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绳 | 长兄 如 师

作者简介：

刘绳（1943——）高阳县孟仲峰村人。著名作家，出版家。曾先后任《战友报》社社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八一出版社社长。大校军衔，高级编辑。刘绳长于传记文学写作，曾为《聂荣臻回忆录》编写组组长。著有《留给后世的故事》《聂荣臻在晋察冀》《平原人家》等长篇纪实文学、将帅传记、新闻报道、散文特写等文学作品数百万言。刘绳的文学创作为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大形象，为军事文学创作、传记文学创作提供了丰赡的写作经验和优秀作品。

刘振声简介：刘振声，作家，文艺评论家，河北省高阳县孟仲峰村人。1925年生，1938年13岁参加冀中军区政治部青年团，成为一名抗日小八路。抗战中期，任抗日县政府文书。1944年赴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抗战胜利后，任冀中十专属联合师范校长、冀中十分区中学主任。1946年底，率中学一批学生参军入伍，在十分区政治部宣教科任科员。不久，又被选送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深造。在校学习期间参加石家庄地区土改，后被地方选留，任石家庄地区获鹿县县委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地委文艺科长，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省党史编委会主笔，省文联副秘书长、党组成员，《文论报》主编，河北省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美术创作和研究及书法诸方面均有成果。著有《李虎入团》、《趟过岁月的河流》和《振声作品选》等小说文集。

1982年9月刘振生在山海关

正文：

我们家是一个多子多女的大家庭，除幼年夭折的，长大成人的兄弟姐妹一共七个，四男三女。

振声排行老大，生于1925年，与出生1943年的我，相差了整整18岁，同最小的妹妹相差整整24岁。

兄弟姐妹年龄这样大的跨度，使振声大哥在家庭中处于一个特别的地位，他不仅是长兄，还为父母分担着抚养和教育弟妹的责任。

大家庭的“老大哥”是很难当的，我的大哥却把这个角色胜任得极好。他孝敬父母，关心弟妹，长年始终，毫无怨言，得到各位弟妹的尊敬和爱戴。在我们弟妹的眼中，振声大哥是我们的多半个家长，是我们读书上学的主要抚养人，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师表和榜样。

大哥一生虽然平凡而普通，没有什么显赫光耀的业绩，但他作为早年投身革命的“老资格”，却是有贡献于国家，有功劳于家庭，有恩惠于弟妹。

光荣来自大哥

“你大哥呀！他当八路军去了，在西边的大山里打日本鬼子呢！”——姥姥说。

大哥小名叫炳，亲戚乡邻们大多不称他的大号，都叫他小炳。在我出生的时候，大哥已经远离家乡，参加八路军，跟随队伍赴太行山区，打日本鬼子去了。记得我刚懂事的时候，姥姥常领我站在潴龙河的河堤上，指着西边天际的山影说：“你大哥在西边山里打鬼子哩！他离家多年了，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

大哥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吕正操将军领导的抗日部队，那年他才13岁，是冀中军区政治部所属青年训练班的学员。后因年小闹病，回村养病期间，坚持在村里做抗日工作，画抗日壁画，编抗日宣传节目，参加村抗日剧团的演出。1942年他满17岁的时候，又离村投身抗日队伍，不久就去了太行山。

大哥走了，可他画的抗日宣传画还贴在家里的屋壁上，他写的白粉大字抗日标语，依旧留在村庄大街小巷的山墙中。每逢村里接到新的宣传任务，村干部们常向父母念叨起大哥：“要是小炳不走，这写标语、画壁画、编节目的事儿，他一个人就承担了，管保比哪个村搞得都好。这回儿俺们可发愁了，再找小炳那样的人才难啊！”

遇到麦收秋收，家里人为收获地里的庄稼人手不够的时候，也经常说起：“小炳可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割麦子，砍高梁，耕耩锄耪，他这个年岁的小伙子们都比不上他，干活儿又麻利又快！”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大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常想，他一定和常来村里的八路干部一个样，骑着高头大马，穿着灰色军装，肩上挎着闪闪发亮的盒子枪。

