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之路系列:中医世家,肝病专家—关幼波小传

简介:关幼波(1913~2005),北京市人。医承家学,广撷博采。临床四十多年,对于肝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有关同志协助下,创制「关幼波肝病辨证施治电子计算器程序」,获得成功。着有《关幼波临床经验选》等。现兼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内科分会理事、北京中医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科协理事等职。

像我从事中医工作已四十多年,途中小憩回眸,展望中医现代化的美好前景,欣喜之余,乐于总结一下自己的学习经过和体会。
「严」字开的头
    (一)严父即严师

我幼承家学,六岁读私塾,在老师与家父的严格管教下,熟读四书五经并嗜书法,九岁时曾在街头当众挥毫书写春联,路人得之以求吉利。十六岁与家兄随父学医侍诊左右。我的父亲关月波是北京地区名医,擅长内、妇、儿科,对于时令病、妇女病更有独到之处。他的学术观点受滋阴派朱丹溪的影响,倾向于「阳有余、阴不足」。
他体会:天花、麻疹、猩红热等属于温疫范围,病毒由口鼻而入,在气分不发病,在血分才发病,所以在治疗时一定要加用凉血活血的药物,如丹皮、赤芍、白茅根、元参。麦冬、生地等,自始至终注意养阴为佐,亦即解毒养阴、凉血透表之法。由于当时温疫流行,他曾将自己的经验方做成「温疫灵丹」加引吞服,简便廉验,深受劳苦大众欢迎。
对于妇科病,他以四物汤治血为法,因病而异,灵活化裁,每收殊效。内科方面善治脾胃病,侧重于调理气血。总起来看虽然方药平平,但是辨证精当,疗效卓著,名人墨客祝贺称颂者不绝于户。其中胡某重病获愈,感激不尽,进金匾一幅,匾中八个大字两行排列:髂翌罄。横竖可读,回环成诵,意思是:儒乃达儒、医是明医,儒达乃儒、医明是医,儒医乃是达明儒医,儒医达明乃是儒医。此段「回文诗」我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并以此鼓励自己。
父亲既是严父,又是严师,对我兄弟二人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吾兄误将「橘红」写成「菊红」,父亲当着病人狠狠地给了他一嘴巴!并辞退了这个「徒弟」。我也曾挨过父亲的戒尺,因好学善问,得以继续留在身边学习。但随诊多年,从不轻易放手独诊。在父亲抱病期问,他曾连续抽查了我的三个脉案,经过认真复核,「考试」合格,最后满意地说:「你可以治病救人了。』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
(二)根基立坚实
父亲以「品端术正」为座右铭,并一再告诫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同道主要是学,不要评头品足,妄加批评,治病救人重于义气、轻于财气……这些朴实而略带「封建色彩」的哲理,作为医德教育,在当时来说,是无可非议的。
父亲医术高超,并非开口《内》、《难》,闭口《金匮》、《伤寒》,而是重视医理与病理的结合,在基本功上严格要求。诸如《雷公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学》等,都要求熟背,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则以实用为准选学精读,要求明其理、知其要、融会贯通。比较重视的是叶天士的《温热论》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另外,也重视朱震亨的《丹溪心法》,李东垣的《脾胃论》,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唐宗川的《血证论》等。父亲常说:「医者理也,认清医理才能治好病。」所以,在学习经典医籍时绝不要求死记硬背,在临床应用时绝不要求生搬硬套,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在实践中加深记忆。
 「博」字铺开路
    (一)实践出真知
父亲病故后,房东把房卖了,按照当时「典三卖四」的规矩,必须在四个月之内搬出去。那年我二十八岁,参加伪政府卫生局的考试(应试者五百余人,合格者仅有四十多入),虽然获得了中医师合格证书,但仍不能正式开业,必须到汪逢春会长为首举办的中医师学会讲习所学习一年,考试合格后才能正式挂牌。当时正值丧父就学之际,饱尝了「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苦酸辛辣。只好搬到前门外大席胡同「广福客店」,三世同居一小陋室,晚上搭铺就寝,白天拆铺攻读、看病、吃饭。所谓「广福客店」实际上是贫民窟的一角,住有五十多户人家,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故与我交往者尽贫苦之辈。由于国腐民穷,瘟疫流行,应接不暇的门诊、出诊,锻炼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中医。成功与失败、欣慰与焦虑,复杂的心情激励着我的进程。由于广泛实践,把从父辈和医书上获得的知识变成了我的直接经验。例如,我出诊时进门一闻,便能鉴别出是麻疹还是猩红热,这种闻诊的敏感性,可以说是后天获得的「特异功能」。
由于当时的处境,使我有机会经常接触民众,加强了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例如有位「洋车夫」请我出诊,事后拿出一元钱酬谢,我一眼就看见月份牌上夹着一张当票,心中凄然,迅速推回「车夫」的双手说;「快拿去给孩子买药吧l」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无数贫民难友虽然无钱送礼挂匾,但是「心中」的匾牌,情意更为深重。
    (二)博采思路广
