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导演黄雷：别以为我是黄建新儿子，就每部戏都能做成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我3岁多的时候，我妈带着我去《黑炮事件》现场玩，我跟个小大人似的，看到爸是导演，特权威，所有人都听他的，特厉害，我就想，我是他的儿子，那我也很厉害。他们看见我熊孩子那劲儿挺乐的，就笑嘛，马上要拍了，他们还在那笑，我就喊——'笑啥，都拍戏了，不许笑！’”

“我都是自己扑腾到差不多的情况下，觉得可以拍了，需要老爹的帮助，才会跟他去讲。（多个项目失败后）反正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最起码让我认清了一个状态——不是因为我是黄建新的儿子，我想去做每一个戏都能做成，这个就是现实。”

“（对于LGBT群体的审视）会有点担心吧，焦虑也会有一点，但是我不后悔干这件事，因为我的内心没有任何冒犯这个群体的地方。”

“我的世界观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上大学的时候把天体物理和理论物理的书全看了，拼命想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在推动这个世界运作……我其实是挺有野心的，我更想在科幻里去讨论些东西，觉得这个会更来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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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孩子最忙碌的时刻。

韩三平的女儿韩家女正在做一个关于湾仔码头创始人的故事，张艺谋的女儿张末刚和父亲一起拍完献礼题材《狙击手》，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改编热门网文新剧《皓衣行》近期将会官宣……

而黄建新的儿子黄雷，时隔8年，今天（3月12日）终于有了自己第二部院线长片《合法伴侣》。

《合法伴侣》导演黄雷和监制黄建新在片场

黄雷和其他几位“影二代”完全不同，他是在大学毕业后上了两年班，才发现自己需要表达，需要从事电影工作。但告别数学本科十几年，他身上的理工科直男气依然很重，体态偏瘦，说话耿直不掩着。

说真的，在《合法伴侣》之前，我一度以为黄建新儿子做导演，很可能只是玩票。毕竟老爸一手的资源，不至于他拍完一部儿童片，就“8年不上片”。

但其实黄雷一直在忙。

忙着如何才能继续当导演，且碰壁。

七八年来，手头多个项目，因为种种原因，比方说政策变化、资方反水等等，都接连夭折。

“多多少少会有点这种（靠老爸帮助的侥幸）心理吧，后来不就是被现实教做人了嘛，马上就告诉你不是所有的事都能给你兜着。”

黄雷从不掩饰他的创作资源与父亲的紧密捆绑。2018年春季就开机的《合法伴侣》，依然是先由黄雷自己开发文本，等成熟之后，再找老爸，解决和英国当地合拍的种种问题。这部电影，是主席在2015年推动中英电影合作以来，第一部中英合拍片，也只有和欧美制片打过交道的黄建新能够hold住。

然而《合法伴侣》又遇到更大的考验，那就是，一个直男思维的兄弟喜剧，如何经得住LGBT群体的道德审视。就连黄建新都提醒过他，真的确定要做这个题材？会反弹的哦。

“我说我不在乎，我做这部片子就是想表达我特别平等地看待这个群体。”

黄雷还讲了自己在本世纪初遭遇的一场同性认知冲击，他的大学好哥们，在大三时突然当面出柜，作为钢铁直男他一晚上没睡着，终于把这件事想通，第二天见到那位已经转换身份的好哥们，黄雷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好，我没事。

看上去，《合法伴侣》这部电影的里外里，都是黄雷给自己设下的“坑”。但怎么填，在填的同时，还要在上面栽一棵树，这就看黄雷的终极表达力了。

很明显，我也是个直男，俩直男聊天，最后毫无悬念地聊起了科幻，聊起了世界的本原。

01

政策先行

“当年出了这个利好消息，肯定有好多人都想去英国拍，但他只要跟当地制片一聊，就会知道这事很难。”

第一导演：我记得2015年，主席去英国谈贸易，带着电影局的人，当时森局还在，他们签了个《关于电影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跟英国达成一个电影制作上的合作，但从那时候到现在，这都五六年了，才出来这一部《合法伴侣》，我就觉得很离奇。

