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笔记：谁更当代

刚刚开始写作的最初几年，在与朋友谈论诗时，有一个话题总是被反复提出，那就是我们应该写现代诗。而在当时的认识中，我所理解的现代诗主要是指波德莱尔之后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因为那时我认为正是从波德莱尔开始，一种现代意识才出现在诗中。后来，在阅读了马拉美、叶芝、庞德、艾略特等人的作品，尤其是庞德与艾略特的诗后，我对现代诗的理解几乎是固定了下来——如果不在诗中更深入地揭示现代文明，主要是物质文明带来的人的处境的巨大变化，我们的诗很可能无法称之为现代诗。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的主导下，从八十年代开始，很长一段时期，在写作中我都把注意力放在由现代物质文明生成的物像上，希望通过运用语言对它们有所把握，并最终写出与我所理解的现代诗这一概念相称的作品。但近些年来，由于认识发生着变化，我感到不那么有把握了，开始怀疑自己对现代诗的理解是否正确。或者说在诗这一领域，是不是真正地有现代诗这样的东西，它真是存在吗？按理说，写诗的年头那么长，这样的问题不应该出现，但它却偏偏出现了，我感到自己再也难以把过去的诗与现在的诗做出时间意义上的分割。

到了现在，我意识到：尽管由于诗写作的语言、形式、方法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是在这些改变的背后，仍然贯穿着的是由人类生命最基本的形态所支撑的问题。这些问题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诗最终要抵达的仍然是与这些基本问题的纠缠。在这一点上我感到无论是古典时代还是现代，人类所能获得的答案并没有多少不同。所谓不同多半是表象上的不同，或者说问题生发的环境造成的不同。如此一来，当那些完成了对基本问题陈述的诗被写出后，它们实际上是在最基础的意义上完成了对时间和生命的超越，而获得了具有某种可以被称为恒定的本质的东西。

而既然是完成了对时间和生命的超越，那么又何谓现代诗或不现代诗呢？它们都应该只有一个称谓：诗。到了如今，要是有人对我说谁的诗比别人的更现代，我已经很难承认。举例说，杜甫的诗真的没有徐志摩，华兹华斯的诗比奥登的诗的现代吗？从表面看好像是这样，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情况又似乎并非如此。在我的眼里，无论在什么时间阅读杜甫和华兹华斯的诗，都能感到它的巨大力量，而且这种力量直接进入内心，让人感到他所使用的是绝对的，永远让人感到最好的语言，其叙述的基本问题亦是关于生命与时间关系这样的人类永远必须面对的问题。还有就是像杜甫和华滋华斯这样的诗人，任何时候读他们的诗，感到的仍然是在细致的抒情后面隐含的对人与世界的深刻理解。

在诗歌写作这个领域，有人爱用“过时”来评价诗，但无论是杜甫，还是华滋华斯，所谓的过时现象并不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阅读他们，让人感到的都是最伟大的作品具有的那种征服人意识的力量。如果真的诗有“过时”这样一说，我只能认为如此的说法所笼罩的是那些写作没有达到“经典”，即没有真正获得诗歌的“绝对性”这一层面上的诗人，正是他们需要依靠所谓的可以被辩认的外在的诗歌形式来确证自己作品的有效性。而达到了“经典”的诗人根本不需要这个。得到了这样的认识，我感到很高兴。至少它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让我在写作中不再总是想到“创新”。而是觉得诗应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就是说：诗歌解决的是诗歌自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