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诗歌的历史演进——读《全泰山诗》_周郢读泰山
周 郢
（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山东泰安271021）
提要：本文以《全泰山诗》为中心，对泰山历代诗歌创作的兴衰、嬗变、演进作一考察，认为其创作重心经历了从崇山祀岳到范水模山、从怀古咏史到歌风纪俗、从借景喻道到精神揭示的三重演变。进而认为《全泰山诗》所展示的内容，其实也是用诗笔写就的“泰山思想史”或“泰山心灵史”。
关键词：全泰山诗 泰山 诗歌主题
“泰岱开诗史，天门咏万贤”——历代诗人名家登临泰山，莫不濡墨挥毫，凭高畅吟，留下无数神思骀荡、文采斑斓的咏岱佳作，使泰山成为一座中华诗歌之山。而今收录诗 3045家、诗作16000首的《全泰山诗》（附《全泰山赋》）的出版（袁爱国主编，泰山出版社2011年版），使全面综揽泰山历代诗歌创作的兴衰、嬗变、演进成为可能。本文便以该书所录，试对泰山诗的主题演进作一番管窥。
一、 从崇山祀岳到范水模山
关于泰山诗的源起，清初诗人钱肃润《泰山诗选序》中曾详作考论：“有客问余曰：'泰山诗起于何代？倡自何人？’余应之曰：'黄帝会群臣于泰山，作青角之音，未有诗。有虞氏东巡至岱宗，群臣歌卿云，卿云，言泰山云也。《卿云歌》，意者其泰山诗乎？’客曰：'子姑言其有据者。’余对曰：'《周颂》有之，“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班固引为周太平封泰山诗，此泰山诗之首也。’客曰：'高山泛言山也，岳为四岳通称，非止泰岳也。’余曰：'微子言，吾亦疑之，吾与子专言泰山诗可乎？《鲁颂》曰“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是诗也，实为泰山赋也。’”（清·钱肃润《泰山诗选序》，载《文瀔初编》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3册、页224）此为今知最早关于泰山诗源之论。
确如钱氏所论，最早出现的泰山诗作，与“昉于虞书”、“见诸周制”（清·高怡《泰山道里记序》）的上古山岳崇祀紧紧相连。《诗经·鲁颂》“泰山岩岩，鲁邦所詹”这一最早专咏泰山的诗句，出自鲁国宗庙诗《閟宫》之中，既是对鲁之首“望”（《公羊传》称鲁有“岱河海”三望之祭）的礼赞，同时也是对“鲁侯之功”的颂扬，充满了宗庙祭典的庄重肃穆。更早于此的《周颂·时迈》，诗中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之词，据唐儒孔颖达疏称：“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为柴望之礼。”诗中之“乔岳”显指泰山而言，《时迈》开启了泰山封祀诗的源头。另一首《周颂·般》则描摹周天子登山而祭的场景：“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据明人汪坦考证：“按《虞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其至于南、于西、于北，皆如《舜典》。则谓是诗为登岱而颂，无不可。’”（明·汪坦《诗般跋》，刻于经石峪。）这些诗中所体现的，均是山岳崇祀的庄严与国家祀典的盛大。正如论者所言：“周人独特的宗教观念使《诗经》所反映的源自人类文明初期的自然崇拜染上一层宗法政治色彩。”（陶文鹏等《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页4，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因此可以说，最早的泰山诗是以宗庙祭祀诗的面目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的。
