31]孫氏已經意識到“國”字錯誤，惜其未見單疏本，誤認爲“國”字當作“因”字，似形近致訛。加藤虎之亮《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亦認爲：“疏本無‘國’，是也。”[32]
（四）可以爲各本文字分歧提供早期的判斷佐證
單疏本面貌原始，可以爲後世注疏本的異文分歧提供早期佐證，有利於判斷版本源流。如：
1.《大宰》篇“‘詰猶禁也’者，弟詰即禁止之義也”。“弟”，單疏、八行、殿本作“窮”，十行、閩、阮本作“弟”，監、毛本作“第”。此句釋注文“詰猶禁也”，解釋的是經文“以詰邦國”的“詰”字，將之進一步解釋爲“禁止之義”。據孫詒讓《周禮正義》：《說文》釋“詰”爲“問”，引申爲訶禁，《廣雅》釋“詰”爲“責”，與“禁”意相成[33]。“窮”，《說文》云“極也”，修飾表“禁止”義的“詰”字，在文義上講得通。加藤虎之亮認爲當據《貞觀政要》作“窮”，“案：《貞觀政要》亦有‘對面窮詰’之語，當據正”[34]，彭林整理《周禮注疏》亦認爲“疑作‘窮’是”[35]。“弟”，《說文》云“韋束之次第也”，意即“次序”，似與上下文義不合。“第”意義與“弟”相同，亦不合。單疏本正作“窮”，與八行、殿本同，可證早期版本即作“窮”，十行本、閩本誤改爲“弟”，監、毛本又誤爲“第”。由此可見，八行本接近單疏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又接近八行本，十分可貴。
2.《小宰》篇“杜子春引讀爲施者”。“杜子春”上單疏、八行本有“云”字，十行、閩、監、毛、殿、阮諸本均無；“引”，單疏、八行本作“弛”，十行、閩、監、毛、殿、阮諸本均作“引”。此釋注文“杜子春弛讀爲施”，按照疏文體例，解釋經、注文時常以“云‘……’者”開頭，如上下文“云‘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者”、“云‘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者”等，故“杜子春”上當有“云”字。單疏本正有“云”字，與八行本同。又，注文作“杜子春弛讀爲施”，疏文中“引”字亦當據注文作“弛”，浦鏜亦云“‘㢮’誤‘引’”[36]。案，“㢮”“弛”異體字，阮元《校勘記》引浦鏜語正作“浦鏜云‘弛’誤‘引’”[37]。單疏本正作“弛”，與八行本同。由此可見，只有八行本與單疏本同作“弛”字。同時也可見浦鏜《正字》理校的高明。沒有單疏本，這些判斷都不能如此明確。因此，日本舊鈔單疏本在文字校勘方面確實具有很高的價值。
綜上所述，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周禮疏》是流傳於今的唯一的《周禮》單疏本。這一珍貴鈔本所根據的底本，應刊刻在宋室南渡之後，有可能是南宋國子監本。接觸過這一鈔本的學者對該書的價值認定都非常高。通過該本，我們可以得知《周禮疏》單疏本到《周禮注疏》經注疏釋文合刻本的文本轉變過程。日藏舊鈔本《周禮疏》保存賈公彥《周禮疏》的原貌，有助於確認賈公彥非奉敕作疏，有助於探索賈公彥疏所據經注文的文字面貌，可據以訂正傳世版本的訛誤，爲各本文字分歧提供早期的判斷佐證，具有極爲重要的學術價值。
注：本文发表于《文史》2018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韩悦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