黄雷：这是一个特现实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它贵。不是说那的工作人员有多贵，而是说生活成本贵，吃穿住行都翻两、三倍的价格，你去那拍戏，你的预算其实很不好控制。

所以当年那个《备忘录》，是领导有这么个愿望，希望能达成两边的电影工作人员的合作，共同促进文化发展。你们在一起拍个片过个事，这不就是最大的磨合么，看以后有没有更多其它方面合作的可能。

第一导演：初衷好，执行难。

黄雷：理想很美好，现实特骨感。当年出了这个利好消息之后，肯定有好多人都想去英国拍，但他只要跟英方当地的制片一聊，他就会知道这事很难，砸进去的钱都不知道有多少。

而且你的故事还得合适英国文化，你硬掰一爱情片，在法国拍不更好？你要拍美食片，去意大利不好吗？英国菜那么难吃。如果大家为了拍美景，其实东欧也可以，像南斯拉夫那些地方更便宜，性价比更好，甚至比英国便宜70%、80%，反正都是洋人的玩意儿，看着都新鲜，何苦去英国。

第一导演：那《合法伴侣》是先取决于有这么一个合拍机会，还是说本来就有这么个本子？

黄雷：还是先有的官方的政策。但是真不是刻意往那拱的，一开始我们也没那么关心那个政策，就是写中国那种很亲近的哥们，突然进到一个英国同性群体后，他俩以前那种哥们就会变得尴尬，就是从这个点聊出来的。

02

同性争议

“我不后悔干这件事，因为我的内心没有任何冒犯这个群体的地方。”

第一导演：这次涉及到同性群体的描写，父亲黄建新作为监制，一开始他对此有疑问吗？

黄雷：前期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疑问，他问过我，“你非常确定要做这个题材吗？”首先这个题材敏感，触碰了某一类人群，尤其在当前这个环境下，肯定会被反弹，会被人说。

我说我不在乎，我做这部片子就是想表达我特别平等地看待这个群体。

这里有我一个真实经历，我大学时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有一天，几个人出去吃饭，吃的时候他特正常，啥事没有，吃完了，他突然特别正式，说我今天有一个事必须要告诉你们，想了很久要不要说，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说，因为我不想骗你们，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就告诉我们几个好哥们，他其实是同性恋，现在跟隔壁学校一个男生恋爱了。他给我们看了隔壁学校那个男生的照片，还挺幸福的样子。

我们当时就懵了，真的就被雷劈了一下的感觉，说不出来话。

你说你安慰他吧，可是我感觉受伤害的是我啊。但是你冲他发脾气吧，又没道理，人家没做错什么事，他只是告诉你他的选择跟你不一样而已。

所以我们就一时无语，脑子“嗡嗡嗡”的一片空白，气氛一度挺尴尬的。这个冲击特别强，他真的一下把你对他的认知改变了。

他看我们也不说话，最后默默就散了。临走的时候我看了他一眼，我意识到他内心特别紧张，害怕我们以后都不理他。

第一导演：那你后来过了多久想通的呢？

黄雷：当天晚上就想通了！我回去把自己搁床上，我就想，他能把他心底最大的一个秘密告诉我们，说明他还是愿意和我们做朋友，怕失去我们。

我自己是一个标准直男，这是第一件让我跟一个同性者有感情联系的事，因为我们是哥们，它毕竟是一种很亲近的情感，这种情感逼迫我想我该怎么面对这个关系。

以前对这个问题我是回避的，因为在我上大学的那个时期，身边也没有那么多同性，不知道谁是，我知道我们楼上确实有一个公开出柜的，大家都远远躲着他，怎么能跟这种人在一块玩呢？我怎么能接受我身边一个朋友是gay呢？对不起，以前就是以前，以后不会再有了。

