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之奢与奸臣之俭

陶易《清朝野史大观》卷六“权臣奢俭”条有如下一番议论：“世之论人者，莫不以奢为骄汰，以俭为美德者。然大臣臧否，自当论其大节，初不在奢与俭也。汾阳王（唐郭子仪）姬妾数十人，寇莱公（宋寇准）蜡泪成堆，卒为名臣。秦桧之不着黄衫，卢杞之恶食，非不俭朴，然终不免为小人，此史策之尤著者。”考察史册与历朝文献，的确有一些功勋卓著的名臣，他们在为国为民建立功勋的同时，也很注重个人在精神或物质方面的享受，或构筑豪宅园林，或追求美味佳肴，或收藏奇珍异宝，或沉湎醇酒妇人。在古人看来这叫不护细行，拿今天的话说就是生活作风有问题。说到名臣之奢，首先让我想到了两个人：一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春秋首霸，同时他也富比诸侯，家有三归（娶三姓女，或曰华丽的台榭）、反坫（国君正堂两旁放空酒杯的土台），不仅豪奢，而且僭越。二是西汉的开国功臣陈平，他六出奇计，灭吕安刘，却难逃“盗嫂受金”的恶名，后来还“日饮醇酒，戏妇人”，虽然出于韬晦自保，但正如他对刘邦所说：“士之顽顿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承认自己是个嗜利之徒。清初史论家王夫之认为，唐自立国以来，竞为奢侈，以衣裘仆马、亭榭歌舞相尚，在唐代的诗文笔记中，也好以奢华富贵相夸饰。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唐代名臣作风奢华者相对较多，其中又以晚唐名相李德裕最为典型。历来对李德裕的功业评价甚高，李商隐称他为“万古良相”。李德裕也自称“无常人嗜欲，不求貨殖，不迩声色，无长夜之欢，未尝大醉。”这其中的“不奢”“简俭”“无嗜欲”等，可信度大有疑问，而反面的例证倒是更多。首先，李德裕的饮食的确非常人之嗜欲。“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名为羹，其实就是保健长生药。他精于品茗，尤其讲求水质，“在中书，不饮京城水，茶汤悉用常州惠山泉，时谓之‘水递”。其次，李德裕的府邸、别墅精巧豪奢。“李相国德裕宅在安邑坊东南隅，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间怪石古松，俨若图画。”“尝因暇日休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语，延入小斋，不甚高敞，四壁施设皆古书名画。”他还在东都建有别墅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其中“台榭百余所，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具”。再次，李德裕博物好奇，喜欢收藏古物。他所收藏的宝物中，有大宛国的方形竹杖，有各种各样的名砚，还有一块醉醒石，“德裕尤所宝惜，醉即踞之”。以上各家的记载，难免杂有政敌或文人的渲染夸大之词，甚或假托之事。但李德裕奢侈的作风绝不是完全杜撰、毫无根据的。这对于一代名臣而言，正如某僧所云：虽属末节，亦损盛德。寇准无疑是北宋的名臣之一，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鄙视溜须拍马。尤其是他力排众议，劝真宗亲临前线督战，并运筹帷幄，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这虽然开了赔款的先例，但同时也为宋、辽双方争取了一百年之久的和平与繁荣，寇准之功实不可没。《宋史》云：“河北罢兵，准之力也。”寇准当时被称为“无地起楼台相公”，照理是清廉俭朴的，后世流传的寇准罢宴故事也成为典型的廉政教材。然而检索文献，却发现寇准并非始终廉俭，倒是常有奢侈之举。《邵氏闻见录》卷七云：寇准“居家俭素，所卧青帷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孙弘事靳（嘲讽）之，公笑曰：‘彼诈我诚，尚何愧？或曰公颇专奢纵，非也。盖公多典藩（任地方长官），于公会宴设则甚盛。”综合各家记述，寇准好宴饮，尚奢华，应当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居家生活节俭，但公宴却大讲排场，这又如何能算清廉俭朴。关于奸臣之俭，《清朝野史大观》说秦桧不着黄衫是俭朴，实乃误读史料，这里有必要加以辨正。秦桧因主和而深受高宗眷顾，绍兴十五年（1145年）四月，赐秦桧豪宅于临安望仙桥，又“赐银绢万匹两，钱千万，彩千缣。有诏就第赐宴，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桯史》卷七）。这样一位权倾天下的宠臣、奸臣，其日常生活怎么可能是俭朴的？据《鹤林玉露》记载，某次秦夫人被召进宫中赐宴，席中有产自福建的子鱼（又名鲻鱼，色黑，宋人视为珍品），显仁太后（高宗母）说：“近来子鱼大者绝少。”王氏谄媚地说：“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秦桧知道后连连责怪王氏失言，因为臣子的享用超过了皇家，其后果是很严重的。经与门客商量，送了一百条大青鱼进宫，显仁太后抚掌笑曰：“我道这婆子村（没见过世面），果然。”因为青鱼类似子鱼而非子鱼，只是个头大些而已。秦桧父子两代奸佞，然而其曾孙秦钜倒是一位忠臣烈士。与之相反的是，唐代卢怀慎、卢奕父子两代清廉忠义，却出了个不肖子孙卢杞，成为唐德宗朝的大奸臣。卢怀慎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以廉洁清贫著称。他的两个儿子也都能秉承清廉家风，次子卢奕在安史之乱中不屈被害，谥为“贞烈”，事迹载于两唐书《忠义传》。可惜卢奕之子卢杞陷害忠良、奸邪忒甚，致使清正家风三世中坠。作为一代名臣的李德裕与寇准，前者贬死海南，后者贬死雷州，勋业卓著而不得善终，结局令人扼腕叹息。二人遭贬的主要原因，自然都是政敌的陷害打击所致，然而其奢侈的作风也必然会贻人口实，让政敌抓住小辫子。李德裕由于“勋业素高，瑕疵乃顾。是以结怨豪门，取尤群彦”。寇准也因为“服用僭侈，为人所奏”。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自然应当着眼于大节主流，生活作风在古人看来都是小节细行，我们也不宜拿今天“公仆”的标准来要求衡量，又何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呢。然而话又得说回来，过分追求享受，奢靡浪费，毕竟有违廉政准则，有损廉洁品德。评价历史上任何一位名臣，在论其大功大节的同时，奢与俭也理应纳入考量范围。李商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不仅是对历史往事的总结，更是对后世子孙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