汉魏六朝时期的泰山诗作，已逐步开始有了对山川自然形象的描摹，如的“隆高贯云蜺，嵯峨出太清”（魏·曹植《驱车篇》）、“峻极周以远，层云郁冥冥”（西晋·陆机《泰山吟》）、“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东晋·谢道韫《泰山吟》）、“岞堮既崄巘，触石辄迁绵”（南朝宋·谢灵运《泰山吟》），但这些诗句均缺乏对山水形态的细致观察与具体状摹，即便是谢灵运这位“山水诗之祖”，其咏岱之作也未尽脱前人窠臼。此期的泰山诗歌中，仍充斥着山岳崇祀与鬼神信仰的色彩。如“幽岑延万鬼，神房集百灵”（西晋·陆机《泰山吟》）、“登封瘗崇坛，降神藏肃然”（南朝宋·谢灵运《泰山吟》）。惟是汉魏之际，由于受泰山道教兴起的影响，在曹操、曹植父子的泰山诗中，出现了“仙人玉女”等意象，变鬼城为仙府，成为泰山游仙诗的先声。总体看来，当山水诗作为一个诗歌流派、一种文学思潮在南方滋生并形成时，泰山诗作却由于地理因素（地处北方），并未能感染这一时尚诗风。有学者认为：庐山是“山水诗的策源地之一，山水文学的摇篮”（徐顺民等《庐山学》页127，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与庐山相比，泰山山水诗的出现要整整晚上二百年。
唐代被认为是“中国山水诗的巅峰时代”，但泰山山水诗的创作却“姗姗来迟”——开元之前的泰山诗主题，仍是“鞭挞走神鬼，玉帛礼山川”（唐·马友鹿《陪敕使麻先生祭岳诗》）、“石闾环藻卫，金坛映黼帷”（唐·李义府《在巂州遥叙封禅》）的祀岳之咏。较早以彩缣铺写山川的李白《游泰山六首》，虽不乏“使人有雄飞啸傲于岳巅之想”的神来之笔，但充轫篇中的仍多飞仙玉女，从内容上诚如明人所云：“六首俱主在求仙，音调亦本郭景纯《游仙》。”（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页2808，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可看作是泰山神仙诗至山水诗的过渡之作。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者，则当推杜甫之《望岳》。关于此诗，前人有过一番精彩评述：“少陵以前写泰山者，有谢灵运、李白之诗。谢诗八句，上半古秀，而下却平浅。李诗六章，中有佳句，而意多重复。此诗遒劲峭刻，可以俯视两家矣。”（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更为重要的是，杜甫咏岱之作，已从山岳神仙中完全摆脱出来，目光由阴森鬼府的崇拜，转入对神秀青山的审美。促成泰山诗创作主题的转向——自子美伊始，祀岳祭曲虽一直延续（明清时仍不乏此类题材），但作品主流却转向对自然景观与人文胜迹的咏颂。杜甫以“望”入题总摄全岱，后世诗人更多写“登”，侧重对具体景观的摹绘，如李德裕与韩偓以“沧海似熔金，众山如点黛”（唐·李德裕《泰山石》）与 “直须日观三更后，首送金乌上碧空”（唐·韩偓《晓日》）之句，开日观诗之先。此后模山范水，藻饰山川，华章云集（总数逾万首），泰山诗面貌顿为之一变。而这，也正是杜甫《望岳》一诗的历史贡献所在。
二、从怀古咏史到歌风纪俗