其实他已经很勇敢了，换成我，我可能都不敢说出来，因为你有可能即刻就社交死亡了。

导演黄雷

第一导演：在你上大学那个年代，LGBT的话语权还没有现在这么高。

黄雷：对，那时候很弱的。确实是我这个朋友，我这段经历，让我对这个群体的看法有了改变。

所以，那晚我基本没怎么睡，翻来覆去想这个事，等彻底缓过劲来，第一个反应就是——反正他喜欢的不是我，我没有困扰。

第二天再见他的时候，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好，我没事。

第一导演：你现在跟这个朋友有联系吗？

黄雷：偶尔还有联系。

第一导演：有想过他会去看《合法伴侣》吗？

黄雷：他应该是能看到的。但《合法伴侣》不是拍他的事，只是他的事对我的影响。

第一导演：担心不担心被贴标签？

黄雷：做这个题材就是有风险，就容易被别人贴上“你消费我们”，或者“你对我们群体有看法”“恶意的在利用我们群体的话题来炒作电影”的标签。

第一导演：想过反驳吗？

黄雷：我完全不想反驳，这有什么好反驳的？我想跟你表达我的态度，就是我特别尊重这个群体的选择，就像我当年一晚上就过了那个心结，接受了我的朋友。

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因为大家以前一直是藏着的，现在好不容易能空间大点了，大家发现原来这个群体有这么多人，但是依然是弱势群体，他先天给自己贴个标签，他们是弱势群体，他自己心里都不觉得他跟我们是平等的，他自然会觉得我只要聊到他，我就对他有看法。

其实完全不是的，电影里怎么表达的？你看那两个笨拙的直男一开始想假装同性情侣，最后搞得那些火花完全不对路，去酒吧一看人家真正的同性谈恋爱的状态，你就明白了，他们跟异性恋有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啊！

第一导演：那这种误会如果最终反噬了豆瓣评分或者票房，你会对此产生焦虑甚至后悔吗？

黄雷：会有点担心吧，焦虑也会有一点，但是我不后悔干这件事，因为我的内心没有任何冒犯这个群体的地方。

你作为一个直男，你是不会主动去接触这个群体，去感受他们真正的状态，那只是电影，我就拍给你看，让你看看他们到底生活里是什么状态，人家的情感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的。

这就是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必须经历的过程，大家一定会有误会，有矛盾，只有不断地去碰撞去交流，才能消除这个隔阂。

03

青年之选

“你为了成功你会做一个什么都可以舍弃的人吗？”

第一导演：从表达层面，你说这一次最想讲的是青春成长？

黄雷：我觉得每一个男孩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恋爱的年纪，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到底是选兄弟，还是选你喜欢的姑娘？

这就是男人最难面对的问题之一，特别难选，如坐针毡，不亚于老婆跟丈母娘掉水里的问题。

第一导演：这算是你在这部片最想表达的一个点吗？

黄雷：算是一个辅助的点，它不是最核心的价值观表达，但它确实是一个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就是说我在我的青春里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到底是朋友重要还是女孩子重要呢，俩人同时给我打电话，一个找我去打球，一个让我陪她去上自习，我该选哪一个呢？

感情的选择是最难做的，因为它没有对错，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理性或者用价值来判断这个事，中国人老说选轻的那个，损失小一点，其实怎么选都不对。

其实这就是拍20多岁这个年龄段，我现在也完完全全过了这个年龄段，甚至这个年龄段之后的10年我都经历了，所以再回过头去看这个选择，什么才是对的，或者怎么选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中国人有时候会比较功利主义，我想有一个好的未来，眼前这是一个机会，我可能会为这个机会放弃很多东西，那你愿意吗？如果你为了成功你会做一个什么都可以舍弃的人吗？

第一导演：相当于你用电影又问了自己当年同样的一个问题。

黄雷：算是问自己吧，或者也是想问一下所有人。因为我们中国经济快速开放，物质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以后，大家眼里所谓的成功更多是物质上的成功，并不是你个人的精神，或者说我觉得我的生活好我就成功了，大家对成功的概念和理解其实是有一点被物质的东西带跑偏了。现在的价值观基本上就是钱，钱来决定这一切，你有钱你就成功，你没钱你就是个loser。

这部电影的结果就是告诉我们，你看似可能放弃了机会，但那个机会不一定就溜走了。恰好我在这边做了一个梗，李治廷跟那个音乐制作人说，对不起，我现在觉得我的兄弟更重要，所有我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他给我的，但是我现在坐在这他人不见了，找不到了，我很担心他，我觉得我不应该不管他的死活而去追求我想要的这个东西，所以对不起，我走。然后音乐制作人的助理就特别生气，太不靠谱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大腕，腾出时间给你面个试，你还放我们鸽子？

