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栋印刷史研究文选之二十四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印刷术的起源问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究其原因，除学者们受学科专业局限，对现有文献、文物在认识方面的差异外，对印刷术起源问题的几个基本概念含混不清或有所忽视，从而在研究中没有统一的尺度，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仔细分析，归纳如下：众所周知，印刷术是工艺技术。具体讲，印刷术是工艺技术中的转印复制术。印刷这种转印复制术，离不开印版、承印物，和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去的转印材料。因此，印版、承印物和转印材料，以及与此相关的文房四宝和刻版、复制工具等物质条件的具备，就成了印刷术发明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之一。印刷术作为工艺技术，有一套完整的工艺方法和技艺，主要是雕刻印版所必需的手工雕刻技术和转印复制技术。手工雕刻和转印复制这两种技术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因此，技术准备同样是印刷术发明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之一。印刷术作为与社会文化事业息息相关的工艺技术，它的发明乃至发展，受到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促使或制约。其中尤以文字的演变最为重要。客观上，社会文化发展对印刷这种转印复制技术的需求，才是导致印刷术发明的直接导因。是社会文化需求，导引了印刷术从萌芽到雏形，到发明与完善的演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次通过转印材料，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是印刷术发明的标志。尽管人们难以、甚至不大可能找到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我们能够以现有和越来越多的文献、文物证据，逐渐划定它的范围。而后者，才是研究印刷术起源问题的唯一、现实的选择。在印刷历史研究、著述中，经常出现现存最早、现知最早这样的词语。其中，现存最早是对现存文物而言，现知最早则源自文献上的文字记载。当人们谈论现存最早或现知最早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与之相关的客观最早这个现实。因为，只有客观最早，才是印刷术发明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尽管我们难以、甚至不可能找到它，但把“现存最早、现知最早”当作客观最早，进而断定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和地点的做法，是不科学的、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因为，现存最早、现知最早，都不一定是客观最早，都随时有被新发现的、比它更早的文献、文物所取代的可能。例如，大家所熟知的唐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过去曾有人给它戴过“现存最早”这顶桂冠。后来，随着比它更早的印刷品和印本佛经—譬如带有武周制字的《妙法莲华经》的出土，人们不得不在“现存最早”之后加上“有明确日期记载”这样一个限定词。可这个加了限定词的桂冠还能戴多久，还很难说。因为1983年11月30日，美国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出版的《中国书画目录》刊出的、隋朝大业三年刻印的《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上，也有明确日期记载，且比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刻印的《金刚经》早了261年。由此可见，无论现存最早还是现知最早，都不能等同于那个我们无法找到、但又客观存在着的“客观最早”。明白了这个道理，再看一下个别韩国学者把唐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说成是韩国新罗朝刻印的“世界最早的印刷品”，并以此为据，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他的“印刷术起源国”地位，显然是不应该的。印本书与印刷品的区别，不用说大家也清楚。因为印刷品只有经过装订—不论它是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还是册页装—这个印后加工工序把它装订成册，才能叫作印本书。这其中：印刷品在前，印本书在后；先有印刷品，后有印本书；没有印刷品，就没有印本书。况且，印刷术发明初期只能印一些简单的单张印刷品，不可能用来印刷成本的书籍，二者概念不同，怎可等同视之。至于有人有意无意的把它混为一谈，无非是想把戴上现存最早或现知最早桂冠的某印本书的刻印时间和地点，断定为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和地点罢了。可见，印刷品与印本书含义不同，在印刷史研究中，并非无足轻重。希望学者们多加注意才是。写、画二字，字义虽多，但主要用于书写和绘画。