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虫篆印的前世今生
@篆刻微刻
鸟虫篆印最早见于战国玺，盛于两汉，汉后渐渐式微。鸟虫篆印在流派印中的发展非常滞后，直到20世纪才出现高潮。元明以来，继秦汉印之后出现了第二次篆刻艺术的高峰。
然而鸟虫篆印，却是冷清局面。从汉印之后一千七百余年，所流传鸟虫篆印不及百方。甚至远逊于秦汉鸟虫篆印的传世数量。
１.对鸟虫篆印的偏见。明清印论中常见对“九叠篆”以及“梅花篆”等“奇篆”的批评。批评的对象虽不是鸟虫篆印，但属于其近亲甚至分支，这使当时的人们对鸟虫篆印产生一种俗恶浅薄的偏见。当时对鸟虫篆印章的认识和理解是肤浅的。
２.不能驾驭创作。鸟虫篆印美术意味突出，较文字印更为不易。这种驾驭创作能力的欠缺也使得一些印人对鸟虫篆印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
３.偏离传统。对鸟虫篆印这样有相当表现难度的印章形式而言，传统是出新不可或缺的基础，但在明清时期，或囿于所见未广，或源于认知上的偏差，人们对鸟虫篆印的学习较为肤浅，创作上离秦汉鸟虫篆印传统较远，表现出类于“明人习气”的低俗晚近，艺术水平低下。
以上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20世纪前流派印中的鸟虫篆印创作极为冷清。
20世纪鸟虫篆印创作的繁荣局面
谈及20世纪的鸟虫篆印，就必须先提到方介堪先生。他是流派印以来第一位鸟虫篆印大家，不仅有汉玉印式、汉铜印式等传统式样的鸟虫篆印，更有他独创的有自家纹饰语言的个人风格。他的许多创作成就至今无人逾越，比如他在鸟虫篆印中做到了朱文与白文的统一，至今仍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没有流派印成功先例可以参照的情况下于鸟虫篆印领域取得大成！
在他之后，印坛涌现出了一大批鸟虫篆印作者，主要为海上及江浙印人，驰名者如韩天衡、吴子建、徐云叔、陈身道、徐谷甫、吴承斌等，其中又以韩天衡、吴子建二先生成就最高。
韩天衡先生是新时期印坛的领军人物，他印路很宽，但最负盛名的还是他的鸟虫篆印。他的鸟虫篆印大胆打破了篆书结构的对称，形成了个性化的纹饰语言且变化丰富，又辅之以披削刀法，所作气势恢弘，变幻莫测，个性鲜明。
吴子建先生的鸟虫篆印则另辟蹊径。他独出机杼地把春秋战国的青铜、玉器等纹饰融入鸟虫篆印创作。这些纹饰有着纯正的中国古典艺术基因，它们与鸟虫篆印纹饰的结合，效果非同凡响。吴子建先生的鸟虫篆印高古雅致，在专业圈内有着很高的评价。他走出了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新路，不仅拓宽了鸟虫篆印的取法领域及风格内涵，对“印外求印”的创作模式也是一种丰富。
以方介堪、韩天衡、吴子建等为代表的鸟虫篆印作者，在流派印以来鸟虫篆印创作几乎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异军突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鸟虫篆印创作一片繁荣，参与者之众，作品数量之多，水准之高，都是流派印以来前所未有的。一时间，鸟虫篆印风靡印坛，成为篆刻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鸟虫篆印创作的成绩与不足
成绩：
１.彻底改变了人们对鸟虫篆印的偏见。人们现在把鸟虫篆印视为篆刻艺术中有特色的一种雅致的形式，将其美术意识、装饰意味的适度表现及其特有的流美华丽的风格视为一种独特的优点。鸟虫篆印不仅创作繁荣，也深得书画家的喜爱，在书画作品上使用鸟虫篆印成为一时风气。
２.确立了鸟虫篆印独特的创作模式。由于鸟虫篆是纯粹的制作系文字，美术意味突出，不适于书写，因此清代以来篆刻创作中占主流的“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并不适用于鸟虫篆印，印人们经过探索，转而将个性化的纹饰语言作为个人鸟虫篆印风格的基点。这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形式印章的独特模式。是否有个性化的纹饰语言成为衡量一位印人鸟虫篆印创作成功与否的“试金石”。方介堪、韩天衡、吴子建先生在鸟虫篆印创作中一时翘楚正得力于此。