但是那个制作人大腕表情一下就变了，有点若有所思的状态，然后说，不不不，我喜欢这孩子，我觉得他做的是对的，人不能无视自己的朋友。因为这个音乐制作人有一个历史背景，他年轻的时候是个乐手，和一帮哥们唱摇滚，有名气了以后，大家就分道扬镳了，他那时候为了选择事业上的成功，放弃了朋友，他就是跟李治廷面对了同一个问题，但他选择了另一个答案，所以他做到了今天的成功，成为英国最牛的音乐制作人之一，但当同样一个事出现在他面前，那个年轻人选了另外一个答案的时候，突然就戳到这个制作人自己的内心了，他想起自己那么多年前的老哥们老兄弟，他还怀念那些友谊，但他永远都得不到了，他就会问自己，我当年选的是不是一定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04

与父同行

“现实就是，不是因为我是黄建新的儿子，我想去做每一个戏都能做成”

第一导演：我一直好奇一个事，我之前也和韩家女聊过，她本科是学英语的，你是学数学的，都是学完了发现工作上不顺利或者不快乐，再转去北电读导演。但这个节奏，对你来说是慢了呢还是刚刚好？

黄雷：我觉得这事两说吧，可能有的人从职业生涯角度上讲有点晚了，错过了二十多岁最野的时候，但对我来说，倒不觉得晚，因为人发掘自己喜欢什么其实是没有早晚的。

我之前也看过好多挺鸡汤的文章，说一个老太太70多岁退休了，突然发现自己迷恋跳伞，玩到80岁的时候，不但水平特好，进这个圈第一梯队了，还创下世界纪录。找到人生的乐趣和意义了，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算晚，这就是一个快乐的事。

第一导演：那电影这个东西对你从小到大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生在一个电影世家。

黄雷：其实是偶然，我是1981年的，因为我爸得去拍戏，不能在一块生活，他顾不了我，所以我是从小爷爷奶奶带大的。

第一导演：所以你的导演处女作拍的是《愤怒的小孩》，表示对老爸的“控诉”。

导演黄雷和黄建新在《愤怒的小孩》片场

黄雷：对，因为我整个青春成长的那段时间，正好是他导演上的创作频率比较高的时候，他开始做“城市三部曲”（《站直了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的时候，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状态。

那时候也小，更不会产生什么我要去干电影的想法，就是觉得拍电影挺好玩的，一帮人乌央乌央的，挺热闹。

导演黄建新

第一导演：去剧组玩吗？

黄雷：只要我放假了就去玩一下。

第一导演：那时候剧组给你什么印象？

黄雷：我印象特深，我3岁多吧，当时我爸在拍《黑炮事件》……

第一导演：3岁的事情你都记得？

黄雷：对，是挺神奇的，小时候很多事我都记得。当时我妈带着我去现场玩，我跟个小大人似的，看到爸是导演，特权威，所有人都听他的，特厉害，我就想，我是他的儿子，那我也很厉害。

他们看见我熊孩子那劲儿挺乐的，就笑嘛，马上要拍了，他们还在那笑，我就喊——“笑啥，都拍戏了，不许笑！”

《黑袍事件》剧照（非黄雷导演）

长大之后他们再看见我，还跟我讲这事，说我小时候第一次来片场，就这副架势，一看就是要做导演的人，其实就是调侃我。

第一导演：你长大后再看《黑炮事件》，有那种“我爸竟然能拍出这样的片子”的感觉，大概是到了什么时候？

黄雷：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20岁之后才有这个认知。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都不能完全理解他的电影，很多时候还是在看故事表面的东西，那种映射中国人整个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生态的东西其实看得不是很清晰。

上了大学，年长了一些，社交范围大了，朋友多了，五湖四海来的都有，别人就会给你讲很多事。当然20多岁的男性嘛，天然就会对军事政治感兴趣，我们宿舍就有政治迷，天天跟大家聊政治，我虽然不喜欢，但也听，慢慢地他们也会提到一些过去的事情。