想象毕竟是想象，大哥给我带来的实惠，还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的家乡是革命老区，村里有拥军优属的好传统。中秋节，过大年，村里都把军属抗属接到村公所的大院里，桌子上摆满花生和糖果。中秋节时还有葡萄和鸭梨，过年节时则有核桃和大柿子。大人们在那里说拜年话，我们这些小孩子则猛吃狠嚼。临回家，村干部还给每个小孩子的口袋塞满糖果，说是“军属抗属全家光荣”。那简直是童年最美的日子。村里人敲着大鼓，来到我家门前，村干部在大门上贴上鲜红的对联，妇救会员们挥起扫帚把院落打扫干净，青年民兵挑着水桶把大缸小缸倒满。父亲、母亲、姥姥和我们一群孩子高兴得合不上嘴。姥姥拍着巴掌说：“这都是俺家炳挣来的光荣。”

我第一次见到大哥是我3岁那年。那是日本投降时，大哥从太行山随接收大队奔赴天津，路过冀中回家住了一夜。那时我似记事不记事，大哥探家的情景，家里人记得特别清。那天，我和年近的姐姐、哥哥正在炕上玩耍，忽然门帘一掀，走进一个高大的八路军，头戴军帽，一身灰军装，打着裹腿，背着行囊。家里人一楞，姥姥迎上去说：“同志，你来啦，我去给你烧水。”八路军一笑说：“姥姥，我是小炳，我来看家啦！”姥姥仔细一瞧：“可不是！真是俺家小炳。”哥姐们都欢呼起来：“我大哥回来了！”家里人后来告诉我，说我连蹦带跳下了炕，一把搂住哥哥的大腿。

那晚全家欢乐的景象，多年后，大哥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到：“战乱离别，山河远隔，音讯皆无，生死难卜。如今突然相见，大喜过望！一家人……叙说离别之情，乡亲们也都来了，家、国喜事，又是一个欢腾的高潮！”

这以后，大哥留在了冀中十分区，出任雄（县）、容（城）、新（城）三县联合师范校长。消息传来，村里人们传开了：“人家小炳就是有出息，刚20岁就当了三个县联合师范的大校长。”至于三县联合师范校长到底是多大一个职位，村里人也闹不很清，反正是村里的光荣，街头巷尾又夸奖了大哥一阵子，我们兄弟姐妹又一次分享了大哥的光荣。

抚养来自大哥

“知道么！你们几个姐弟能读到大学毕业，你大哥出了大力。“——父母说。

作为大家庭的长子，大哥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上有父母，下有一大群弟妹，还有一直同我们共同生活的年迈的姥姥。

革命胜利之后，起初，大哥享受的是供给制。按照当时的规定，干部的家属（包括父母和年龄不满18岁的弟妹），每年要赈济一定数量的小米。当家里人推着小车领回满满两袋小米的时候，高兴得像是过年一样。五十年代初期，我们举家从乡村迁往保定，住在古城北关新建的新华村，那是机关分配给大哥的宿舍，一共两间半平房。当时，大姐在保定一中读高中，三哥和二姐在保定三中读初中，我和小妹在河北小学读小学。家里虽有三位国家干部：父亲、大哥和二哥。但是，拉扯这样一个大家庭，日子过得相当艰难。记得一位远方舅舅南下归来路过保定，到新华村来看望姥姥和母亲，见我家四壁空空，全家人共用一个瓦盆洗脸，曾触景生情说：“我以为你们进了城，日子过得一定很富裕，没想到，家里什么也没有，还是贫雇农的生活。”

