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瓷器
此件“南宋官窑米黄釉直颈瓶”系2015年伦敦苏富比春拍0032号拍品（高21.5公分），成交价高达108.5万英镑，折合人民币1千多万。对于该瓶的品质，毋庸置疑，造型优雅，黄釉冰裂天成，无疑是一件佳器，但将之定性为“南宋官窑”笔者认为有待商榷，这类直颈瓶于龙泉窑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南宋官窑中却寥寥，很是少见。
杭州发现的两处南宋官窑遗址，无论老虎洞修内司官窑还是乌龟山郊坛下官窑，均未发现过完全一致的直颈瓶造型残片，最为接近的一例是老虎洞官窑遗址出土的穿带瓶残器（高24.2公分，见下图）。两相对比，区别很明显，老虎洞瓶口部微撇，圆唇，束颈，颈部较粗，圈足较高且外撇，足壁开有椭圆形穿带孔。
另有一例稍为接近的造型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官窑青釉弦纹瓶”（高33.6公分，见下图），该瓶式样仿汉代铜器，洗口，长颈，圆腹，高圈足，足壁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扁孔可供穿带，颈至腹部凸起7道弦纹。造型古朴典雅，厚釉在浓黑铁骨的映衬下显得凝厚深沉，釉面片纹疏朗大气，加之尺寸，整器硕大雄浑，有铮铮之质。此器是宋代官窑瓷器的代表作，与苏富比米黄釉直颈瓶之风格气质绝不相类。
这两例南宋官窑穿带瓶造型古朴典雅，厚釉在浓黑铁骨的映衬下显得凝厚深沉，有铮铮之质，加之尺寸较大，整器硕大雄浑，与苏富比米黄釉直颈瓶之风格气质绝不相类。
反观南宋龙泉窑，直颈瓶系经典造型之一，传世器良多，大窑一带窑址也找到过不少可资参照的残器，白胎、黑胎兼具。知名度较高的例子如四川遂宁窖藏，韩国新安沉船都有龙泉窑直颈瓶，均可作断代之标准器。经过比对多例龙泉窑直颈瓶发现，其造型还可据口颈部分之小异一分为二：直口式和撇口式。直口式，直口平唇，口沿下凸起一周弦纹，此式直颈瓶圈足较高，足壁两侧开一对长方形穿孔，见下图。
南宋龙泉窑黑胎穿带直颈瓶 高19.8cm
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窑穿带直颈瓶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南宋龙泉窑长颈瓶 高22.8厘米
撇口式有两种，一种颈部较直且长，“南宋官窑米黄釉直颈瓶”无疑属这一类造型，见下图。
四川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青釉直颈瓶
韩国新安沉船龙泉窑直颈瓶
另一种颈部稍短，略呈束颈式，或称长颈胆式瓶更为相宜。此式造型与上述老虎洞官窑遗址出土的穿带瓶极为相似，但足部无穿带孔，见下图。
宋龙泉窑黑胎长颈胆式瓶 高14.5厘米，窑址采集
南宋龙泉窑长颈瓶残器标本，窑址采集
南宋龙泉窑黄釉长颈胆式瓶 高14.5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南宋龙泉窑长颈胆式瓶 高21.3厘米
撇口式直颈瓶未见有圈足穿孔者，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各式龙泉窑直颈瓶造型细节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风格与南官器迥然有别。
由表及里，龙泉窑与南宋官窑在胎质上更存在本质性的区别。南官的胎质，普遍颗粒较粗，色泽纯黑，质地疏松，究其根本，系胎土原料耐高温，难达瓷化点之故。相比之下，龙泉窑的胎土，达到瓷化的温度相对要低，胎质坚硬细密，瓷化程度较高，加之原料调配得当，胎釉结合较紧密。笔者认为，这种区别是由两者的不同用途所决定的。