北京解放了,我同时在几个药铺坐堂,如前门大街的「永安堂」、「体干堂」、三里河大街的「同和堂」、「保得堂」等。当时我有幸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同一药铺坐堂,施为下午4~6点,我为下午6~8点。每天我都早去站柜台浏览施的脉案,并亲自询问服药后的变化,洞察其中奥妙,正是「行家看门道」,稍有所得便默记脑海,日久天长像孔伯华、肖龙友、汪逢春等名家脉案都成了我的活教材。另外,我还广交同道淡论医道,像前门地区名医康乃安、赵瑞麟等都是我的挚友。
由于我勤学好问,康在临死前把祖传秘方「鹅口散」传给我,经我推广使用对于口腔溃疡、白赛氏病等都有良效,现改名「口腔溃疡散」,由药材公司公开出售。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了北京市第一中医门诊部,与已故妇科名老中医刘奉五对桌应诊。刘是国医学院科班出身,又曾在校任教,理论基础扎实,临床疗效也好,我打破了「文人相轻」的旧习,主动与刘探讨医术,并互相交换病例。我当时把所能接触到的前辈和同行,都当成了老师,履行了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遗训。
(三)勤学不耻下问
我自幼曾受过「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古训,又经历了做学问的艰辛。所以,我体会到:「学问、学问,边学边问」通过实践,才是自己真正的学问。平时我参加外院疑难重症会诊较多,很多西医都乐意与我合作,我也把会诊作为向「能者」学习的好机会,并经常从抢救疑难病例中,汲取现代的医学知识。
「钻研」持以恒
 (一)由「博」返「约」
深钻肝病辨治调入市中医医院后,由于科研需要,我进了肝病组,组内成员虽几经调整,我可以说是「开国元勋」之一,也是耐力持久的主力队员。从制定科研计划到实际临床观察,我都亲身参加,及时总结经验,多次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很注意某些新的苗头和新的线索。
例如在五十年代初期治疗肝炎除清热利湿法则外,还流行清热解毒之说。我曾发现南方某肝病专家善用芳香化浊之品,对于改善症状和肝功能疗效尚好,我迅即扩大使用,于是藿香、佩兰芳香化湿解毒的方药得以验证。再如肝病后期,正气耗伤,病邪易于散蔓,过用清热解毒、清热祛湿反而容易中伤脾胃。我根据「肝欲散,以辛补之,以酸泻之」的理论,选用一些酸味的药物,像白芍、木瓜、五倍子、乌梅、五味子等,一方面收敛正气,一方面「泻肝」酸敛解毒。特别是对于五味子的研究更是受到多方面的重视,并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其它如肝病辨治过程中的邪正关系,病证结合与中西合参,对于肝病的胁痛、腹胀、低热、痞块、合并痰湿(肝炎后肝脂肪性变)、消渴等症侯,以及近些年来新发现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gAg)阳性」等问题,我都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并不断总结自己的治疗体会。
 (二)辨证严谨 抓实质,力挽危难
我不仅仅治疗肝病,对于杂病也注意积累经验。在学术观点上,我比较重视气、血、痰的理论,因为「气血为病」,「痰生百病」。所谓气、血、痰(古人称痰者水也),实际上是气、血、水三者,既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又是病理变化的实质。所以在临证时,除了遵守传统的辨证法则之外,特别注意抓住气、血、痰,对于疑难重症的治疗更是如此,例如有一次外院会诊,中西医专家也在场,患者(河南人)是流行性出血热,因在外地抢救未愈来京,病情危重。本病北京不多见,我不熟悉,于是以「能者」为师,首先向西医专家请教,了解到本病病原为特殊病毒,由地鼠(啮齿动物)和恙螨传播,而且发病急骤,死亡率很高,且以发热,出血、休克、肾功能障碍为特征。临床可分为发热期、低血压期、尿少期、多尿期。我又向护送的中医师请教,他们认为:发热期相当于毒热入于血分,用犀角地黄汤加减,低血压期以西医药为主积极抢救休克,肾功能障碍多尿期,以补肾为法,用六味地黄丸加减。而本例正处于多尿期,曾服六味诸剂数日效果不显,我聆听了中西医「能者」珍言,进行认真的思考,并详细询问患者现状,发现患者少气懒言,精神萎靡,虽然发热已平,然而尿虽多而口渴、喜冷饮,舌苔白而舌质红,脉细数而略有鼓指。于是透过复杂的表象,深入探求毒热入血,耗伤气阴的病理实质,辨证为里热未清、气崩大伤。使用六味之辈为时尚早,于是改用竹叶石膏汤与人参白虎汤合方加减,三剂后症除溲敛,再用六昧加减而收功。
   (三)著书立说,继承发扬 传心悟
我瞄为我应当是祖国医学历史中的接力赛跑队员,继承了古人的遗产,又传下去。所以,我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积累病历和数据。在整理和编写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态度是:通过「加工制作」使经验带上系统性、条理性,从而提高一步。除了突出肝病治疗经验外,对于杂病也围绕我的学术观点,进行归纳和分析,并采取说理与举例相结合的方法,对于每一观点、每一看法,都用实际病历加以说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避免重谈,更忌夸张炫耀之词,同时为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还把主要论点用歌诀的形式作标题,以利上口,读后能诵能用。例如肝病调护宜忌简介一节,以「情绪舒畅,不能着急」饮食有节,不可偏倚;生活起居,要有规律;劳逸结合,善于调理」四句话为小标题,概括地说明了肝病调护的要点。
