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2100】农户是因为缺钱而不使用化肥吗？基于坦桑尼亚随机干预试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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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Yuko Nakano,Eustadius F. Magezi. The impact of microcredit 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in Tanzania[J]. World Development,2020,133. 104997.

在非洲，农业发展对于减少贫困和粮食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该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现代农业技术，如化肥、现代品种以及改良的农艺措施，的普及率低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信贷支持(Nakano et al., 2016; Otsuka & Larson, 2016)。由于高昂的交易成本和不完善的信息，没有足够抵押品的贫困家庭往往被排除在正规金融服务之外（Gine，2011）。小额信贷在确保可持续的金融包容性和减贫方面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诺贝尔和平奖在2006年颁给了穆罕默德·尤努斯和格莱恩银行以表彰他们为减轻世界贫困所做的贡献。小额信贷机构是半正式的金融机构，提供广泛的服务，包括无抵押小额信贷、小额储蓄和小额信贷。因此，学者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来检验小额信贷对发展中国家穷人福利的影响（例如，Banerjee, 2013; Roodman & Morduch, 2014）。越来越多的研究通过运用随机对照试验（RCT）（Angelucci et al., 2015, Attanasio et al., 2015）或准实验方法（Kaboski & Townsend, 2012）来评估小额信贷的影响。这些研究经常检查小额信贷对各种结果的影响，例如消费型新企业的创建、企业和家庭收入以及其他人类发展指标，包括教育、卫生和增强妇女权利（更多的可看这篇综述 Bauchet et al., 2011）。这些研究大多数表明，小额信贷增加了商业投资，但对收入或人类发展指标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小额信贷并不是减少贫困的灵丹妙药。

采用农业技术被小农户视为一种农业生产投资，但非农业活动与农业活动至少存在三方面差异：第一，农业活动的收入是在收割时产生的。这可能对传统的小额信贷业务模式构成挑战，因为传统的小额信贷业务模式需要在贷款发放后立即偿还（Beaman et al., 2014; Takahashi et al., 2017）。第二，农业的投资回报取决于天气，因此农业生产通常比非农业企业具有更高的风险（Miranda & Vedenov, 2001）。重大风险会降低信贷需求，阻碍对生产性资产的投资和农业技术的采用，尤其是在农民很少或根本没有进入保险市场的情况下（Farrin & Miranda, 2015; Karlan et al., 2014）。第三，与非农活动相比，农业活动在广阔而稀疏的地区进行。这使得小额信贷机构的农业小额信贷交易成本大大高于非农业活动的交易成本。

据我们所知，仅有的两项研究（Hossain et al., 2019; Beaman et al., 2014）使用RCT检验了小额信贷对农业技术的直接影响。且他们发现小额信贷对农业投资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对收入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本文通过开展RCT研究小额信贷对坦桑尼亚水稻种植技术采用和生产力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我们不仅研究了小额信贷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如化肥和现代品种，而且还研究了改进的农艺方法的采用，这对于提高水稻种植的生产力非常重要。由于这些农艺实践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增加的信贷现金可用度可使农民能够依靠雇用的劳动力并提高对这些技术的采用。通过与全球知名的小额信贷机构BRAC合作，我们向两个灌溉区域中随机选择的农民提供专门为农业设计的小额信贷（以下简称BRAC计划）。处理组的农民应邀参加了团体贷款信贷计划，获得了约50美元的贷款，其中50％的信贷以肥料券的形式获得，而其余的50％以现金形式获得，其宽限期比通常的小额信贷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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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我们对两个灌溉区域，即Ilonga和Chanzuru进行了调查，距坦桑尼亚莫洛哥罗地区Kilosa区的Kilosa镇约15公里。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村庄，是因为它们拥有灌溉设施，降低了农业生产风险，并且他们可以接触到BRAC的一个分支。研究区域有两个种植季节：11月至5月为主要季节，7月至9月为短雨季。在主季，农民在灌溉区种植水稻。在主雨季和短雨季，他们还在旱地种植其他作物，例如玉米、豆类、向日葵和芝麻。由于在短雨季很少有农民种植水稻，因此我们的分析仅集中在主季的水稻种植。

