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连那一眼对视都不放过

文/ 王虹光

在艺术欣赏领域,真正的杰作单看自身,只能感其美,却难以得其真。唯有与艺术品所处时代相结合,才能理解其何以为杰作。在绘画中尤如此。一幅《清明上河图》,被解读出无数含义,甚至剖析出“断头树”“三问”等谜语,衍生出小说、影视剧乃至手机游戏,足见其内涵之丰盛入微。

然而,这些演绎都有道理吗?恐怕更需结合历史背景来看。

汴京、汴河与河上虹桥

历史在《清明上河图》上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画家张择端是谁?什么来历?何年作画?何人委托?所出何因?一切都是模糊的。想了解这幅画的内在,只能透过其刻画的北宋汴京城读起。

汴京城是什么样的?中国城市发展史专家薛凤旋教授曾花费20年时间研究《清明上河图》,以文字史料对照画面细节,写就《清明上河图:北宋繁华记忆》一书。原来一幅画中,不仅可以解读北宋的商贸活动和经济、城市管理与体制、社会各界人士的生活,还可以洞察中国10世纪初的城市样貌与北宋汴京作为新型商贸城市的营造成就。

比如仅餐饮一项,画中便有“正店”“脚店”“茶食店”等三种,其中又分川食、南食、瓠羹、面食等专门店。张择端以百余间楼宇、130余位人物展现的北宋汴京“吃货”生活画面,对于了解宋代商业发展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提到汴京,不能不提汴河。汴河的疏浚是汴京繁荣稳定的动力与基石,往来船只为生活在此的王公贵族、军户百姓提供源源不断的粮米与日用品。张择端不仅画了汴河,还认真绘制了29条船,涵盖6种类型。方寸之间,每种类型的船身、船桨、桅杆乃至花窗、船钉,都被画得清楚明白,名为“艺术创作”,实不输“工程制图”,甚至可以和沉在海底的宋代船只遗骸相互印证,为学者研究宋代造船技术提供参考。

既然有河,便有桥。张择端精心描绘了跨越汴河的高大虹桥,桥上游人如织,桥下流水潺潺,一艘客船正要放下转轴桅,以便从桥下钻过。画面生动得令人紧张——这船真的不会撞上桥吗?无须担心,桥下有人正在指挥“交通”。仅仅这样一个细节,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桥梁历史的人便有相当的启发。

张择端是超人,能仅凭过目不忘的“照相”式记忆,将汴京街头的无穷细节精确“复制”到纸上?我认为,张择端绘制《清明上河图》时,绝不是在“复制”汴京,更不是在“照搬”素材。整幅图画不仅包含着他有意的组织和取舍,更体现出张择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观察能力。比如,在城楼一角,有个闲人似在看树,楼门露出大鼓一角。经薛教授考证,这其实包含了城楼的防火功能——“闲人”其实是瞭望岗哨,而大鼓当然是用于报警的。如果张择端不知城楼有这等功能,怎么会刚好画了大鼓、还画了哨位呢?此外,常被人提及的“断头柳”,也有其实用的功能——原来“砍头”是为了让树往深扎根,而树根可巩固水岸泥土,是市政工程的一部分。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画师自然不妨画些桃树、垂柳,然而洞察的生动和画中的意趣,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

《清明上河图》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百科全图”,配上宋代城市、艺术、商业、技术及生活史,才能读出它的真谛。

用界画技法描绘人间烟火

《清明上河图》作为史料具有突出的价值,而作为一幅画作,其艺术水准与创造力同样是高超的。乍看起来,这幅画作极其写实,风格上并不符合宋代以降备受推崇的文人意趣,题材又是街头巷尾的日常风物、贩夫走卒。与此相类的“风俗画”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颇低,而《清明上河图》却独得万众推崇,原因为何?细究这一点,不妨从“界画”二字上讲起。

界画是从晋代起逐渐风靡、至宋代达到鼎盛而从元代渐被扬弃的绘画工艺。其技法以尺、竹为工具,墨线笔直平行,适宜表达直线条较多的人工造物,如家具、建筑、城池。相比讲究写意的文人书画,界画的精髓是写实。传闻后汉画家赵忠义受皇命委托,绘制《关将军起玉泉寺图》。画毕,皇帝竟然让建筑工匠来检查画作是否准确,而工匠经过审图,认证画中建筑结构做法毫厘不爽,可谓是精确到了“施工图”级别,画师工谨严格的写实水平可见一斑。