第一导演：宿舍同学会聊到父亲的电影？

黄雷：肯定会聊，因为寝室里的人都知道我爸是谁，他们也会问我好多八卦，那戏拍的时候你去过吗，有什么好玩的事之类的。

我说有的我知道一点，有的也没有，因为后来拍那些戏我都已经上中学了，学业也比较累。

第一导演：拍完《求求你，表扬我》之后，你父亲就很少再做个人表达了，开始转监制了，这个转变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黄雷：其实没啥影响，他转行的那段时间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他那时陆陆续续有拍，但频率就明显减半了，到后来我大学毕业去工作，他那时候主要做合拍的项目之类的。

其实我家人好像从小没有特别希望我进那行，我爸尤其不希望我进这行。他说这行没啥好的，又不稳定，永远是个临时工，干了上顿没下顿，你也不知道下一个戏在哪，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除非你自己特喜欢。

第一导演：还是挺传统的一个夙愿。

黄雷：对，就是希望我平稳一些，不会面对那么大的生活压力。

第一导演：你们有对电影进行过核心表达上的讨论吗？

黄雷：拍戏过程中会有，特别是牵扯到创作层面的事，我们就会聊。

第一导演：怎么说服老爸？

黄雷：这个就是坚持不坚持的事了，他有他的经验，但是我做的片子全部都不是他的方向，他会在制片生产上有更好的建议，但是在创作上，我觉得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他知道我选这个东西其实能跟他商量的事不是那么多。

他也对我这方面比较保护吧，就说先去做，他会站在旁边有一个判断。

第一导演：咱们都讲子承父业，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把多年积累的人脉或者班底直接传给你？

黄雷：我肯定还是得建立自己的团队，其实现在就有，但是不强，包括《合法伴侣》这部戏也是，它制片难度比较大，会面对好多的问题，为了让拍摄和制作顺畅一些，我爸还是把他的资源给了我用。

监制黄建新在《合法伴侣》片场

第一导演：我记得是哪一年来着，尔冬升想在大陆想找一些新的编剧、导演，你给他介绍了好多，是这样吗？

黄雷：是的。

第一导演：这是一个什么事？

黄雷：因为我爸在中国导演协会做过一阵子会长，那时候不是促进两岸三地文化交流嘛，就搞了一个共同的导演协会的活动，三地的导演一直在一起开会，所以他跟香港导演很熟，后来香港电影工业不行了，香港导演要北上来大陆谋生存，就会找他来做监制或者来让他运作个项目，所以香港导演跟他关系都特好，因为跟他熟，所以也就跟我就熟，他们全认识我。

第一导演：那些香港老前辈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是做导演了吗？

黄雷：不是，他们大部分人认识我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第一导演：就都知道黄建新有个儿子，但不是学电影的。

黄雷：对对，那时候见面都叫叔叔，有时候会一起聚会吃个饭，我爸就把我带上了，一块去跟前辈打个招呼。

第一导演：香港电影有对你影响大不大？

黄雷：最早看徐克那些动作片，影响太大了，有一段时间特别迷恋那些东西。

第一导演：可是我还是好奇，你有这么多资源，还给尔冬升介绍新人，为什么你从《愤怒的小孩》到现在，七八年才出一个戏，中间这么长时间是消失的？

黄雷：中间那段时间其实还是想拍戏，做了几个项目，运气特别不好，那几个项目最后都做不下去了。

第一导演：为什么？

黄雷：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有的是因为一开始跟政府捆绑得比较紧……

第一导演：朝令夕改了。

黄雷：对，领导换届，事就黄掉了。也有的是前期谈得还可以，推进到一定程度以后，资方又改主意了，出现了新的热门的东西，他就想换一个题材去做了。

第一导演：操持的速度赶不上热点的变化。

黄雷：对，变化得快，因为我选择做的方向都是我自己先扑腾，扑腾到差不多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进入制作或拍摄阶段的时候，我需要老爹的帮助，我才会跟他去讲这个事，他是不会管我在做什么的，他也不会说我这有个项目给你，去拍就完了，我自己的事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做。