对于南宋官窑的设立意图，业界一直存在祭器还是燕器的争论，撇开文献上的片言只语，仅以器物本身而言，南官胎质瓷化程度低，吸水率相对高，且釉面容易开片，无疑是不适合用作生活实用器的。南宋官窑博物馆里展出的残器，多数尺寸硕大，釉色深沉，有些造型仿古，颇有铜器风范，看起来也不像是日常生活器。这种风格与北宋汝窑也是存在一定区别的，汝窑的香灰胎实际上呈色比较淡，白中带灰而已，至于釉色，天青天蓝都是明朗而柔和的。那么南官的审美取向说明什么？宋室南渡，礼崩器毁，统治者无奈以大量瓷器代替铜器作为祭祀用器，这是南官设立的主要目的，采用耐高温的瓷土作为胎料即是为了获得仿铜器的效果，并非杭州城找不到能烧制白胎或更易瓷化的原料。
相反地，龙泉窑青瓷的胎质缜密坚硬，瓷化程度高，釉面光洁不开片，质佳者莹净无瑕，就实用性而言无疑要优于南官。杭州城出土的南宋龙泉窑青瓷数量很大，除了一般的城市生活遗址，还包括德寿宫、太庙等重要皇城建筑遗址，尤其有些带有和宫廷相关的刻款，还有支钉残片等，充分说明南宋朝廷在大量使用龙泉窑产品。这些瓷器有白胎也有黑胎，妙者与官窑争艳。龙泉窑的胎土含铁量较高，南宋之前的胎质多呈灰白，而此时的胎质特别洁白细腻，几乎达到高岭土的效果，这说明当时的窑工在胎料配方上下了相当功夫，胎土经过多道淘洗程序。技术改进的动力很可能与宫廷的需求休戚相关，南宋龙泉窑或承接朝廷订单，或通过土贡等方式源源不断向宫廷输送瓷器，或也正因为存在官方用瓷背景，南宋龙泉窑与官窑存在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或曰仿官，或直接被误为官器。
再说米黄釉，米色这一名称的来源诚如康蕊君先生为此件苏富比直颈瓶所作《莹润绝色赛黄玉》一文中所指出的，系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鉴藏家米内山庸夫所创，“意指带壳稻米之金黄”，也即成熟的稻谷澄黄之色。这跟古文献中的“炒米色”是有区别的，炒米色是指白而微黄的釉色，主要指“传世哥窑器”中的一类釉色。事实上，从大量的窑址标本中可以看到，米黄釉龙泉的呈色也是浓淡不一的，或黄中带褐，或黄中闪青，或黄中泛灰，很难一以概之，所以笔者认为，不如以黄釉直截了当地称谓这类龙泉青瓷。
那么黄釉龙泉是如何形成的？要知道青瓷的烧成分氧化、还原、冷却三个阶段，铁元素是青釉的主要着色剂，在不同的烧成气氛中会呈现青黄不同的颜色，在氧化气氛中铁处于高价状态，呈黄赤色，在还原气氛中，铁处于低价状态，呈青色，所以青瓷的烧成过程也即由黄赤到纯青的变化。青釉最终的呈色不仅基于釉料配方，更取决于窑温、窑位及烧成气氛。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变”，即使同出一窑的青瓷，色泽也是各有差异。黄釉通常由于窑位靠后，影响到过火面，温度偏低而造成，相应地，黄釉青瓷的胎色往往偏灰，偏黄，或呈砖色状。严格来说，黄釉青瓷是非正烧的次品，与古瓷尚青的传统是相悖的。
（以下图片为宋龙泉窑各式黄釉瓷器）
另外，也有日本学者认为米色官窑青瓷是由于南北方的窑构造有别，胎土以及釉料的种种差异等原因而产生的，是一类从北宋到南宋技术变迁时期的重要作品（日本常盘山文库研究员佐藤萨莱：《日本所藏的米色釉青瓷官窑》 中国古陶瓷学会2006年南京年会暨青瓷学术研讨会。）。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黄釉青瓷一直存在，正如前述黄釉烧成气氛为氧化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温到还原焰则转化为青色，青釉色泽之青与黄没有分明的界线，黄釉现象可说是任何青瓷窑口都普遍存在的，早期青瓷包括唐宋越窑、耀州窑以及龙泉窑等青瓷窑口所烧的产品其基本色调都是青中带黄的，“秘色瓷”之可贵即在于“碧”，较为纯净的青碧之色。所以南宋官窑遗址出现黄釉残片司空见惯，关键是传世南官器中几乎找不出黄釉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黄釉并非正烧合格产品。