既然写实精确,那么被绘制的对象越复杂、越精美,表达效果就越惊人。因此,界画特别适宜展现富丽堂皇、规整奢侈的宫廷御苑、亭台楼阁,备受宫廷、贵族青睐。在宋徽宗时代的《宣和画谱》中,界画排在各类画种的第三位,地位不可谓不高。宋徽宗本人亲绘的《瑞鹤图》,便以界画的技法精确绘制了汴梁宣德门屋顶。幽蓝夜空之下,宫门沉着而雄浑,白鹤轻盈而优雅,一重一轻、一静一动的对比极妙,而超然缥缈的祥瑞之气油然而生。在这一幅画中,界画的功夫用到了极致,用出了不动声色的皇家气象。

同样的技法,宋徽宗用来描绘天降祥瑞,一般的宫廷画师用来描绘华美楼阁,而张择端用来描绘人间烟火——论物,有船、车、桥、井、茶楼、酒肆;论人,有乞丐、挑夫、小贩、说书人……可谓包罗万象、不一而足。从晋到宋,擅长界画的画师何止成千上万,有谁会用精确的笔墨刻画一架案板、一道井栏?那些凡俗腌臜小物,怎么能入宫廷画师法眼?然而张择端看到了,认认真真地记录了下来。

倘若他少画了一笔车轴,一笔柳梢,没有人会责怪他的,甚至没有人会知道。久坐深宫高位的皇帝和纵马疾行的官员,怎么会知道这些老百姓日常起居的细节呢?然而张择端细细描绘了它们。他一笔一笔、不疾不徐的平和耐心中,包含着多少对人间烟火的挚爱。这里面,或许没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深思,然而,一位画家由衷地爱着世间万物,足以画出令人动容的作品。

在张择端之前,恐怕没有画师想到过,堂堂界画可以这样用;在张择端之后,也没有画师成功复现这般的风土人情。这样看来,《清明上河图》以高超的界画技法,抬升了风俗画的艺术境界;以跨越阶层的观察视角,带动了界画题材的突破。

引发一声声感慨与叹息

薛教授在《清明上河图:北宋繁华记忆》一书中专辟章节感叹:“真本赛过多少赝本、伪本。”按理说,既有张择端开创在先,后世画师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应该更能画出同类杰作才是。然而,尽管借鉴、仿作《清明上河图》的画师不计其数,其中不乏仇英、赵雍、沈源等名动一时的大师,却再没有人如此精确地描绘出船桅、绳缆、木桥、屋宇,更别提骑驴的赶集客、坐地的摊贩乞丐、歇脚的挑货工。

为什么只有张择端能将一幅人间烟火细细致致、繁而不乱地描画出来呢?我想,有张择端这般绘画技艺的人,或许不屑于描绘琐碎日常、贩夫走卒;而看惯人间烟火的人们,又没有足够的绘画技巧与组织能力,将其落于尺牍之间。张择端则不仅具备高超的技艺和洞察力,更有一份真挚的热爱与超然的包容。

蒋勋老师曾经提到画中这样一个细节:一位官员骑着高头大马从城门穿过,在前呼后拥的随从中间,回头望了一眼坐在地上的乞丐。对此,蒋勋说:一幅画能够表达官员和乞丐的对视,已经足够了不起(大意如此)。

的确,再繁华的世间也有落魄人,然而有多少画家能在描绘华美景象时,将贫苦放入其中?张择端做到了。细看《清明上河图》的600余人物,有春风得意的商人,有疲劳忙碌的工匠,有落魄潦倒的书生。大户人家里,立着书法绘就的屏风,而同样漂亮的书法作品,也用来胡乱包裹小推车。贫与富、高与下、得势与失势的对立无处不在。而张择端一视同仁地分配着笔墨,既不刻意回避,又不厚此薄彼。在这份超然之中,有着人性深处的善良和平等。而这,正是《清明上河图》原作和仿作的区别,也是其伟大之处。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不仅得到了“神品”之誉,也引发着一声声感慨与叹息。方寸之内,市井小民也有悲欢得失;放大到帝王将相、一片疆土又如何?《清明上河图》刻画的时代,距离之后北宋亡国不过十余年而已。此时距离北宋建国,李后主吟出“落花流水春去也”,也不过150年。张择端以一幅画卷道出几家欢喜几家愁,而世殊事异、兴衰荣辱,自是古今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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