在小额信贷干预之前，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于2008年在Ilonga进行了水稻种植技术方面的培训（Nakano et al., 2018）。在进行基线调查时，Ilonga的26％的农民和Chanzuru的5％的农民接受了水稻种植相关的培训。此外，Ilonga灌溉水源位于比Chanzuru的河流上游。Ilonga的灌溉设施比Chazuru要更好一些。但是研究地的农民进入信贷市场的机会仍有限。除了BRAC计划外，只有8％的农民从其他的信贷渠道借钱。在基线时，使用其他信贷来源的人获得的平均贷款额为162美元。在村庄中可以购买到化肥。在研究地，农民普遍雇用劳动力或者租用机械或牲畜种植水稻。有63％的农民雇用机械或牲畜，90％的农民使用雇用的劳动力来种植水稻。

基线调查于2010年9月至2010年11月进行。对于该调查，在这两个灌溉区域中，从村庄名单中随机选择了412户农户，没有任何现有的信贷计划资格标准的筛选。在基线调查时，要求农民确定最重要的地块（以下称为样地）。在样地中，我们收集了有关水稻种植的详细信息，并计算了与技术采用、生产成本和生产率相关的变量。除了样地中的水稻种植外，还收集了其他家庭级变量，包括基本家庭特征和与收入相关的变量。BRAC计划的干预于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进行。在干预期间，第一次调查中采访的412户家庭被随机分为两组。处理组包括208户家庭，这些家庭从BRAC获得信贷，而对照组则包括204户家庭。每个村庄的家庭层面随机抽样，而没有对该计划强加任何资格标准。

2012年，所有样本家庭都参加了一项后续调查，旨在收集数据以评估BRAC计划的影响。向农民询问了与上次调查中类似的问题，数据是家庭级别的面板数据。对于借款人来说，样地的定义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我们使用来自基线调查的数据来控制农户的基线特征，并监测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平衡。在后续调查中，借款人和非借款人对样地的定义也有所不同。

剔除访问不到的农户和极端值农户，2012年样本量为394户。在附录表2中，本文估计了损耗概率模型，其中因变量是虚拟变量，如果2012年样本中包含观察值，则该变量为1。自变量是处理的状况（即是否获得BRAC的贷款）以及2010年的其他家庭特征。观察到，处理组的存在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表明接受BRAC贷款的农民不太可能从样本中被淘汰。由于样本损耗不是随机发生的，因此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估计偏差。在下面的分析中，也将考虑这个问题。在清理数据期间，发现有7户家庭被确定为借款人，尽管他们不在处理组中。还有一户2011年的培训变量缺失值。样本量减少到356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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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C项目的内涵

随机分组后，BRAC社区组织者走访了处理组的家庭，并解释了从BRAC计划中借款的条款和条件。如果农民同意，他们可以参加BRAC计划。研究地区的农民根据灌溉用水量的不同，在不同月份开始水稻种植。根据水稻种植的开始月份，我们为参与者组成了一个共同负责的小组。此步骤可确保在他们开始水稻种植之前就提供了信贷，以便农民在等待耕种季节开始之前不会将信贷用于其他目的。但是，由于小组规模相对较大（15至20人），而且是单独向BRAC官员还款，因此农民是否严格遵守小组责任制的政策值得怀疑。

每个借款人的贷款总额为50美元。借款人必须同时借用现金和化肥。允许以现金形式收取的贷款金额为25美元。借款人在耕种季节开始之前就收到了款项，因此他们可以将其用于雇用农业劳动力或购买其他投入。剩余的25美元作为肥料券领取。该券可以在村庄的两个肥料经销商处使用，不能兑换现金（以市场价格兑换约26公斤的尿素）。

