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疫情】疫情危机和逆全球化双重打击下的航运业如何突围?︱阿法牛
【航运疫情】疫情危机和逆全球化双重打击下的航运业如何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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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阿法牛AlphaBull!许多朋友叫我“阿尔法牛”。
冠状病毒大流行下已经有人吹起了保护主义和避免依赖中国的狗哨(dog-whistlecalls)。然而,全球化会逆转吗?这对蓝色经济和集装箱行业会产生什么影响?
“逆全球化”不能解决问题
在近岸生产(near-shoring manufacturing)的好处和实用性方面,政治和经济存在冲突
集装箱运输因贸易而生,因贸易而死。可以说,自上世纪60年代集装箱货运服务成为主流以来,集装箱运输一直是制造业全球化背后的推动力量之一。自那以来,除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那两年以外,集装箱货运量每年都在增长。
此次冠状病毒大流行后将出现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次下降,降幅可能超过2009年。然而,对集装箱航运业来说,更大的威胁可能是还在以后。
此次疫情既暴露了全球供应链脆弱的一面,也表明了全球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巨大依赖。现在,政客们正威胁要破坏全球供应链这台运转良好的机器。
英国议会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格雷格·克拉克表示:“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将对我们所谓的'逃向弹性’施压。未来我们需要为次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国际贸易正面临危机时刻。我认为,这种弹性可能意味着国家能够自给自足;只有这样,才有能力防范未来的冲击。”
然而,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首席航运分析师彼得·桑德说:“立法者们将提出的经济理由都是不合理的,应对举动也是错误的。当你看到两位数的失业率时,你是去推动全球化,还是去推动保护主义?显然,'逆全球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保护主义能给你带来什么?商品更贵,选择更少,质量更差。每当你拿起保护主义武器时,这些僵尸你会看到的。”
一些集装箱航运公司已经在为新的市场秩序做准备,在这种秩序中,区域化的作用要大于全球化。
法国达飞轮船公司(CMA CGM)首席执行官鲁道夫·沙迪认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全球供应链将需要一次大洗牌,因为全球经济正向国际市场重组,企业采购多样化,以及区域内交易所的方向发展。
赫伯罗特公司(Hapag-Lloyd)的首席执行长罗尔夫·哈本·詹森说:“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我认为,一些大宗商品的情况将发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会重新考虑单一采购策略,也有可能选择更广泛的采购来源地。不过,现在判断这将对航运业产生何种影响还为时过早。我不认为会出现永久性的紧缩,但我认为会有变化,想要适应它们需要做出调整。”
不过,詹森说:“现在判断这将对航运产生何种影响还为时过早。我不认为会出现永久性的紧缩,但我认为会有变化,我们需要做出调整以适应它们。”