从窑址的情况来看，龙泉窑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确实出现较多的黄釉产品，这一方面可能与当时扩大生产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烧制技术的局限，窑工对于烧成气氛的掌控技术没有完全成熟。与南宋官窑不同的是，龙泉窑传世器中一直不乏黄釉产品，且有一类高质量的黄釉产品，釉面莹润，色如蜜蜡，开片似冰裂，如本文所述之苏富比米黄釉直颈瓶即是一例。但开片和黄釉都是不符合宋人审美标准的，宋人对龙泉的看法是“凡绿豆色莹净无瑕者为上，生菜色者次之（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页176~177，中华书局，1997年12月）；“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宋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第十，页一七一，中华书局，1996年）”。宋人文献中根本找不到对黄釉龙泉的肯定，一直到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还说:“古龙泉窑青器,土脉细且薄,翠青色者贵”。而所谓莹净无瑕则需胎釉结合紧密，在烧制过程中胎釉膨胀系数一致，换而言之，开片容易不开片难，冰裂与光洁无纹的釉面孰高孰下不言而喻。事实上，以开片为美始于明代，认为宋瓷以开片为美则是一个误区。黄釉青瓷与其说有意为之更不如说是退而求其次，虽有色胜黄玉，最多只能是供御捡退而卖出之器。
由于历史上古董商有意无意的误认，当今拍卖行出于商业目的需要，一件器物不论其真正来由与美丑，总喜欢往官窑上靠。宋龙泉在国际大拍上被当成南宋官窑器来拍近年来屡见不鲜，除了这件苏富比米黄釉直颈瓶，还有如香港苏富比2008年春拍的“南宋官窑玉津园款粉青釉纸槌瓶（LOT:2601）”、中国嘉德2013年秋拍的“13世纪官窑鬲式炉（LOT:5190）”等等都存在争议。
2007年，笔者撰写《南宋龙泉窑青瓷的支钉现象》一文发表于《收藏家》杂志。几年来，接触标本增多，思考未曾间断，又形成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旧文已觉肤浅，遂作《再谈宋代龙泉窑支钉问题》发于处州青瓷博物馆公众微信。几日前看到有个公众号转了我的这篇文章，还是感觉不足，于是又充实了一些新的内容，所谓“一而再”，既是第二次，也是一次又一次，此为本篇题意“再谈”之要旨。
支烧工艺不是龙泉窑首创，早在五代时期，北方的耀州窑，四川的霍州窑等就已出现了支烧，当然也不是汝窑发明的，但支烧最出名的非汝窑莫属，汝窑的支钉非常特殊，精细如芝麻，后世称为“芝麻挣钉”，芝麻钉也成为汝窑瓷器的一大特色。汝窑为什么要采取支烧呢，自然是为了实现器物的满釉。宋人叶寊《坦斋笔衡》说：“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烧青窑器。”芒即芒口，定窑覆烧，芒口难免，芒口虽然可以进一步“扣金”用金属来包边，终属瑕疵，汝窑器的烧制，就是要比定窑完美。而要最大程度的实现满釉，也即尽可能减少与窑具的接触面，细支钉则是最佳的选择。所以，汝窑的支烧实质是一种精烧工艺，是北宋追求极致美的一个表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下宋瓷，汝窑为魁，因为汝窑是宋代最精工细作，最完美的代表。汝窑烧制时间非常短，二十年不到，存世量十分有限，目前即使一件残破的汝窑器，在国际上的拍卖价格仍然非常昂贵。
