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尤为重视“政治集团”的消长、代兴，背后体现出对政治集团中的人——士大夫的深切理解。本文明确地将陈寅恪的这一视角提升为一种史学方法，并引述他对曹操、王导、陶渊明、崔浩、元稹等人的研究，说明其如何聚焦历史中的人物。而且，陈寅恪并没有将士大夫理想化、浪漫化，对他们往往也有深刻的批评。陈寅恪的史学方法，其实质是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古今相融，可谓“新”的史学。陈寅恪的中古史著述呈现出，从东汉末到唐末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集团形成、竞争、消长、代兴的历史，并以之深刻地解释了中古时代王朝的兴亡盛衰，给出了中古历史的大脉络和总轮廓。一位在当今中古史领域颇具代表性的学者说，陈寅恪的“政治集团”理论，他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对于中古史研究来说，至今仍然是指导性的分析工具，就好像如来佛的手掌一样（仇鹿鸣：《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一般被视为政治史的典范，但我认为，陈寅恪史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看历史的聚焦点始终都是在“人”的身上，他的历史世界的主角，是中古士大夫，是活生生的人物、人格，而非事件、制度、结构。这就要说到，作为一位现代史家，陈寅恪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突破和继承。
陈寅恪先生（1890—1969）
《元白诗笺证稿》中“质之知人论世、读诗治史之君子”（三联书店二〇〇一年版，341页）这两句话，在陈寅恪的论著中经常出现，实在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所谓“论世”，是指剖析“时势”，即一定时空条件下由人群分合所构成的结构—动力关系；在论世的基础上“知人”，则必读其诗，陈寅恪的“以诗证史”，能深入历史人物幽微的心灵世界，达到精神史的层次。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议题，在于探究国家治乱兴衰之故，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多属于政治史，而《资治通鉴》尤为空前之杰作，他谦称自己的著述不过是为学者研读《资治通鉴》提供一些参考罢了。但是，他又一再批评，传统史家在解释兴亡嬗变之时，往往把原因归结为个别人物的用心、道德和能力，“殊未尽史事之真相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作为有科学精神的现代史家，陈寅恪的历史眼光从“个别的人”转移到了“集体的人”，具有社会史的意识和方法，他把历史上的兴亡嬗代看成当时人们因阶级、地域、种族、姻戚、学术、利益等复杂因素而集结成政治集团并互相竞争的过程及其结果。而帝王将相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实质在于善于“分合操纵诸政治社会势力”（《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而能以“人意”造就“时势”。陈寅恪强调，要特别能于此处看破英雄之“择术用心”。如曹操颁布“求才三令”，宣称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都没有关系。传统史家都极力谴责曹操个人德行，就算是顾炎武，也仅仅“骇叹”而已，未能透视曹操施行这一政策的真正用心和历史作用。陈寅恪则指出，东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大都出身地方豪族，皆儒家信徒，以孝友礼法立身行事，从而获取在士大夫社会中的名誉，然后经察举制度入仕。而曹操出身于阉宦阶级，其学术重文学和智术，如果不对士大夫阶级一贯遵行的信念加以摧陷廓清，曹氏政权将无法与出身士大夫阶级的袁绍集团竞争。所以说，“求才三令”其实是曹魏政权大政方针的宣言（《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与传统史家不同，陈寅恪的历史眼光能深入于社会—政治集团的构成和演变，深入于历史的结构—动力关系，这才把传统史家所说的“时势”，用科学方法真正分析清楚，呈现出来，所以，对于自己的史学，他称之为“政治及社会史”（《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论中国文化和学术进行现代转型之途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的史学，一方面继承而又突破了传统史学，一方面运用并超越了一般科学史学，实现了中国史学传统和科学史学的绾合贯通，为他所期待的“新宋学”，做出了杰出的示范，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具有典范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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