大哥当时是河北省文联的处级干部，工资不算很低，八九十元吧！他每月要拿出工资的多一半交给母亲，供老人生活和弟妹上学。大哥给钱特别及时，发薪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向母亲交钱。大哥常说：“我知道母亲正等着用钱呢，早给一天，家里就早踏实一天。”大哥给的钱，加上父亲的收入，还有二哥不时的接济，就是我们没有工作的老少七口的全部生活费。那时，大哥已建立起小家，大嫂淑范也是一位明事理的长嫂，对供养老人和弟妹读书很支持。记得每月月头上，大嫂常提醒大哥：“振声，你有自行车，快把这月的粮面给母亲买齐了。”大哥便骑上车子，到五四路粮店把整月的粮面驮回家中。

刘振声先生的作品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我报考河北小学时，因为这所小学是省直干部子弟小学，按当时的条条框框，入学的孩子必须是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弟。我的父亲是河北建设学院的科级干部，级别不够，填表时，大哥在“抚养人”一栏里填上了他的名字。这一填，不仅承担了全家经济抚养，后来父亲调往石家庄地区工作，他又担当了家长的责任。每次学校开家长座谈会，人家来开会的不是父亲就是母亲，唯独我的家长是大哥。我的班主任崔老师感慨地说：“你这个大哥真是个好大哥。对自己的小弟弟这么负责。”

大哥对我的抚养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六十年代我到天津河北大学读书时，大哥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每月发薪后，都骑着他的自行车，从营口道省文联机关出发，把我的供养费送到六里台河北大学门口，我在门前的小桥边等候。

有了国家提供的良好教育条件，在父兄的供养下，我们四位姐弟相继大学毕业。每毕业一人，领到工资的时像，就像交接接力棒一样，立刻承担起对家庭和更小弟妹的抚养义务。这个传统，完全来自于大哥的影响。

大哥对老人孝敬，对弟妹疼爱，对自己却是俭朴再俭朴，节省再节省。熟悉大哥的人都知道，振声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记得我读小学时，有一年放寒假，我住在保定裕华路河北省文联机关大哥的单身宿舍里。大哥去石家庄出差，临行前给我留了一叠机关食堂的饭票。中午开饭时，见食堂的小黑板上写着甲、乙、丙三样菜谱，各等菜价不同。我不知高低，张口要了一个甲菜。排队买饭的机关干部们轰动了，议论说：“这小子想得开，张口就要甲菜，振声可从来舍不得，天天都是丙菜不换样。“为此，我难过了好一阵子。我的大哥级别不算低，工资不算少，他省吃俭用供养老人和一群弟妹，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直到大哥成了70多岁的老人，他还是按照几十年的惯例，每月发薪后，准时给九旬的母亲邮寄抚养费。因为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工资不低，父亲的工资也逐年提高，我们劝说大哥不要惦念老人了：“您一辈子月月给家里寄钱，现在您也老了，别寄了，关心关心自己吧！”大哥却说：“只要老人健在，供养就不能停。给老人寄钱，是儿女应尽的义务，也是当儿做女的一种快乐和幸福。”亲戚邻里常向父母夸赞我们兄弟姐妹孝顺，保定裕华路邮电局的工作人员见父母每月都拿一叠汇款单取款，也感叹父母有一群孝顺子女。他们哪里知道，这些儿女的孝顺，是因为有一个老大哥的榜样，是因为这位老大哥用一生的模范举止，教会我们怎样做儿做女，怎样当兄为弟。

父母在世时，经常叨念大哥对家庭的贡献。父母对我们说：“你们知道么！你们几个能读到大学毕业，你大哥出了大力气。”