在确定参与者可获得的信用额度时，我们与BRAC坦桑尼亚的官员、JICA的农艺专家以及当地的政府进行了讨论。根据当地政府的农艺师的建议，施用少量肥料可以增加传统品种的水稻产量，而过度使用化肥则可能导致倒伏。同样，如果当前的低采用率是由于信用约束，则提供信用可能会提高对肥料响应的现代品种的采用。因此，在BRAC计划中我们仅向农户提供了相对较少的信用额。

为了使农民将信贷用于农业以外的其他目的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我们提供了信贷的一半作为肥料券。BRAC官员还在种植季节期间对每个家庭进行了后续访问，以确保将信贷用于水稻种植。实际上，在后续调查中，有88-90％的借款人回答说，他们在样地上已使用从BRAC获得的肥料和现金进行水稻种植。每户平均种植水稻的面积为1.3公顷，而玉米为0.3公顷。因此，借款人不太可能将肥料转移到其他农作物上。此外，借款人几乎没有动力抛售化肥，因为他们以市场价格购买化肥并不用偿还利息，除非控制组农户愿意向他们支付更高的利息。但是，在样地中，农民仍然有可能将肥料或现金贷款用于除水稻种植以外的其他用途。

贷款期限为一个耕种季节，利率为25％。由于了解到农民在收割后获得了大部分收入，因此他们被要求偿还总付款额的80％，包括收割后的利息。这是我们为农业量身定制的计划的一项特殊功能，因为通常的小额信贷计划需要在贷款开始后不久就频繁偿还。剩余的20％的付款本应在耕种期间每周分期偿还，因此仍要维持经常偿还小额信贷的基本政策，以确保偿还额。在收获季节后几个月进行的跟踪调查期间，自我报告的还款率为92.5％。

在向农民提供贷款之前，BRAC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培训课程，内容涉及肥料和现代品种的正确使用以及改良的基本农艺方法。只有借款人团体中的农民接受了培训，错过培训课程并不影响农民继续参加该计划的资格。大约66％的借款人参加了培训课程。培训可能会使借款人进一步受益。但是，一些农民从未采用过现代品种，传统品种过度使用化肥会导致稻谷倒伏。因此，向借款人提供信息很有必要。根据BRAC官员的说法，在信贷计划中通常会为客户提供简短的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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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估计BRAC计划对技术采用、水稻产量、水稻种植收益和利润的影响。这里存在内生性问题是，即尽管可以随机分配BRAC计划，但我们不能强迫家庭获得信贷。因此，借贷与否是由家庭内生决定的。为了解决这个自我选择问题，通过将处理状态作为工具变量（IV）来估算小额信贷的意向性处理效果（ITT）以及局部平均处理效果（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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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随机分配处理和控制组。处理组中有些农民决定接受贷款（称为借款人），而有些人尽管受到了借贷邀请也不选择借款。在总样本中，在205位处理组农户中，有80位农户实际获得了贷款(39％)。与其他小额信贷相关的研究相比，39%的比例较高，其他研究的吸收率从大约10％到30％不等（Hossain et al., 2019；Tarozzi et al., 2015）。

在估计模型中，我们控制基本的家庭特征，包括土地总经营规模、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产的价值、成年家庭成员数量、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女户主虚拟变量、户主的年龄、2012年的灌溉水供应量等，得出没有证据表明BRAC计划增加了化肥的使用。同样，信贷的使用不会导致农户采用其他农艺方法。

在水稻种植的收入、成本和利润方面，观察到参与BRAC显著降低了家庭劳动力的成本。附录表4显示了每项水稻种植活动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发现，借款人大大减少了除草和收割所雇用的劳动力的成本，同时减少了土地准备、驱赶鸟类和收割的家庭劳动力。这一结果表明，农民可能会利用信贷投资于其他创收活动，并将其劳动力从水稻种植中转移出去，这个推断尚无定论，因为缺乏其他活动的劳动力分配数据。但是，稍后将讨论，总收入或其他来源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对其他活动的投资不足以改变家庭收入。