泰山自古便与国家大典相联系，上古时有七十二君封禅之传说，秦汉以后，历代帝王的封禅盛典，更为泰山留下了众多的文化史迹；而自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始，泰山也成为历代圣哲竞相登临之所。“舜至孔登”（岱顶石刻语）遂凝结为厚重的泰山文化记忆。这些莫不引起历代诗人的凭吊感怀。《岱史·遗迹纪》所谓“遗址依然，文献具在，流风馀韵，与泰岱为终始，所谓旷千百载而相感者，其在斯与”？自唐宋开始，怀古咏史之作开始进入泰山诗林。
融怀古入山水之作兴于晚唐，“晚唐诗人多喜欢反思历史，……也因为如此，在同前人一样吟咏山水的同时，多一重历史反思的沉潜理性”（陶文鹏等《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页289，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以泰山为题的咏史怀古诗，始于晚唐胡曾《咏史诗》中之《云云亭》：“一上高亭日正晡，青山重叠片云无。万年松树不知数，若个虬枝是大夫。”云云亭系封禅大典中禅地之所，作者借此起兴，并特笔咏怀五大夫松故事。此作与胡曾《咏史诗》整体风格一致，“其主旨在于追述兴亡，托古讽今，意存劝戒”（赵望秦等《古代咏史诗通论》页1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五代徐寅《大夫松》：“争如涧底凌霜节，不受秦王号此官。”借咏秦松寓其惓惓旧朝之感。宋初李昉则借无字碑反思秦亡汉兴的历史，其《题岱宗无字碑》云：“巨石来从十八盘，离宫复道满千山。不因封禅穷民力，汉祖何缘便入关？”皆为泰山咏史诗中开派之章。自此，对帝王封禅史迹的慨叹，对圣贤遗躅的追怀，成为泰山诗创作的重中之重。
封禅之咏较早者如宋人 “一自祥符禋祀后，太平顶上最崔嵬”（宋·查道《登岱》）， “诬彼七十君，哀哉为民殃”（宋·李廌《封禅碑》），“安知千载后，樵者斧坛松”（宋·刘克庄《登封泰山》），金人“秦皇汉武何为者，也在鱼龙曼衍中”（金·杜仁杰《太平顶》），元人“古篆蚀苔悲建武，漫碑宿草忆祥符”（元·王奕《新州枕上有感二首》）、“人世已非坛更是，摩挲老泪湿斜阳”（元·王奕《茂陵封禅坛》）。这其中，无字碑、秦刻石、五大夫松三处封禅旧迹尤受到诗人青目，围绕三题之作不下数百首，一跃成为岱诗热点。
对于圣贤遗躅的吟咏，金元以来主要围绕孔子登临、李杜诗踪、孙石书院几个主题，追怀孔子诗如：“泰山天地极，邹鲁圣贤关”（元·王奕《和李太白泰山一首》）；感怀太白诗如：“六逸于今竟何在”、“天末空思太白才”（元·郝经《竹溪》）、“谪仙乘龙去不还，白云空锁徂徕山”（元·胡祗遹《过徂徕山》）、“岱宗郁郁天下雄，谪仙落落人中龙”（元·张养浩《登泰山》）；追念孙复、石介诗如：“天将启淳源，谈经起孙石。巍然齐鲁间，师弟无愧色”（元·王旭《孙泰山书院故基诗》）、“传芳再得石守道，正气高压青云端，庆历一诗无敢作，表章忠正诛妖奸”（胡祗遹《过徂徕山》）、“师生高掠二山名，千载谁云道义轻”（元·王奕《孙明复石守道祠堂》）等。
以“长松不改登封色，残碣犹存秦汉歌”（明·王暏《登岱》）为主调的怀古咏史之作，在元明清泰山诗中成为主流，粗略统计，涉及这一内容的诗作接近2000首。但就在一片黄钟雅乐之中，也不时夹奏着俚曲时调——这便是明中叶后出现的大量歌风纪俗之什。笔者曾在旧著中指出：宋元以后，随着碧霞元君信仰的广播域内，一时涌现出一个泰山进香的高潮，泰山文化舞台的主角转为下层民众，致使此时帝王、文人的泰山活动也莫不受到民风民俗的濡染。这一历史时期，可称之“民俗山”形成期（周郢《泰山与中华文化》页17，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此番社会变革，也深深影响到泰山诗的发展走向。最早将其引入诗题的，为宋人苏辙《游泰山·岳下》，但应和寥落。自觉实现此一创作重心转变的，则是明清诗家，这里特举出公鼒与李林两家之诗，以证拙说。