启蒙来自大哥

“人家刘绳会写作文，那是因为他大哥是作家。”——我的同学说。

五十年代中期，我小学毕业，升入初中。那是一个美好的年月，学习无压力，童心正旺盛，十三四岁的孩子无忧无虑。每逢寒暑假，大哥去上班，我就溜进他的住室。他的房间极其简陋，唯一能表明他是一个文化人的标志，是迎着窗户放着一张三屉桌，桌上竖着一个小书架，那个书架只有对开报纸那样大，上下两层，上层放着二三十本文学读物，下层是河北省文联编辑出版的《河北文艺》杂志。我记得在那些文学读物中，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孙犁的《风云初记》、王林的《腹地》，还有《牛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简写本。我感到很新奇，也想看热闹，便一本一本地翻开这些书。五十年代的文学读物故事性都很强，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大哥还有两册油印的《红旗谱》征求意见本（此书当时还未正式出版），上边有作者梁斌的签名：“振声同志指正”。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故事写得非常悲壮。这是我阅读文学作品的开始。有时在饭桌上，我也向家人卖弄一下，说我知道小二黑、牛大水、辛大刚、朱老忠这些书中人物。大哥显得很高兴，说我读的书比哥哥、姐姐们多。他提醒我：“看书不能只读故事，更要看人物，看语言，文学技巧更多地体现在这上面。”他还说，要注重短篇，多读刊物和报纸副刊上的作品，这些作品更接近现实生活，对中学生的作文有帮助。

我最爱听大哥讲小说成书的过程。他告诉我，梁斌写作《红旗谱》是几十年磨一书，在这部长篇成书之前，他就写作了《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的中篇，而这部中篇的生活原型又取材于我们家乡“牛氏三杰”的故事。大哥嘱咐我，不仅要看原作，还要读一读作家的创作体会，它能够告诉你，一部作品是如何从生活到艺术的，写作品要有生活，要学会感受生活，没有生活是编造不出来的。

刘振声先生创作的年画

那时，大哥在省文联主要做行政工作，在他与同事交谈中，我知道了，他已是河北小有名气的青年作者，他的短篇小说《李虎入团》、中篇小说《堤南村种棉记》、小戏《挑年画》等作品曾在五十年代初期引起文艺界的关注。这些作品，我也找来读过，由于是大哥笔下的人物，读来更感亲切。直至七十年代末，有一次，我去作家浩然家里写文学专访，他知道我是振声的老弟，便对我说：“振声写小说比我要早，他的《李虎入团》当时在河北影响很大，团省委还发过专门通知，向全省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推荐过。”

是大哥引我迈进了一个文学写作的氛围。当时，河北省文联机关，聚集了田间、梁斌、远千里、李满天等一批著名作家。经大哥指点，我认识了他们，并知道了他们的主要作品。更有一批来自我们冀中家乡的青年作者，如韩映山、苑纪久、任彦芳、冉淮舟等，常来家中找大哥交谈。他们谈生活，谈作品，谈读书，一聊就是大半天。每逢这个时候，我就坐在一旁听他们海阔天空的议论。大哥特别看重冉淮舟，他是大哥的一位小表弟，在保定一中读高中，发表了多篇作品。大哥说：“淮舟这孩子有天赋，很刻苦，他写的东西清新秀气。”他要我多向淮舟学习，写短的，写感受深的，写身边的所见所闻。他说这是中学生步入文学殿堂的正确之路。

大哥对我的文学熏陶是多方面的。五十年代的省直机关，周末常发电影票、戏票。大哥领着我，进河北礼堂，到保定电影院，听戏曲，看电影。想起来，同大哥看过许多当时流行的国产影片、苏联经典电影和省市剧团演出的推陈出新的剧目。现在回忆起来，大哥并不单纯是带我参加一场文化娱乐活动，而是让我感受文学艺术的魅力，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大哥还带我去过省文联作家深入生活的两个基地：河北省安国县和满城县的一亩泉，看作家们在那里劳动，与农民聊天，听他们讲深入生活的感受。

