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府模式与曹操的建国方略
东汉末年，曹操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担任大将军、司空、丞相，逐渐成为汉室的名义宰辅, 实际上的最高权威。曹操改革朝廷官制，将原本属于汉室的文武人才网罗到自己的府中，使司空府、丞相府成为统摄军政大权的霸府，大汉朝廷形同虚设。随后，曹操晋爵魏公，拥有了独立封国，则开始建立魏国官制，事实上已经具备以魏代汉的条件。曹操霸府在汉魏之际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一切水到渠成之后，曹操为什么没有称帝呢？
一、霸府的形成
两汉以来，国家治理模式突显出两个特征，一是军府的公府化，二是公府的军府化。两汉将军开府治事，并且将军幕府逐渐楔入行政体系，而地方公府（州府）也开始兼有军事职权。到了东汉末年，幕府与公府的结合形成了军政一体的军府体制，曹操霸府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的。
为了应对黄巾之乱，汉灵帝重新向州郡赋权，采纳刘焉的建议，废史立牧。州牧总揽一州军政大权，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通常由将军兼领州牧（或太守），或由州牧（或太守）加授将军头衔，比如曹操曾是行奋武将军，兼领兖州牧。幕府与公府虽然是两套班子，实际上是一套人马，彼此不能分割。这种治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军府制，也是汉末军阀普遍采用的治理模式，军府之所以还不能成为霸府，是因为尚没有称霸天下的号召力。
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战略，是曹操军府向霸府转变的标志。随后，曹操先后担任大将军、司空（行车骑将军事），都是军政一体的要职，紧接着升任丞相，虽然名义上没有担任军职，实际上他将丞相府作为霸府，统摄军政大权，这是曹操霸府形成的标志。曹操霸府本质上仍是军府，是地方军府国家化的特殊表现形式。
二、霸府的机制
建安，是汉献帝的第三个年号，它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记录长达25年的曹操霸府统治。可以说，建安是属于曹操的年号。建安年间，曹操在霸府的机构设置上，继承了公府的官制框架，同时做实了幕府的公权力。在很多时候，公府的传统属官，比如长史、司马等充当了幕僚的角色，而在幕府当中处理日常事务的诸曹，实际上行使了公府的职权。
在汉末战乱不断的时期，霸府一个很重要的职能是征战四方，因此僚属机构，特别是军事参谋机构，扩张尤为明显。在此时期，曹操创设的军事参谋制度，其主要成员有军师、军师祭酒和军谋掾。
军师是汉末群雄军府中普遍设置的武官序列，是军事参谋机构的最高官职。曹操早期的军府中，荀攸就曾担任军师一职。随着曹魏势力的扩张，以及军府向霸府的转型，军师一职扩增为中军师、前军事、左军师、右军师多个成员。
军师祭酒是军府中仅次于军师的武官官职，是军事参谋机构的重要成员。军师祭酒设立于曹操担任司空（行车骑将军事）之时，与军师不同，军师祭酒并无定员，便于曹操广纳人才。比如，郭嘉曾任军事祭酒，为曹操平定北方出谋划策、屡立奇功。
实际上，担任军事祭酒的人，也不乏文人，比如身列建安七子的王粲、陈琳等人，都曾担任过军师祭酒一职，从他们后期转任的职务来看，军师祭酒应当还兼有曹操霸府机要秘书的职责，是霸主在军政要务方面的顾问加助理，这也充分体现了“两府融合”的特征。军师、军师祭酒在霸府的地位，列于长史、司马之前, 这也足见其以军领政的霸道理念。
军谋掾是军府中资历低于军师、军师祭酒的武官官职，它的设置是为了培养和储备人才，与军师、军师祭酒形成不同年龄、资历的人才梯队，共同构成曹操霸府的军事参谋体系。
除此之外，霸府中还有参军一职。参军是朝廷官员以幕僚身份参与霸府事务的一个桥梁，因此参军常常由其他职务的官员兼任或转迁，比如荀彧曾为曹操丞相府（霸府）的参军，如此可以解决了荀彧既为汉臣、又为曹谋的两难矛盾。参军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不仅可以参谋军务，还可以领兵出征，比如，曹纯就曾以参军身份，率领虎豹骑，围攻南皮。参军领兵失败的事例，很容易联想到的是蜀汉参军马谡。不过，诸葛亮的相府只能称作军府，不能称作霸府，其中最关键的是霸主与君主关系的不同。
三、霸主与君主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董卓进京后，行废立之事，实际上就已经开启了皇权更替的倒计时。面对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迅速崛起的各路军阀，逐渐充当了王朝的支柱。人们如何认识名实背离的汉室君主，又如何看待奉天伐罪的新兴霸主，作为霸主的曹操如何处理与名义君主之间的关系？
有人认为，曹操在建安年间的霸主角色，是董卓的翻版，同样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样是“名托汉相，实为汉贼”。的确，在策略选择上，两者有他们相似的地方。不过，曹操与董卓的区别也很明显，突出表现在对待君主的态度上。曹操没有像董卓一样，行为粗暴，把自己凌驾于皇帝之上，而是给足了汉献帝面子，这使他赢得了重视礼教的士大夫阶层的认可，也在形式上，以汉室的稳定实现了霸府治理的稳定。
曹操不同于董卓的另一个特点便是，他首先依靠武力，却没有单纯依靠武力，来实现对国家的治理。曹操非常重视制度的作用，他通过设立霸府，作为新旧皇权的过渡形态，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这一过程，遵循客观规律，而规避主观冒进的风险，也尽可能地减少了阻力。
即便如此，以荀彧为代表的士大夫，还是与曹操在政治理念上产生严重的分歧。作为过渡形态的霸府，只是充当了皇权的中转站，而当霸府转向新皇权的时候，也是分歧转为矛盾的时候。这种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儒家王道与曹操霸道之间的矛盾。曹操与同样是“名托汉相”、“开府治事”，却没有取而代之的诸葛丞相比起来，恐怕在士大夫的心中，评价还是有所不同。
曹操在建安年间，通过霸府稳定了局面，使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功绩是为人们所认可的。曹操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急于称帝，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对于士大夫阶层忠君思想的顾忌。我们看来的一切水到渠成，也许在曹操看来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曹操以足够的政治耐心，去完成了只属于他自己的历史使命。
四、霸府的终局
曹魏的建国，以曹操霸府为基础，自曹操晋爵魏公始，以曹丕代汉称帝为标志，正式完成。在汉魏新旧皇权交替之际，曹操霸府发挥了稳定器和中转站的作用。
一方面，霸府的设立调和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共同以兴复汉室为目标，革新旧秩序，实现社会稳定。霸府的治理模式，突出附加了军权的广义相权的作用，霸府的主人通常以强权人物出现，奉命于危难之间，揽狂澜之即倒，扶大厦之将倾。
另一方面，霸府模式作为战时体制，只是皇权的过渡状态，必然要向另外一种稳定的形态去转化。曹操的建国方略可以总结为三步走：第一步，把旧皇权拿出来，第二步，放在霸府里面，第三步，拿到新皇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