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浪潮将持续打击集装箱航运业
在美国,自疫情爆发以来,特朗普总统推行的保护主义政策已经超速。
美国政府加大了贸易战的力度,现在看来似乎只是对未来可能发生局面的一次尝试,其结果是将制造业搬回美国的议论越来越多。
然而,除非消费者愿意为他们的产品支付高得多的价格,否则制造业回国没那么简单。
全球化的原则之一一直是劳动力套利,即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制造商品,然后在成本高的国家消费。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通过征收关税导致价格上涨,而中国企业在关税不高的国家投资建厂,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将从中受益,而美国制造业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此外,克拉克表示,通过本地采购代替延伸供应链来获得确保供应的想法,会给人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克拉克认为弹性来自多样性和灵活性。就目前的危机而言,冠状病毒不同时期在不同国家肆虐,各国以不同方式摆脱疫情。这意味着,即使你自己的国家控制严格,那些刚刚解除封锁的国家也可能带来新感染源。而贸易促进了这种多样性。
港口设备制造商协会(PEMA)主席欧通纳尔·泼普斯考说:“当前的危机应该被视为重塑贸易的机会,而不是减少贸易。过去,人类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我们第一次站在了同一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很期待这次大流行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泼普斯考说:“保护主义政策导致生产转移到离家更近的地方,以避免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除了这种本地化的威胁,还可以预期区域化空间的扩大。一个全球品牌会利用当地的生产设施在亚洲销售产品,这一品牌在美洲的所为也别无二致。”
格林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尔斯·格林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他说:“阿迪达斯将最新的工厂设在慕尼黑外,而不是在亚洲,以此来服务欧洲消费者。他们把工厂留在亚洲,面向亚洲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为应对市场做出了升级,将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变化。”
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和数字化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产品生产规模可以缩小,定制程度可以提高。
相比在中国制造数百万部手机的大型工厂,规模较小的本地工厂可以针对特定市场生产个性化产品。
格林表示,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再像过去那样具有竞争力,所以劳动力成本的均等化使这种情况发生可能性更大。然而,风险和可持续性也可能推动生产向区域化发展。风险在于将过多的生产能力投入到一个国家或地区。与此相关的是可持续性,不是在环境承受力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和经济层面。
不过,他也指出,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的20年里,中国已将自身打造得完全符合欧美品牌的需求。
格林说:“他们凭借灵活性、能力和技术,在中国建立了巨大的产能,以管理这些高度复杂的供应链。欧洲没有任何地方有能力或容量走同样的路。我们也不会那么做。一些中国企业很聪明地选择迁到越南或柬埔寨,但它们仍然是中国企业。按照目前的设计,要打破复杂的供应链极其困难。”
BIMCO的桑德说:“近岸外包在某些情况下的确有效,但仅限于有限范围的大宗商品。这部分商品要求对时间非常敏感,比如汽车零部件和服装,需要有准时交货的时间表。没有什么能够取代中国作为'宏伟而高效的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角色。”
格林说:“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浪潮将持续打击集装箱航运业。大多数航运公司都嗅到了这种趋势。马士基航运、达飞轮船以及日本和中国的航运公司的转型,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它们正在以重要参与者的身份深入供应链,因此它们正在扩大自己的物流活动。承运人通常是固定资产运营商,从固定资产运营商转变为软资产运营商或混合运营商并不容易。”
不过,桑德表示,人们有一种感觉,集装箱航运业可能从去全球化和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带来的低效率中受益。
桑德说:“如何提高效率一直是航运业自己最大的问题。一旦效率降低,运力就会受到限制。例如,当跨国企业把工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效率就会降低。这可能是行业唯一的一线希望。可能这会增加转运的时间,也可能会增加超大型集装箱船停靠的港口。在贸易网中引入更多的低效率因素将使同样的工作占用更多成本。不过,经济因素终将占据上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减少和生产地的距离,甚至把工厂移回国内。全球化目前的趋势只是顺着轨迹向下移动,哪怕这次全球化再次受到打击,也不会逆转。”
病毒大流行会终结全球化进程吗?
继2008年金融危机和9/11袭击之后爆发的疫情,给了民族主义理由,同时表现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然而,放弃久经考验的全球化模式的代价,将对已经在病毒手中承受巨大压力的经济体系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从长远来看,如果不能修复目前的自由贸易体系,其造成的经济后果可能比疫情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
关税的降低、贸易限制的减轻以及运输和通信领域的技术进步,导致世界非碳商品贸易在截至2019年的十年中从42亿吨增长到80亿吨。
全球化和流行病不是第一次对线了。例如,大约600年前在威尼斯采取了“检疫”措施。但是,航空旅行、互联网、贸易自由化和货运成本的下降,使得世界另一端的国家更容易受到极端性的健康或金融事件的影响。
继2008/2009年金融危机和9/11恐怖袭击之后爆发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再次给了民族主义理由,同时暴露出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
各国政府目前正忙于制定政策,保护本国公民免受冠状病毒侵害。然而,如果不能修复目前的自由贸易体系,从长远来看,其造成的经济后果可能比疫情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PATPP)等区域性贸易协定的出现,标志着全球贸易体系向一体化的反方向迈出了一步,并将对非伙伴国设置贸易壁垒,降低全球整体生活水平。
供应链也受到了疫情的干扰。跨国企业正在自己国内寻找替代供应商,为此他们必须接受更高的价格,从而有可能导致生活水平下降。降低对国际贸易依赖性的政治动力日益增强,供应商可能会因此而发生永久性的变化。
然而,对于各国政府来说,想要排除反对脱离自由贸易的声音,并说服选民这是一个更明智的行动,它们也需要认识到,结束自由贸易将带来多大的破坏。
但是,仅仅给自由贸易续命绝不是终点。它目前的一些特性需要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改革,这也是各国政策应对全球化及其不完善之处的需求。
削弱WTO作用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001年,当世贸组织成员国允许中国加入该组织时,西方经济体认为,中国将维持其成员身份,并加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为中国以及与之进行贸易的国家带来社会经济优势。
不可否认,中国对世界的开放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廉价的出口产品是降低西方经济体生活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让数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然而,中国还没有像2001年设想的那样,成为一个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经济体,而且只要中国政府仍在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未来也不太可能。
过去四年,中国一直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以使中国在与商业伙伴的关系中拥有更强的立足点,同时也削弱他们在贸易争端中进行报复的能力。
据彭博6月报道,继去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临时裁定败诉后,中国政府已在放弃争讼,形同为欧盟关税报复的行动打开大门。彭博撰文称,随着争讼的放弃,欧盟拥有了更大的法律确定性,可以用人为的高关税打击中国低价出口产品。文章指出,在欧盟加大努力限制中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行为之际,该决议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重大挫折。就在中国放弃争讼的同一天,欧盟宣布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努力,试图阻止中国政府向出口商提供补贴。欧盟27国还公布了一项保护欧洲企业不被中国收购的提案。

就中国而言,世贸组织规则难以执行的一个具体原因涉及到公共补贴。
危机是各国改革自由贸易运作体系的一次机会
尽管WTO允许各国政府对明确适用生产补贴的商品征收关税,但它不会允许国有金融机构给予低于市场利率的信贷等发放间接补贴。
许多西方人士认为,自由贸易的成本并没有受到挑战。争论的焦点是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这是一个长期的政治问题。
比如,与欧洲国家相比,自世纪之交以来,东欧国家的消费品出口快速增长,它们在总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相对保持在70%以上。
疫情以及限制性措施造成的供应链中断,造成基本商品和材料严重短缺,将全球贸易对远东工厂的"依赖"暴露无遗。这鼓励各国更多地考虑安全和自给自足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的想法。

然而,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也是绝不应该被忽略的。它增加了企业间的竞争,促进了创新和效率提高,同时维持了知识的扩散和资本的流动。消费者也会因商品的多样化和更多的选择而受益。
逆全球化就意味着拒绝这些积极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放弃现有网络和相关投资的成本本身就会对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经济体系造成进一步冲击,使情况变得更糟。
航运公司的合并和在远洋航线上部署更大、更高速的船只,使海运成本大幅降低,对全球经济有利。

全球贸易一体化程度降低可能会对国际海上运输水平造成严重影响,这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损害。
航运公司为适应贸易量的下降而减少提供的海运服务航线,可能会影响到采购国在洲际和区域内班轮的支线服务情况。
这可能会使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更加艰难。尽管放弃自由贸易是一个错误,但放弃利用这一危机时刻改革自由贸易运作的体系将失去这次机会。

资料来源:Lloyd’sList Jun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