大哥对我的文学启蒙，说教不多，而是有意无意地把我带进了一个文化的圈子，让我知道了写作是怎么一回事儿，一部作品又是如何产生的，有成就的作家又有怎样瘫迷刻苦的写作态度。十四五岁的中学生最容易接受文学的诱惑，也就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编织自己的文学梦。我写诗（其实是凑几句顺口溜），编快板，偷偷塞进信箱里，寄给报社杂志社，可是没有一篇得到回音。投稿虽无成果，但写作也没白费劲儿，我的课堂作文有了明显的长进。我把每次作文都当作一篇作品来写，挑选身边有意思的事儿，写自己的亲身感受，经常模仿读过的作品写个开头和结尾。因为当时多数同学不大重视作文课，作文往往是敷衍应付，我的作文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语文老师常常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向同学们推荐，一些同学听后不以为然，他们说：“我们哪能与他比，人家他大哥是作家。”言外之意，作家的弟弟会写作文理所应当，不是一般同学可以学到的。同学们哪里知道，我的大哥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从一点一滴培养起，费的不只是一朝一夕的功夫。1963年我考讲天津河北大学中文系，正式成为向文学殿堂迈进的一员新兵。学校传达室窗台上的电话与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的电话，是我与大哥交谈文学创作体会的一条热线：近日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稿，哥俩儿如同一对文学挚友，共同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耕耘。大哥说，中文系的学生缺乏对火热生活的感受，写小说有先天不足，可以结合课程的学习，写点文学评论和作品分析。我按照大哥指出的路子去实践，经常写点新人新作的读后感。虽然大哥的办公室与《河北文学》编辑部是一墙之隔，但我投稿从不走大哥的后门，稿子也从来不让他转交。直到我的几篇文学评论在刊物上刊出后，在《河北文学》编辑部工作的一位同乡问大哥：“写这些文章的刘绳，是不是咱们的老弟呀！”大哥这才回答：“是他，是老弟写的。”接着，我又在《河北日报》、《天津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这些，是我初涉文坛取得的点滴成果。虽然，我没有借用过大哥在文艺界的关系，但大哥的指导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当我出版和发表了300多万字的作品之后，当我获取了新闻出版系列的高级编辑职称之时，我常常回想，如果不是大哥的启蒙教育，我肯定走的不是这样一条路，恐怕永生难与文学写作结缘。

榜样来自大哥

“振声这个人，心慈面善人性好，对人对己，特能忍耐”——亲朋好友说。

大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有自己为人处事的弱点。但论起人品来，我听到的都是赞美之语：“振声这个人，心慈面善人性好，凡事能忍耐，一辈子与人为善。“亲戚们这样说，朋友们也这样评价着。文艺界历来是非比较多，大哥在这个圈子里工作了几十年，对人对己，他有极强的忍耐力，总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不与人争斗，不议他人是非。作为他的弟弟，我从来没听他说过领导与同事的短处，即使别人同他谈论机关的人事矛盾，他也很少搭言，往往是一笑了之。

大哥经历过几十年来文艺界的历次运动。在争来斗去的风潮中，他总是以平和的态度相对一切，既无锋利惊人之辞，也无叱咤凌云之态，听不到他风风火火的激烈言行，看不到他趁人之危添油加醋的异举。运动越是尖锐，他越像一个稳坐的菩萨躲在角落里，不言不语，不声不张，在平静的表情中，偶尔露出对过激词语不屑的神态。文革中，听说有人嘲笑他是“老运动员”，经历的运动太多，“滑”了。他既不争辩，也不发急。家里人担心他有什么压力，劝他说，这样的称呼不一定是贬义，倒说明你经历的运动多，熟悉政策，知道该说什么，不该做什么。他无可奈何地苦笑一番，算是对这一称谓的回答。大哥虽有早年参加革命的不凡经历，却从不摆“老资格”的架子。他为人不盛气凌之，办事不讲派场，他很少穿新衣，终日吃家常饭，既不羡慕人家的车接车送，也不眼馋别人的住室豪华。他家里没什么值钱的物件，只是箱底压着一件七成新的日本兵军大衣，那是他在抗日年月获得的战利品。每年春夏他都把这件大衣晒几遍，大概是为了回味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吧！

1951年刘振声夫妇在石家庄市人民公园摄影留念

我们几位弟妹总嫌大哥离休后不会享福，对他说：“您看人家离休老干部，早晨起来，一手转着健身球，一手攥着随身听，多么悠哉。您呢！天天早晨，一手端着豆浆，一手托着油条，多累呀！”大哥却不以为然，他说这是劳动本色，他乐在其中。

