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异地双军人谈恋爱 ——红线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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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院，那事

——北京复兴路83号往事（三）红线传情

1976年春，我在舟山基地高炮四团任宣传干事时，与舟山基地413医院护士李萍确定了恋爱关系。1976年底，我即赴京任职。正在热恋之中的青年，一下子分隔千里，那种思念是可以相象的。那时也无手机、电脑，除了传统的写信方式外，最快、最直接的联系方式就是电话。由于双方都是军人，可以通过军线联系。我在北京机关工作，向部队打电话比较方便，困难的是时间把握。我天天常日班，李萍是医院护士，天天三班倒，时间不确定；而且我白天上班打电话也不行，只能在下班之后或是晚上。我们约定，由李萍每次来信提前告知她在医院下一周的晚上上班时间，然后我在她值夜班时打去电话。

夜晚熄灯之后，办公室里静悄悄。我开始打电话，要长途台，告知要“海军舟山基地”。总参的总机话务员出来了，要济南，要南京，要上海，要宁波，要舟山。我在耳机里听了一路，情随电波飞越千里。待舟山基地总机话务员出来问，“要哪里”时，我才答话，“要413医院”，然后是医院总机，我再“要妇产科”。

这时，才有一个熟悉的女声响起，她准时候在电话那头了。听到恋人的声音，我仿佛看到了她的羞涩与嗔怪，闻到了她那乌黑的秀发散出的特殊气息。我俩互诉思念，互问冷暖，互述忧乐。

我俩兴奋地回忆着在舟山接触的点点滴滴，但到关键处又欲言又止。有时她会因诉说思念而强忍饮泣，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了，虽隔千里，我也感到了那泪烫在我的心里。我觉得自己的安慰都显得苍白无力，有时也会握着听筒，在心里与她一起流泪，直至最后挂线。我们其本上每月都会通一次这样的电话。在约定下次通话时间之后，每天都是期盼。在那天到来之前，我要提前安排好工作，确保那天晚上不加班。有一次在我们约定时间里，本来是无加班任务的。临下班时，我正准备去食堂吃饭，然后回来再打电话。哪知部长接到了总政的一个紧急电话，是我们早晨报送的简报，总政有关部门相当重视，现要求紧急补充学员对相关选题的思想动态。部长决定我和另一名干事马上加班。我俩立即分头赶去学员队调查了解。当天晚饭后加班撰写后续情况报告。部长也一起加班。直到晚上10点左右才完成。这次加班错过我与李萍的相约时间。第二天我即写信去解释，并再约下次通话时间。这种等待，甚或错过相约的期盼过程，也是一种培育爱情的过程，会使我感到生活的充实而饱滿。“距离产生美”，诚如斯！现在看有些电视相亲节目，不少小青年在选择相亲人选时，往往太注重两地问题，而放弃了更加适宜的人选。这到底是时代的进步，抑或感情的退步？真正令人忧虑呵。

在千里电话传情的日子里，我常常会想起舟山基地宣传队的一个节目: 《红线连北京》。此前，我曾在舟山基地宣传队担任过创作员，创编过这个反映军队海岛长途电话台女兵生活的表演唱节目。剧中有多处表现从舟山基地打电话向北京总部汇报军情与成绩的情景。女兵们在舞台上扇形排开，“我是舟山”、“我是上海”、“我是南京”、“我是济南”、最后“我是北京”！一地地银玲呼叫，一地地快乐接转，观众的心也在随着电波前行，直达人人向往的北京。这种感觉是新鲜和奇妙的。李萍也曾参加过舟山基地宣传队，也演过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后来成为舟山基地宣传队的传统保留节目，每届宣传队成立都会重演这个节目。如今我与她两地相隔，她在舟山，我在北京，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沟通情感。所不同的，是我从北京去呼叫她(舟山)。冥冥中，我就觉得，这正是《红线连北京》的姻缘。 想起这个事，心中就十分感慨。

我俩的红线情缘，一直持续了近8年。整整一个“抗战”的时间。其间，1979年初，李萍赴京探亲，我们在北京登记结婚。为什么选择在北京登记?  因为那时我们都很看重“北京”二字。虽然那时结婚证上盖的戳儿还叫“革命委员会”，留有“文革”的印记，但毕竟皇城根下含金量高啊。我俩办证之前，本想在北京暂且保密，因为婚礼要回家乡去办，过后回来再请大家吃喜糖。

哪知负责开具单位单身证明的组织部邬干事(上海人)，那天故意把开好的证明举在手里，然后玩笑地大声说，“你结婚是喜事儿啊，有什么好保密的？你不会舍不得发喜糖吧？” 一下子组织部人都知道了，这事就在政治部里传开了。我的脸涨得通红，忙说，“一定发糖！一定发糖！”拿了证明就奔下楼去。当天我和李萍到海淀区领证后，就去前门买了一大包糖在政治部里撒出去。部里李干事一边吃糖一边问我，“你们是怎么恋爱的？” 未待我开口，好友裘干事是知道这事的，他抢着说，“紅线连北京呗！” 后来 ，每每下班时，间或有人会对我笑说，“小杨子，今晚是不是又要打电话了？你应该给总机发糖噢。哈哈哈！”