明万历公鼒《登岱八首》诗序云：“泰山景大事大，登岱不必有诗。天门日观，秦封汉草，是诟詈山灵语，不足为也。间有作壮语及秀语者，譬之功父母而德天地，适足以明其赘耳。余登此山者两，其一为丁酉（1597）冬，曾作数绝，语不必壮且秀，然是窠臼中口头禅也。今年甲寅（1614）复有事于兹，更为律诗八章，章各有旨，虽不足以为泰山生色，较之叉手并脚者，似有不同。惟读者当作如是观。”清乾隆朝李林对此亦抱同感，其《送茝畹岱游四首》云：“岱游篇什苦陈因，古有鸿文绝后尘。”公李二家均认为，传统的泰山诗题，无论是祀岳之章还是模山之吟，已是陈陈相因，难以超越前贤；后之诗家亟需尽洗陈言，另辟新境。而他们投注目光之处，则是当时风靡天下、万众匍匐的进香新俗。于是，公鼒岱诗不咏“天门日观、秦封汉草”，而是目光投注于“担囊策杖忘家子，叫佛呼天折臂翁”，诗笔实录“玉妃似得东皇宠，五百年来震位崇”、“泥金甲马绢包头，楚服吴音遍九州。只为大罗真有路，因教少妇不知羞”等风俗万象；李林则更进一步，提出应创作能传播于进香大众的应时之谣，“只好风谣翻旧谱，沿途教与进香人”，使泰山诗创作通俗化、普及化。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之下，明中叶以后的泰山诗重心再为一变。
明清时期的歌风纪俗之作，最为突出的是对明中叶以后兴起的香社活动生动摹写。这其中或描画香社信众千里奔走：“岁云暮矣当丰年，香火逐群礼泰山。半夜鸣金催社侣，踏星靡靡霜花斑。千声一佛潮音吼，甲马咸云神掖走。闺中严属戒腥荤，梵宇琳宫遍稽首”（清·高珩《朝岱》）；“鼓渊渊，旂扬扬，庄农男妇来烧香。风雨栉纚不辞苦，号佛彻夜声悲凉。千里茧足走，百里裹粮糗。但愿见金身，争先惟恐后。旅馆招摇飞市虎，榷钱横嚼无人语。山头争拜碧霞宫，一霎金帛堆尺许”（清·于振翀《进香客》）；“士女齐驱拥道旁，鸣钲击鼓列成行。胸悬朱匣描金就，尽说朝山进瓣香”（清·张永铨《山左竹枝词》）；“黄旗竞向车前插，知是烧香士女归”（清·纪迈宜《泰安进香词二十七首》）。或描述元君各祠香火烛天：“更配碧霞君，庙貌遍天壤。结队称进香，男女纷来往。税课抑不止，终日万人上”（清·邱嘉穗《岱下感怀二首用壁间韵》）；“夜深号佛买长香，上下林峦列炬光。将到红门声更沸，东西路合岱宗坊”；“大碑小碣矗如林，苔青藓绿纷相侵。叮咛莫将名姓蚀，留表黔黎答报心”（清·纪迈宜《泰安进香词二十七首》）；“梯山航海同奔驰，车尘马足春台熙。老幼男妇相扶持，铜钲一声搴红旗。祈福介寿求佳儿，秋禾满车麦双歧。年年施钱碧霞祠，尔去钱无知不知”（清·徐宗干《香客行》）。或刻画巫祝作法欺世：“鲁门客店一春忙，啍啍薄夯趋晨装。一车一旗风飘飏，朝山进香书煌煌。举国从之几若狂．男女结社轻相将。共载行李宿舂粮，花开一路嬉春光。信信宿宿达其乡，石蹬纡回肩舆扛。悠然两翼乘风翔，天门震荡随低昂。巍巍殿阁云中藏，红颜杂沓白面郎。随历广庑更长廊，碧霞元君七宝妆。香花灿灿罗帱张，金佩玉琚云锦裳。如在其上神洋洋，老巫呜呜夸梗阳。……吁嗟乎！千古淫祀真荒唐”（清·孔宪圭《烧香曲》）。或实录香客店场景：“焚香申祷祀，侵晓出闉闍。（注：逆旅主人多奉泰山神，将登山，必先致告。）”（清·赵怀玉《登岱七十韵》）同是写泰山，由于视角转换，将山水诗变为风俗诗，上述诗作，其实也正是现代冯玉祥《泰山风俗诗画》组诗产生的历史远源。
三、从借景喻道到精神揭示
