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爱画画
我对所有的画家都抱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好感，后来想，恐怕是源于父亲的爱画画。
小时候闻惯了家里的书案散发出的笔墨颜料味，气息便在心里扎下根来。
隐隐约约记得有张父亲画画的照片，母亲站在他身旁，摆出了夫唱妻随的姿态。
母亲实际上并不懂画，看着也就是个热闹；但她懂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家依旧是不宽裕的生活状态，父亲买纸买笔买颜料多出一些花费，母亲从未皱过眉头。
直到重新再见父亲画画的照片，我才有些明白，劳改农场抬了二年的石头，十年浩劫中被逼着下跪，几年的木材加工厂扛活的日子，是什么使得年轻时曾经豪气万丈、傲视俗物的父亲，在屈辱和看不到尽头的身心磨难中硬生生的挺过来了呢？
习字作画或许是他生命的重要支撑。
我们大院的老师中，颇有几个国学深厚的长者。
陈海峰老师的小楷，廖瑞林老师的行草，都是很有来路的功底。
父亲是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到三年级时转投到中央警官学校的，国学根底也十分扎实，和他们很对脾性。
十年动乱期间，蚌埠是重灾区，许多单位处于瘫痪状态。
几个老夫子闲下来便抵死院门，拿出掩藏得极好的古代书帖相互揣摩，挥毫作墨。
那时这可是典型的“封资修”一类的遭灾惹祸的玩意，尤其对还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父亲来说更加危险，但几个男人乐此不疲，相得甚欢。
后来父亲渐渐对只书不画不满足了，便摆弄起中国画的花鸟山水来。
父亲与珠城工笔画名家柴老相交甚厚。
柴老在蚌埠五中做美术老师，他的工笔写意在蚌埠市享有盛誉。
他家住二马路最东头，一个独门小院，他爱人林老师一口气给他生了九个孩子，小九子和我同龄。
我们曾一起去数柴老画的仕女图的头发，一根根的明晰可见，可就是数不完。
父亲书画的笔墨砚纸乃至于几本大画册多由柴老供给。
俩人一擅工笔，一工形意，一张一弛，相得益彰。
高兴起来他俩也会在一张纸上作画，形意的花鸟树木和工笔人物相映成趣，独见风情。
父亲确有天赋，诗词书画皆有个性，加之柴老扶持，入道俩三年便生出些名气，求字画者络绎不绝。
大院里写了十多年字的几位长者见了眼热，戏称之为“暴富”。
父亲偏爱潘天寿的花鸟山石，对他的笔墨有一种痴恋。
他说潘天寿的画有孤傲之气，小品大画都有一种空谷的鸣啸自得，脱去了尘世的喜怒哀乐。
有一段，他甚至跟着潘老的指画起舞，五指分担笔尖、侧锋和皴擦、渲染的功能，弄得一脸一身的墨汁。
有意思的是，习字作画的爱好，极大的改善了父亲的境遇。先是调离车间，到厂里搞宣传栏，后来被公司领导看了啧啧称赞，又因此借调进了机关，由最出力气的扛活转眼变成精细的笔墨营生了。
在当时，这对一个活在最低层的“历史反革命”而言，实在是绝大的恩赐和机遇了。
我读父亲爱画画，能感受到他在以自身的人生智慧，与天地为一体，摒弃目下的羁绊，凭借宏大的生命视觉活在这个世界上。
书画中形成了另一个自我，驰骋天地间，毫无羁绊，自在的游弋在精神世界里。
现实里的父亲活得憋屈，他必须要消化掉许多外在给予的或自我矮化的东西；而就人格与内心来说，中国书画传统给他了一条自我救赎的途径：通过书写丹青的方式，直接的与自然紧密的融为一体，从而酿成物我情感的互动，以大自然的美妙现象、光亮和多彩所构成的丰富和愉悦为人生底色，超脱于世俗的烦琐物事，把人自身升华为大自然中的能动主体，实现了在政治枷锁中的个人精神自由与超越。
具有写意特征的中国画与中国书法是最美的，也是最有艺术精神的，它追求的是内心的超脱与解放。
尤其是传统文人戴着政治镣铐而维系自身存活，在政治层面上遭受最大程度精神压抑，由那种形意的表现作为释放管道，更像是形式变化了的肆意的呐喊与宣泄。
不管它被赋予多少样式变异，或增添了多少高雅的装饰，它都在寻求枷锁中的个人精神自由与超越。
人是有权利生活得自由自在的，当这种权力被他者拿走、拿掉，而你又必须要活下去的时候，超脱可能是你最好的选择。
用“犬儒”来描摹这种生存状态是极为不公平的。
这种超脱，由被动承受的现实世界，转换成另一个世界的能动赏识，将被奴役的主动情感消去，转而为一种由精神境界完全自由了的自我主宰的观照，甚而扭头去看那与自身极为密切关联的东西，都是过眼烟云。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要，只想拿他最喜欢的几幅字画和几本画册。
后来看母亲很伤心，便没张嘴说。
每当看见那些苍莽的笔墨山水，灵动而自由的花鸟小品，我总能看见在咫尺之间挥洒着豪情与意气的父亲，那平和而慈祥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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