３.创作繁荣，成绩斐然。由于方介堪先生，尤其是韩天衡先生在印坛的巨大成功与广泛影响，研习鸟虫篆印的印人大量增加，创作呈现繁荣局面。特别是20世纪后期，专注于鸟虫篆印创作者不在少数，不仅活跃了当时的印坛，也带动了相关的出版、研究工作。20世纪的鸟虫篆印产生了一批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以方介堪、韩天衡、吴子建为代表的鸟虫篆印家旁搜远绍，推陈出新，创作出了大量的鸟虫篆印精品。这些作品与秦汉鸟虫篆印拉开了距离，丰富了鸟虫篆印的风格类型与创作手法，为后世树立了新的典范。
问题：
１.纹饰语言的“印化”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突出地表现在鸟虫篆印朱文与白文发展的不平衡上。这一时期的朱文鸟虫篆印的典型纹饰语言至少有方介堪式、韩天衡式、吴子建式三种，甚至还可以举出侯福昌式、徐云叔式、陈身道式等几种式样，而白文鸟虫篆印的典型纹饰语言只有方介堪式一种，其他人均未在白文鸟虫篆印上形成完善的个人风格。
２.过分迷恋于炫耀技巧，有伤“印味”。鸟虫篆印不难于精工，而难于“印味”古雅淳正。浮奢的装饰蠲弃了雅意，精细的制作磨削了真趣，纹饰的机巧挤走了率直”。陈震生先生所述鸟虫篆印的一些弱点在20世纪的一些作品中被充分暴露了出来。
３.环节缺失。鸟虫篆印在方介堪先生之后，本应有一个以传统创作理念为主导的从容的展开阶段，以稳固流派印鸟虫篆印的模式与艺术规律。但是，时代的沧桑巨变使得其后韩天衡先生等一代人高举艺术变革的大旗，这一展开环节被压缩得几至缺失。方介堪先生作为流派印传统创作理念之下唯一的鸟虫篆印大家来代表整个流派印时期的鸟虫篆印不能不说有些单薄。而且，这一突变对后来的鸟虫篆印发展可能造成隐患作为鸟虫篆印新的典范，相当多的作品美术化突出，“印味”丧失，不可避免地对后来者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潘毅先生说：“（韩天衡、吴子建之后）鸟虫篆印风行一时，并且不再局限于仿秦摹汉，开始在配篆装饰上拼命地'创新'，花样百出，最风行的便是韩天衡先生式的装饰构成方式，一种犹如工艺图案般工巧甜美的风格，漂亮得近乎浮华，一点秦汉古印味都没有了。”环节缺失这一历史性的缺憾，或许会在当代写意印风张扬至极点后的某一个回归传统期得以弥补，或者由某些继承型的印人以远离时尚的方式来完成，或许将永远无法得到弥补。
４.理论滞后。20世纪30年代，容庚先生的《鸟书考》一文，为鸟虫书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世纪之末，曹锦炎先生《鸟虫书通考》专著，标志着学术界对鸟虫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印坛则远远落后于学术界，除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了两三本鸟虫篆印谱之外，至今尚没有一本研究鸟虫篆印的专著问世，更没有人对从方介堪开始的鸟虫篆印新的创作特点进行分析总结。相对于创作的繁荣景象，理论的空白是令人尴尬且不正常的。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就不能很好地引导创作，不少鸟虫篆印作者一上手就直奔繁复的细节表现而去，艺术观念、取法对象、表现方式等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直接限制了其发展空间。理论的滞后正在使后来的鸟虫篆印创作付出代价。
鸟虫篆印创作，异军突起，成绩卓著，对形成至今仍在延续的鸟虫篆印热潮，功不可没。但繁荣之下也隐藏着一些深层次问题不能忽视。也许将来回，今天只是鸟虫篆印新辉煌期的一个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