正如昔贤所云：“泰山为古圣贤登临喻道之处。”（清·宋思仁《泰山述记》卷七）因之从一开始，泰山诗文中就明显带有“登山悟道”的特点。从“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到“仁道在迩，求之若远”（托名孔子之《邱陵歌》），无不饱含人生哲思。而魏晋以还，山水诗成为“玄学温床的宁馨儿”（陶文鹏等《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页91，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诗人力求在山水中寄寓对宇宙人生与自我奥义的新认识。这一创作理念，也促使泰山诗带有更多的玄哲气息。
若从唐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唐·杜甫《望岳》）算起，历代此类即景悟道之作可谓更仆难数：其或激发人生壮志，如 “宁不念崎岖，怀此久且亟。……频语鲁诸生，万仞在自力”（明邹善《登泰山》），“绝顶遂攀跻，始知天地广”（明·王遴《玉皇顶》），“大观荡尘襟，敢辞登陟艰”（明·朱节《登岱》）， “行健真如此，开人万古情”（清·阎尔梅《日观峰》），“夫子有明训，功毋一篑停”（清·乾隆帝《回马岭》）；或悲慨世途艰辛，如 “天门咫尺君应见，似比人间路更难”（明·于慎行《登岱八首》）；或感悟人生价值，如 “我亦有身偏自重，舍时除是为君亲”（明·王越《舍身崖》）， “此行不了封侯业，愿作顽躯窃比君”（清·文颖《过泰山》）；或洞察名利虚幻，如 “私哂名利心，蹩躠竞何益”（明·李濂《游吕公洞》）；或领悟治学境界，如 “登高必自卑，学问宁有佗”（明·郑鄤《读孔子〈邱陵歌〉》）， “即景悟为学，无穷戒株守”（清·乾隆帝《朝阳洞》）；或参悟禅宗佛理，如 “由来最上乘，原不立文字”（明·邹德溥《无字碑》）等等，无不具有一种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闪烁着哲理的光华。对此明人《岱史·登览志》“叙”作过一番精彩概说：“伟哉泰山之游乎！跻日观、月观之高峰，可以俯仰宇宙；探龙文、虎阜之奇石，可以磨砺壮怀；临天绅、圣水之飞泉，可以澡溉精爽；寻吕公、娄敬之幽洞，可以呼吸烟霞。岂谓外游非内观之助耶？要以弧矢四方之志，高人达士之怀，古今一也。其间游而能言者，畅布于篇章，即岩壑秀伟万状，若爚入丹青然。而其寄兴高远，飘飘然有不局于山水间者，彼岂徒以娱耳目为解、骋词翰为富乎？”生动揭出“诗”与“道”、“登”与“悟”的内在联系。
不过，上述诸诗多属于“以景媚道”之作，也就是作者借登山临水叙说其哲理体验，而非（也无心于）对泰山本身精神内涵的把握与揭示。自宋元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悟道”诗，所所感悟者乃是泰山之精神内蕴，这与前述喻志之诗艺术上虽无高下之分，却与泰山主题更为贴近。
此类诗作似始于宋人石介。石介《泰山》诗云：“七百里鲁望，北瞻何岩岩。诸山知峻极，五岳独尊严。寰宇登来小，龟蒙视觉凡。此为群物祖，草木莫锄芟。”关于此诗的文化意义，刘凌先生在《“五岳独尊”探源》中曾予以准确揭析：“尽管唐玄宗《纪泰山铭》中已有'五岳之伯’赞词，但明确以'五岳独尊’称扬者，却首见于石介《泰山》一诗。……诗中透露出泰山'独尊’的两个主要依据。一是泰山体量之大。'岩岩’乃空间形象，高峻貌。二是泰山存在的时间之久。'祖’有'初’、'始’等义，为时间概念，也可引申为事物根本、母体。……正是这种时空特性，赋予了泰山特殊的威严和神圣感。”（刘凌《反思传统·重识泰山》页261，线装书局2010年版）而石介对泰山这一特质把握，实基于其生长岱下、讲学岱阳的人生经历，使其对泰山文化内涵有更深刻的体验与认识，最终在诗笔中凝结成“五岳独尊严”这一震烁古今的咏岱名句。