龙泉窑在南宋早期至南宋晚期也出现过支钉烧制工艺，尤其是黑胎器物，支烧现象更突出，比如一些鸟食罐、文房使用的小洗之类小型器物的支烧标本相对多一些，而瓶、罐之类尺寸较大的器物，则几乎见不到相应的支烧标本。与汝窑支钉相比，龙泉窑支钉较粗，一般呈圆形。
以下是笔者精选的几例南宋龙泉窑支烧器物标本：
图1、北宋晚期/南宋早期 支烧鬲式炉残件，白胎，玻璃质青釉，三乳足裹釉，底部留有五个支钉痕
这件鬲式炉尺寸较小，样式风格及烧制工艺与一般龙泉窑鬲式炉差别很大，它并未装饰常见鬲式炉最明显的出筋或扉棱，而是在腹中饰一周凸弦纹，等距贴饰三个辅首，内底及足内侧上也无常见的漏气孔。辅首衔环装饰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龙泉大窑杉树连窑烧制的炉类产品中多有所见，结合其胎釉特征可断其烧制时间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此件鬲式炉或为龙泉窑鬲式炉之最早样式，而龙泉窑出现支烧的时间上限可推至北宋晚期，或与汝窑同时。
图2、南宋早期 龙泉窑支钉标本
二层台式圈足，胎色灰黑，薄胎厚釉，裹釉支烧，做工细腻规整，釉面莹净柔和，器物形制隐隐有汝窑风范，但圆而稍粗的支钉痕却是典型龙泉窑风格。
图3～图5、南宋中晚期 龙泉窑支钉标本
这类支钉残底比例较高，白胎、黑胎均有，其共同特征是圈足外撇，其修足风格及支钉分布形状与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展出的南宋官窑器支钉标本十分相似。
图6、南宋中晚期 龙泉窑支钉标本
圈足宽大、外撇，胎色较白，施粉青厚釉，圈足裹釉，外底有五个支钉浅痕，间隔距离不太规则。此器品质在诸多支钉残片中稍次，器底釉层明显薄于器身，应是为了烧成后便于脱离支具而出此“下策”。
图7、南宋中晚期 支钉小洗 杭州建筑工地所拾，经修复，口径10.5、高3.5、足径7.4厘米
此器造型轻巧规整，圆唇外翻，直腹折收，浅圈足，薄胎厚釉，釉层局部开片，呈冰裂纹，裹釉支烧，底部现留四个支钉痕，原器应有五个。此器支钉痕细小，类似汝窑的“芝麻挣钉”，十分罕见。
图8、南宋中晚期 龙泉窑黑胎支钉标本 溪口窑
洗类器物残底，黑胎厚釉，四足呈如意形，底部六个支钉痕呈椭圆形排列，支钉痕较粗大。
图9～图10、南宋中晚期 龙泉窑支钉标本 杭城出土
此类支钉标本的圈足风格较中规中矩，更具龙泉窑本色。图10为圆洗残底，胎质细白，釉水莹润亮泽，开有冰裂纹，器底支钉痕多达8个，较少见。
总的来说，龙泉窑支烧器物的面貌较为多元，大窑、溪口均有，但数量上非常少，其在整个南宋龙泉窑青瓷中所占的比例很低，显而易见，支烧工艺绝非主流。从支烧的实物标本来看，多数器物质量较高，做工细腻，精美，绝非一般的普通器物。尤其最近发现一枚重要瓷片，一支烧碗底，圈足裹釉，釉下刻款“徳寿宫六月初六告……”瓷片是典型南宋泉窑产品，虽然刻款残缺不完整，但根据这几个字可以推断，它很可能是南宋时期德寿宫定制的产品。这不禁引起我们深思：龙泉窑支烧器物虽然少，但它从南宋早期甚至北宋晚期，到南宋中晚期一直存在，除了窑址遗存的发现，还有杭州城的出土，而这些精工细作的器物其使用对象很可能是宫廷。那么龙泉窑的支烧器又是如何进入宫廷，属于什么性质呢？尤其在南宋中晚期，南宋朝廷拥有自己的官窑，为什么还在使用龙泉窑的支烧器？龙泉窑支烧器属于官窑，贡窑，还是土贡制度下的产物？此处只做抛砖引玉，留待大家探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