《关幼波临床经验选》出版后受到多方面的关注。例如一位主管卫生工作的领导写信给我说:「总结行医经验,交流推广,造福人类,是件大好事,你的著作显示了你的贡献。」这对于我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日本神户市中医研究会会长森雄材来函说:「我们的中医研究会,计划出版一本西医诊断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临床书籍,并打算将先生的《关选》作为编写的参考。」由于本书源于实践,所以书中的经验可以借鉴。例如山西临汾人民医院某医生说;「我觉得此书章法新颖,重点突出,经验确实,可以重复。」并用实际病例来说明运用我的经验后所获得的效果。如封××,男,38岁,一九七九年十月确诊为急性黄疸型肝炎,服用茵陈蒿汤加减八十余剂,黄疸虽减终未全除,加用白矾、郁金、陈皮、莱菔子等化痰之品,黄疸迅速消除,验证了「治黄要治痰」的看法。再如桂西山区中医治疗站某医生来信说:「有一妇女久患顽固性头痛,邻近医院跑遍,百药皆惘然。后按《关选》中『怪病责之于痰』一章治法,原方加减服十二剂,病症大减。」
「创」字展新图
(一)师古不泥古,学术力争创见
在继承祖国医学遗产的过程中,对于古典医籍和近世先贤著述,既要熟悉,但又不能受其束缚,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例如,对于黄疸,除了同意「湿热相搏」乃生黄疸的传统概念外,对于与「疫毒」传染有关的病因学说我也比较重视。在病理上,我体会到:湿热羁留气分不会出现黄疽,而湿热为胶固之邪,入于血分,瘀阻百脉,逼迫胆汁外溢,浸渍肌肤,才能出现黄疸,若湿热蕴毒,则血热沸腾流速,胆液横溢,除黄疸日益加重外,尚可出现衄血、呕血、皮肤出血、斑点、赤缕、掌红、蜘蛛痣等,甚至毒热弥漫三焦,侵犯心包,而见高热、烦躁、神昏谵语等危候,若湿热凝痰,更加胶固粘滞,瘵阻血脉,脉道不通则胆汁更难循其常道而行,黄疸更难消退。所以在治法上除了遵守传统的清利温热之外,尚且提出「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治黄需解毒,毒解黄易除,治黄要治痰,痰化黄易散」的个人见解。
再如对于血证的看法,我体会:血在气的统帅之下环行于竦中。如果某种固素影响了气血沟运行,使血流缓慢渐渐淤积不散,或使血流急述,壅阻脉道恤滞血淤,最后都可以形成瘀血。瘀血既成阻隔经络,新血源源循经而来,由于瘀血阻挡不能循经而去,以致逆经决络溢出脉道,造成出血。由于影响气血运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所以在治法上也是多种多样的。应当针对并彻底清除引起血瘀的直接或间接因素,才是治疗血证的根本法则。这种瘀血滞留、阻隔脉道而引起出血的理论,对于阐明中医出血病机和治疗血证也是有益的。
 (二)坚信中医学术必将继续发展
在卫生部一九八0年召开的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上,总结了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这一方针是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本问题,对整个中医事业和中西结合事业的发展是一件大事,对于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为一个老中医,我坚信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同时也不排斥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在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我真诚地与西医合作,在中医现代化的问题上,也愿积极前进。例如,几年以前,有人向我提出来准备把我治疗肝炎的经验输入电子计算器。当时一无先例可鉴,二无电子计算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一个新的大胆设想,各方面的态度也不一致。但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的态度很坚决,对这些年青人说:「我全力支持,有问题我负责。」就这样《关幼波肝病辨证施治电子计算器程序》的研究开始了。我们不知熬过多少不眠之夜。研究人员在理解和掌握我的治疗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望、闸、问、切所收集的症状、数据,制定数学模型,编制逻辑图,然后用算法语言编写成计算器程序,使之再现我的辨证施治思想。这套诊疗系统将肝病分为八个主型三十六个亚型,并根据病情的变化进行加减。对于肝病的诊断、处方、医嘱等工作,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全部完成。到一九七八年底初步研究成功了。经过一年多的实验性门诊,治疗肝炎病人一千多人次,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于一九八0年六月二十四n下午,再现我的治疗肝病思想的「计算机医生」在北京中医院正式门诊,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治法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当人们问及我的想法时,我说:「可以精于古,不可泥于古。中医必须在古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我还想,应该把各地治疗肝病的好经验集中起来输入计算机,这就不单是我一个人,而是全国的名医同时给患者瞧病了。当我真正理解了「知识的最大敌人,就是没有任何新的欲求」的时候,我每时每刻都准备向知识的大海,提出新的欲求,并决心在发展中医学术的征途中,继续向前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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