本文进行了子样本分析，分别比较了不同地区的，如Ilonga和Chanzuru，BRAC计划的处理效果。得出Ilonga地区的农民享有较好的灌溉水，因此，即使没有信贷干预，也比Chanzuru的农民施用更多的肥料。但是，在Ilonga或Chauzuru的水稻产量或其他技术采用方面均未见明显的处理效果。本文还观察在受过培训和未经培训的农民比较中，未经培训的处理组增加了14-40公斤的化肥施用量，而受过培训的处理者则没有增加。但是，他们都没有比对照组获得更高的产量。这些结果表明，即使没有信贷干预，那些能够获得灌溉水和推广服务的农民也大量施用肥料。另一方面，那些无法获得灌溉水或推广服务的人在没有信贷干预的情况下很少施用化肥。

本文研究了信贷对家庭总收入，除样地以外的农作物收入，牲畜收入以及商业和工资收入的影响。信贷并不会增加家庭总收入。实际上，一项使用相同数据集的补充研究表明，BRAC的借款人从玉米中获得更高的收入（Magezi & Nakano, 2020）。但是，这种增加不足以显著增加农作物的总收入或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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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启示

通过在坦桑尼亚进行RCT，我们分析了小额信贷对技术采用和水稻种植生产力的影响。本文并没有发现化学肥料使用量增加的证据。也没有观察到产量、利润或家庭收入的任何显著增加。另一方面，获得灌溉水相对不利的农民或未经培训的农民通过使用信贷大大增加了化肥的使用。但是，化肥使用量的增加并未带来这些农民的单产或利润的增加。尽管其原因尚无定论，但由于这些地区对肥料敏感的现代品种采用率较低，因此知识有限可能是一个原因。该结果与Kijima & Otsuka（2010）的结论较一致，他们强调了在投入和信贷市场发展之前推广服务的重要性。

本研究的不足：首先，对农民如何使用信贷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的化肥或其他需要现金的技术没有明显增加。在相同研究地的补充研究中，没有观察到BRAC借款人向其他农作物施用化肥的情况有所增加。此外，没有发现借款人的医疗和学校支出有任何增加（Magezi & Nakano，2020）。其他小额信贷研究指出，信贷可用于其他目的（Banerjee et al., 2015; Attanasio et al., 2015），本文缺乏完整的农户消费数据。其次，由于信贷计划的样本量较小且采用率较低，在分析统计能力不高，这与其他小额信贷影响评估相似。第三，本文的调查是在选定的村庄中进行的，并且仅在一年内进行。无法确保结果的外部有效性。

鉴于篇幅问题，本文中的其他表，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下载文献查看。

DOI：10.1016/j.worlddev.2020.104997.

 Abstract 

Adoption of technology is indispensable for increase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Lack of access to credit is often identified as a constraint on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cently, microcredit has generated considerable enthusiasm and hope for ensuring sustainable financial inclusion of the poor. We conducted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RCT)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microcredit on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of rice cultivation in Tanzania. Collaboratively with BRAC, a globally-known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 we offered microcredi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agriculture to randomly selected farmers. We estimate the intention-to-treat effect (ITT) as well as the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LATE) of microcredit, by using the treatment status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IV). Overall, we find no evidence that the BRAC program increases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lso, credit use does not result in an increase in paddy yield, profit from rice cultivation or household income. Our results from sub-sample analyses suggest that credit does not increase the fertilizer use by those who have better access to irrigation water as they have already applied the amount of fertilizer near to the recommended level. On the other hand, credit increases the fertilizer use by those who have limited access to irrigation water and have previously use little fertilizer. However, possibly due to the poor yield response to fertilizer, the increase in chemical fertilizer use does not result in higher yield for them. We also observed similar phenomenon for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rained and non-trained borrower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imporving credit access may not be enough to increase small-scale farmers’ technology adop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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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秦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