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辈中，我与刘炜评，相逢似有前缘：他的父亲与我同庚且同道，他的岳翁是我故交旧友。故我之于炜评，律之尤严，期之弥深。当他刚刚走上三尺讲坛时，即闻其未执讲稿却口若悬河，学生听得咬筋废职、悬颌下垂，师徒都进入痴迷状态。青年教师能获得如此令人惊叹的教学效果，实属罕见。随后在科研上也用功甚多，每每高文刊出，多有反响、屡屡获奖或被转载。予为之明抃暗喜，知我同庚故交后继有硕人、跨灶有龙驹矣。但当予正待其在学术上有更大成就时，炜评却被调往学报主事，我不仅惋惜学界将损失一位作手，又恐其埋在稿堆中而耽误学术。孰料他实乃众驾之马，余力无尽，不数年间，在完成管理、编审工作之余，又文集、诗集迭出，竟达五六部之多。多端相较，少出了几本学术著作，却多了一位丰收的作家、诗人，得大于失，亦可庆幸。他的文集，早有阎琦教授等评之，今嘱予序其诗选二编《京兆集》，予岂能不序？又岂能不乐序耶？观兹编之所选收，可谓诗备众体，尤以严守规矩的律绝见长。近体韵律是古今诗家都深感头疼的问题，尝闻当代不少前辈名家，在参加联唱活动时，亦要温习绳墨，甚至准备简要的韵书在手以备亟需，即此足见韵律对诗人束缚之严。而炜评却能驾轻就熟，既出口成章，又不逾轨辙，不亦难乎其难哉！关于《京兆集》诸作之可圈可点处以及我忝为业师对作者今后的期许，序后所附拙诗十四首屡有坦言，兹不赘议；诗集后所附诸家总评，各有剀切识见，读者自可参阅取舍。然则技巧再精，亦难免有刃伤事主之虞。窃以为此集不少律绝，本来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却因严守诗律而失色，不亦惜乎！当然这儿需加说明的是：如何对待《切韵》《广韵》和“平水”等规定韵部，历来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必须严守，一种认为必须变革。炜评属于变革派，观其常在诗中注明用某某韵即知。我所说的“刃伤事主”的那些诗，仅指其中过于拘执的那部分。至于具体诗章，不必一一指出，读者一看便知。近体诗韵律的拘与不拘，是一个包含内容很多的专业问题，不仅与音韵学、诗韵学、诗史学相关，还与历史语言学相关。若作专论，恐万字文章也难以说清道明，这里只就诸如葫芦体、辘轳体、进退格等略陈己见。所谓葫芦体、辘轳体、进退格是晚唐诗人郑谷与僧齐己、黄损提出的（见《诗人玉屑·诗体下·进退格》），然而后代的诗人与学者，不仅将其归之于杜甫名下，还提出什么折腰体、孤雁入群格、孤雁出群格等等，也将其归诸老杜名下。从诗史学角度来说，岂非本末倒置？但若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观，却又是立论出于实践。郑谷们提出这些“格”“体”时，未必没有包括诗圣的实践。不仅如此，若论诗律，杜诗之拗句竟达近三十处，也是有据可指的。但这“体”那“格”的提出，本意在于反对泥守一则而提倡经权两重，却恐落个“违背祖训”之名而勉强事事归于少陵名下。所以启功先生才一针见血地指出：“仍是借辞解嘲，大约都没有注意到那位祖师爷陆法言'广文路’的宣言吧！”如此看来，诗圣不仅在循守诗律上示范了后人，而且为了更自由地抒发性情，在“变则通、通则达”方面也为后人做了榜样。杜甫是炜评最崇敬的诗人，也是无人不爱的诗人。以此序炜评诗并指出其局限所在，未知方家意下如何，愿闻教！薛瑞生（1937—2020），陕西蒲城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红楼采珠》、《柳永词校注》（增订本）、《东坡词编年笺证》（增订本）、《诚斋诗集笺证》、《柳永别传》、《周邦彦别传》等十多种，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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