第一导演：好几年都没做成东西，会不会觉得对自己挺消耗的？

黄雷：错过了一些时间和机会吧，反正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最起码让我认清了一个状态——不是因为我是黄建新的儿子，我想去做每一个戏都能做成，这个就是现实。

第一导演：说实话是不是一开始还是有一些侥幸心理，反正我有我爸呢，我爸一叫出来，资源还是稳的。

黄雷：多多少少会有点这种心理吧，后来不就是被现实教做人了嘛，马上就告诉你不是所有的事都能给你兜着。

导演黄雷

05

终极表达

“我其实是挺有野心的，我更想在科幻里去讨论些东西，觉得这个会更来劲。”

第一导演：最后再问你几个问题哦，我发现你目前三部戏都是喜剧，是喜剧这种类型正好能承载你的个人表达吗？

黄雷：一是因为我喜欢看喜剧，但我喜欢的喜剧还是有闪烁性的，就是我更倾向于结构类喜剧，不是那种特别多包袱，特别多梗的。

第一导演：比方说开心麻花？

黄雷：那种我也乐，但看完我会忘掉，记不住太多东西。反而是那种结构性喜剧，因为事件或故事框架的错位，这种对位上的东西，不同文化的误解，因为价值观或世界观的偏差产生的这种喜剧，我会比较喜欢，因为我会觉得它更幽默一些。

第一导演：聊到最后，一个导演的终极表达一定是自己的世界观，我不知道你的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样？

黄雷：可能跟我学的东西背景有关，我的世界观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去看物理书，拼命想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第一导演：想参透万物规律。

黄雷：对，就是所谓的万物理论，大一统理论，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在推动它运作，我们认知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宇宙到底是什么。

第一导演：那你应该很想拍科幻。

黄雷：想过，好多人都说这太适合你的方向，我上大学的时候把天体物理和理论物理的书全看了，就因为喜欢，自学的。

第一导演：刘慈欣的小说你起来对你来说难吗？

黄雷：难，世界观很宏大，其实是很难做的，尤其对一个电影来说特别难。

第一导演：你会试图跨越人性去想事情吗？

黄雷：我偏理性一点，就是所谓我们做价值这种东西，我比较两极，我同时认可两种观念，一个是因为我的知识系统，会让我站得特别远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其实在那种宏观尺度下，人类整个文明都没太大意义，说白了不是多大点事，更别说落到一个人身上，一辈子悲欢离合也好，或者说所谓的“意义”，一切形而上精神上的东西，真那么重要吗？我是有这个思维角度的。

第一导演：这个思维有没有可能进入到你的电影里？

黄雷：在科幻电影里我一定会做这个表达的，但是我在生活向的电影，真实讲情感的电影上我不是这个角度去思考的，因为这样去思考，万物皆无意义，那我们去聊什么呢？

第一导演：它没办法入世。

黄雷：对！我如果要做这种题材的电影，我一定得把我的维度缩小，我得回到我是一个人的本体上来说，我不想去当那个上帝，我不想用冷眼去看这个宇宙的运行。

第一导演：是不是想过搞一个超低成本科幻？

黄雷：肯定的，我正在准备正在写的就有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我要去讨论两个角度，就是我作为一个人的情感维度或人际关系，跟另一个更先进的文明碰撞后，去思考这个宇宙到底什么文明重要，什么文明不重要。

第一导演：你这么一说又得花好多钱。

黄雷：其实对预算相对是有需求的，但是我已经尽可能的把这个故事想得比较软一点，会有大场面，但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大的东西，不像老郭去弄《流浪地球》那样的，我就想巧劲儿点，把那个大的世界观藏在后面，一开始从人的角度讲，然后讲着讲着这个事伴随着文明冲突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这个视角放大到宇宙的那个角度上去看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这些都讲得是什么啊！这时候再落回到人物和故事情节的起点，因为观众他终究要回来。

第一导演：果然这才是你的嗨点，10年内能搞定这样一个东西吗？

黄雷：希望能搞定。我自己其实是挺有野心的，不一定说拍一个多贵，多有视效的科幻片，但我更多的就是在科幻里去讨论那些东西，起码我看看能不能真的把视角再拉远一点，反正觉得这个会更来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