所以，当提到写、画这两个字时，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写字、写信、写作、写生和绘画、画册、画像、画家等与书写、绘画有直接联系的词。在印刷文献、文物中更是如此。难怪我们的一些学者在看到文献、文物上有写、画二字时，就断然否定它是印刷品。殊不知，中国印刷术发明初期的印刷品，都是雕版印刷的。而雕版印刷的印版上的图文，是先写、画，后刻的。也就是先书写出字稿或绘画成画稿，再将字稿或画稿反贴在预先制作好的木板上，然后进行雕刻，制作而成的。在雕版印刷工艺中，写字稿和绘画稿是第一道工序。因此，在古代印刷品上出现写、画二字是正常的，不足为奇。何况有不少雕版印刷的字画，在写、画时，并不知道后人会把它作为原稿进行复制？由此看来，有的学者以文献、文物上有字、画二字为据，判断其不是印刷品的作法是有欠公允的。例如，《旧唐书》第101册列传第149上“东夷”条中，有如下一段记载：龙朔元年，春秋卒，诏其子太傅卿法敏嗣位，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三年，诏以其国为鸡林州都督府，授法敏为鸡林都督。法敏以开耀元年卒，其子政明嗣位。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政明遣使来朝，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文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这段文字记载的是新罗王政明遣使，向武则天求取《唐礼》和一些词涉规诫内容的文章的事。文内有写、勒二字。如果武后赐给新罗王的是手抄本而不是印本，后面又何必用“勒”字？何况还是勒成五十卷以赐之？这里的“勒”字，查遍诸多辞书，其义皆非“勒”莫属。笔者认为，因为前面有个“写”字，而不顾及后面的“勒”字，说这勒成五十卷的书是写本的意见是值得商榷的。再如：现存美国的，我国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木版画《南无最胜佛像》，为1983年11月30日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出版的《中国书画目录》所刊载，题为《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可见，这幅木版画是以隋代的印刷品拍卖的。著名印刷史家张秀民老先生在他的《中国印刷史》上有所记述。只是因张老先生没见过原画，而画面上又有“敬画”二字，故认为“文中称敬画而不说敬印，则非印本可知”。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冯鹏生先生所著《木版水印概说》称：“众人皆知，凡过去的木版画，都是先由著作者创作，后进入雕版印刷，至今依然。倘若未睹原物或不顾及画幅是否有印刷的痕迹，而单纯地依画幅有敬画二字，便断然定其为非印本的观点是轻率的。以图细观，下部的题字有双钩填墨的迹象，即字体先印出墨线，而后填墨。这大抵是印刷术尚未成熟阶段的一种印刷方法”。笔者认为：判断这幅隋大业三年的《隋木刻加彩佛像》是画还是印，应该更多听取长期从业雕版印刷的工程技术专家的意见。因为只有他们最了解写、画与雕刻的不同之处。他们的意见才最具权威性。冯鹏生先生从业木版水印数十年，冯先生的意见是可信的。再说，如果因画面上有写或画二字，就断定此画不是印刷品的话，那么，多年以来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等从事木版水印的企业所复制的、为数众多的、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画的题字和姓名，且有写、画二字的古代名画，过上千八百年，后人又该如何看待？道理是再明显不过的啦。研究印刷史，尤其是研究印刷术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在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上，应该有个基本的认识和统一的尺度。首先要认识到印刷是工艺技术，印刷术的起源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发明印刷术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和文字规范等各项准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印刷术必应社会文化发展之需，水到渠成，指日可待了。大量文献、文物证明，发明印刷术的准备工作完成于两汉时期，而唐朝又处在印刷术早期的推广应用期，印刷术的发明不可能晚于隋末唐初之说是现实的，可信的。这样，从汉末到隋朝这数百年间，便成了印刷术的发明时期。因此，我们对东汉三国、南北朝到隋朝这段时间内有关印刷的文献、文物，譬如《后汉书》中有关“刊章捕俭”的记载，《先忧集》有关晋惠帝永宁二年镂版《济饥辟谷仙方》的记载，隋大业三年木版画《南无最胜佛像》等，就要格外的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从东汉到隋朝这个范围，必将逐渐缩小，人们对印刷术发明年代和地点的研究和探寻，将越来越贴近历史的真实，取得对印刷术起源研究的新成果。
本文原载《广东印刷》2000年第3期，为2001年《中国印刷史研究文集》所收录。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如果喜欢，就请“稀罕”或“喜欢”一下，然后转发与大家一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