继石介之后，进一步对泰山内蕴作出精彩诠释者，当推金元之际郝经的《泰山赋》。赋中写到：“粤惟兹山，首出庶岳。……孰如兹山，中华正朔，建极启元，衣冠礼乐。天宇夷而嗥嗥，王道裕而绰绰。……孰如兹山，衮冕黻珽，朱弦疏越。纯粹中正，崇高溥博。”郝经通过铺陈扬厉的辞笔，将泰山与海内诸山遍作比较，从而将泰山推为国中第一名山；更为特异的是：他以“中华正朔，建极启元“的非凡之辞，将泰山视为中原文明的总体象征与具体代表。在泰山诗赋史上，郝经此篇值得特别关注。
经过石介、郝经之作的导夫先路，揭析泰山独有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内涵，以至成为后世诗人致力的一个创作方向。其中警策独到之作，应首推明张岱与清人阎尔梅之诗。
张岱《泰山》诗中写道：“正气苍茫在，敢为山水观？阳明无洞壑，深厚去峰峦。”其中“正气苍茫”一语，已触及到泰山“中正刚健”德性特点（四字出民国·易君左等《定泰山为国山刍议》）。而阎尔梅《登泰山》中则云：“看它深厚处，无复盛衰时。光伟如君子，尊严若老师。垂绅云汉上，华夏古威仪。”阎诗特别标出泰山代表着“华夏威仪”，这一特质的昭示，缘自明清鼎革的夷夏之变予诗人的强烈刺激，正如当代学者时志明评论阎诗时所指出：“泰山是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概括，她的巍然屹立，必定会在骨气铮铮的志士仁人们心里唤起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意识，尤其在异族入侵、山河变色的关键时期，泰山无异成了那些坚持气节、宁折不屈的忠烈之士的心灵寄托。”（时志明《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页262～263，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正是这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加深了诗人对泰山的感悟与阐释。
此后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不乏有相关的宏观论说出现，如 “岱则首厥名，居东峙安泰”，“落落具威仪，诸灵悉来会”（明·林古度《登岱》）；“扶舆元气在，浩劫尚濛濛”（清·高珩《泰山》）；“炳灵魁赤县，孕毓表青宫”（清·彭孙贻《行经泰山诗一百二十二韵》）；“五岳三公尤作长，九州一气此为根”（清·林杭学《岱吟八首》）；“坤舆蕴灵奥，维岱居其东。嵯峨一万仞，元气开浑濛”（清·陶季《望岱》）；“扶舆尊领袖，造化仰帡幪”、“霖雨施天下，宗山壮域中”（清·陈鹏年《见道经泰山时奉有祀山之旨和徐平川原韵》）；“岩岩势位尊，精气贯终古”（清·林直《岱宗》）；“崇高极富贵，岩壑见朝廷”（清·王闿运《泰山》）；“胚胎元气厚，结成泰岱尊”（清·陈作霖《望岱》）；“那知外平平，内美粹以丰。三代贤圣区，禀毓将毋同”（清·易佩绅《登岱诗》）；“名山本与王道合，岂假霸术夸雄恢”（清·易顺鼎《登岱诗》），这些诗句，从各个侧面展示了泰山不同于他山的独特之处。正如论者所揭示：“历代山水作家把泰山视为运转乾坤、扬灵神州的灵枢巨镇，以为'岳灵通变化，万里走神州’(白世卿《登岳》)，'乃知造化神，置此乾坤轴’(曾棨《茌平早行望岳》)，以其'光灵威烈，焯示万世’(曾巩《祈雨东岳文》)。泰山灵光显赫，气雄而威烈，它所给予我们民族的是博大的精神、纯正的灵气，是一种崇高的美，故魏源《岱岳》云：'岳哉方正大，生气尽朝东。’山水大家王思任《泰山记》也说它'元气磅礴，……维天东柱，障大海，镇中原，钟贤圣，兴云物，润兆民，府神鬼，变化无方’，谓泰山之美不在于'一泉一石’而在于它的气势、它的精神，游泰山主要不在于赏景而在于'观其气’，'孔氏观之曰浑然，孟氏观之曰浩然’。所谓'浑然’、'浩然’之气，无疑即文天祥所说的体现民族精神的至大至刚的天地正气，是以国家为之重，民族为之重。很多写泰山的山水诗、词和散文都具有这种特殊的审美观念。”（臧维熙《中国山水文学民族精神论》，载臧维熙主编《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页）