我理解大哥的心态。为使他自得其乐，我把他的生活编成打油诗：“一日三餐家常饭，翻书看报太极拳。从来不与别人比，居于陋室心坦然。”我打电话念给大哥听，他很高兴，并说：“家常饭有滋味，翻书看报长见识，太极拳练身体，住陋室省得天天收拾。我挺满足。”

熟悉大哥的人都知道，他过日子太细。剩饭剩菜，他舍不得倒；破破烂烂，他舍不得扔。多年艰苦生活养成了习惯，浪费东西，他觉得心疼。冀中农村出身的人，多有吃腌蒜的习俗，烙饼就腌蒜，再喝碗棒子糁粥，吃起来特香甜。我也爱吃腌蒜，不过不大爱吃那一层层的蒜皮，只愿吃剥得光光的蒜瓣。大哥则是蒜皮蒜瓣一齐吃。他对我说，这种吃法是从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耿长锁家学来的。大哥深入生活，在饶阳县五公村住过多次。在耿长锁家吃饭，老劳模从不剥扔腌蒜皮。耿长锁说：“都是盐腌的，扔了多可惜。“大哥不止一次给我讲耿长锁的故事，对我触动很深。大哥记着过去日月的艰辛，不忘当年老乡亲、老房东的勤俭。这样一想，大哥过日子的“细”，或者说有点“抠”，不但不可非议，反而觉得这恰恰是冀中乡亲俭朴作风的写照。

我更知道，大哥虽常把破烂家什当成宝贝，可他从来不“索”不“贪”。他的“细”，他的“抠”，一贯是“细”自己，“抠”自己。他属于过惯了清贫生活、以苦为乐的那一代人，看不惯假公济私的行为，厌恶收礼受贿的交往。他认为，自己的日子过得虽然不那么气派，但也是小康之乐。更为重要的是问心无愧，活得安稳踏实。

大哥常说：“做人要知足，遇事别强求。人嘛，还是经常夹着一点尾巴好。”这是大哥做人的原则。他正直，他谨慎，凡事不愿求人，更不肯低三下四张罗活动。文革期间，他过去的一位部下发了迹，当时他处境不大好，熟人劝他与发迹的部下联系联系，求人家帮忙说句话。他说：“咱一辈子没干过这个，不攀这个高枝。”对腾达显赫的人，他从来是敬而远之。相反，对不大得劲，容易被人忘却的人，却经常交往，关系不错。在保定，我们同老作家汪润住邻居，人们说这老头有点怪，孤独，封闭，似乎被世人淡忘了。大哥却与他相处极好。大哥家搬石家庄后，还再三嘱咐我们尽力照顾汪润同志。后来的二三十年间，我们与汪润一直是好邻居。其实，老作家是一个很好的人，也是遇事不求人，但生炉火、堵房漏这样的事，愿让我们帮忙。大哥每次到保定，都到汪润屋里坐一阵子，两人聊得很投机。大哥为人处事的这些品德，对我影响很大。

八十年代中期，各部门选拔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我和我的爱人作为老大学生，先后被破格提拔。大哥得到这个信息非常高兴，但又不忘嘱咐我们：“当了领导更要保持清醒头脑，一别张狂，二不要谋私，三不可丢掉专业。”他这是要我们谦逊，严谨，继续进取，“夹着尾巴做人”。我们没有辜负大哥的期望，始终牢记这些为官做人之规。

我的大哥，对家庭有着特别的贡献，对弟妹有着无尽的恩惠。他是长兄，他是头雁，他是师表，他是榜样……他带领众位弟妹，飞翔于昌盛祖国的蓝天之上；他领率着全家，耕耘于希望的田野之中。

我多么想报答大哥的培育之恩呀！总想让一生辛劳的大哥，有机会饱尝京城餐馆多种多样的美味佳肴，游遍祖国四面八方的风光景致，与我们共享几十口子的大家庭独有的天伦之乐……这是饱受了大哥情谊的老弟，对如师兄长的一片心意。

振声大哥！我们敬重您，想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