当历史车轮驶入近代后，随着民族精神的觉醒与文化的自觉，人们对泰山精神内蕴有了更深入的开掘和把握，并体现于这一时期的泰山诗中。或讴歌泰山之包容万物，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泰山何其雄，万象都包容；泰山何其大，万物都归纳。泰山何尊严，万有都包含。一切宇宙事，皆作如是观”（民国·邱山宁《泰山颂》）；或视山为炎黄、孔孟文明之标志：“岱宗如孔孟，肇观止寻常。遵道入深处，高奇固难量。混元涵两仪，严正藐百王”（民国·柳诒徵《登泰山作》）；“岱宗绝顶望昆仑，九曲黄河注海奔；四百兆人同禹甸，五千年祖溯轩辕”（民国·潘受《泰山》）。更多的诗人则是将“山”与“国”紧密相联系——“名山国宝，举世无匹”（民国·冯玉祥《上山的挑夫》）；“五岳独尊非浪语，神州赖以壮国魂”（民国·易行《泰山》）；更有诗人将其提升到国之象征的高度：“五岳之长，举世所尊，……苍然万古，与国并存！”（民国·张振声《泰山高》）
将这一精神礼赞推至巅峰的，当属著名诗人易君左的“国山诗”：“泰山之奇奇在石，泰山之高不盈尺，此尺三万馀丈长，女娲衔石将天量。……伟哉造化巨斧痕，辟此绝岱招国魂！国魂国魂何处得？只有泰山好颜色！齐鲁岂但圣人邦，英雄产地鱼盐乡；国利民富士侠义，能医萎靡穷愁气。我欲定此为国山，呜呼，国正危兮山未安！”（民国·易君左《登岱》）泰山拔地通天的巍峨之姿，勾连日月的宏博之怀，激发起诗人无限的创作冲动与审美喜悦，进而从中体悟到一种振奋萎靡的生命激情，“我欲定此为国山”！而“北望关山未解忧”的时局，又促使诗人进一步反思泰山的现实意义，所谓“登名山以长啸，招国魂其何方”，因拟议尊崇泰山，激励国人抵御外寇之斗志。——“中华国山”的非凡构思，便由此滋生。易君左此诗，堪称是其《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一书的理论张本（周郢《易君左与〈定泰山为国山刍议〉》，载《2010泰山东岳庙会国际论坛论文集》页15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经过不断的解读与审视，在当代人的心目中，泰山日益被视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于是在美学名家与国学大师的笔下，便有了这样高屋建瓴、振聋发聩的警句——“海天之怀，华夏之魂”（杨辛《泰山颂》）、“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季羡林《泰山颂》）！历代诗人对泰山文化主旨的准确把握与精到揭析，从而使“国山风度”（借《全泰山诗·概论》中语）成为泰山诗歌独特的精神风貌。
概言之，一部《全泰山诗》，其实也是一部用诗笔写就的“泰山思想史”或“泰山心灵史”，展示了世人对这座中华圣山从朦胧到明晰，从崇祀到审美，从会心到升华的心路历程。而对这一心灵诗史的全面展现，也正是编纂《全泰山诗》于文学、文献学之外的另一重学术意义所在！（本篇所引各诗，除个别零篇外，悉出自《全泰山诗》。）
本文刊《山东图书馆学刊》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